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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到期大潮將至 監管部門推市場化債轉股緩釋壓力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8月06日 16:11   北京新浪網

  時代週報

  [摘要] 據標準普爾估算的數據,今年國內信用債券到期金額爲4.3萬億元人民幣。若所有可回售債券都在第一個行權日行使,實際到期規模可能升至5.3萬億元人民幣。

  進入下半年,債務違約依舊“風繼續吹”。

  數據顯示,截至7月31日,今年共發生31起債券違約事件,債券餘額合計321.27億元,涉及16個發行主體。

  據全球知名的評級機構標準普爾估算,今年國內信用債券到期金額爲4.3萬億元人民幣。而由於許多在國內銷售的債券都附有可回售權利,允許投資者在預定的時間取回資金,若所有可回售債券都在第一個行權日行使,實際到期規模可能升至5.3萬億元人民幣。

  “出現違約潮的原因主要在於貨幣政策趨向穩健中性以及嚴監管導致融資渠道變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企業債券違約其實是結構性去槓桿的結果之一,是市場出清的一種方式,這種情況在下半年依然會繼續發生。

  債券市場風起雲涌,如何處置這些到期債券及防範違約風險?

  6月24日,央行定向降準7000億元,其中5000億元瞄準債轉股。6月29日晚間,銀保監會以規章的形式,正式發佈了《金融資產投資公司管理辦法(試行)》,對市場化債轉股細則進行了規定,市場化債轉股落地政策終於明晰。

  債轉股是指將銀行與企業之間的債權關係轉變爲股權關係。對銀行而言可以降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對企業而言債轉股意味着企業所有者權益上升,債務下降。債轉股可以大幅降低企業負債率,盤活銀行不良資產。

  在債券違約愈演愈烈的今日,一行兩會加速債轉股落地,市場普遍認爲其期望通過債轉股以控制違約率。但交通銀行(港股03328)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接受時代週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債轉股”雖然已經具備基本實行條件,但仍處於初步推進階段,需要對具體推進模式和流程進行探索。

  “實際到期”債券大潮將至

  “與一般的貸款違約不同,債務違約所帶來的可能是導致災難後果的多米諾效應。”在廣東佛山一家國有銀行任職管理層的周同(化名)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雖然同爲債權債務關係,若是貸款的形式,企業可與出借銀行商議,避免較大震盪。但債券市場違約,哪怕只出來很小額度的賣量無人接盤,價格信號會通過市場迅速傳遞,可能刺激越來越多的拋盤,造成連鎖反應。

  不少業界專家均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債券違約潮的影響範圍,違約潮將有可能成爲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導火線。

  標準普爾在日前發佈的報告《債券結構特徵加劇中國企業違約風險》中稱,下半年國內實際到期債券規模可能升至5.3萬億元人民幣,面臨“實際到期”債券猛增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所謂的實際到期債券,不僅包含原本到期債券外,也包含有回售條款,即投資者可以在事先約定期間要求企業提前還款,具備行使回售權資格的債券。

  標準普爾在報告中指出,在利差擴大與違約風險增加的大背景下,投資者持有高風險的企業和債務的意願將會下降,行使回售的意願會增強。

  “這意味着企業面臨的資金壓力將會變得巨大。”在珠三角某上市公司任職財務總監的徐建峯(化名)告訴時代週報記者,目前他的公司在下半年有接近5000萬元的包含回售條款的債券到期,目前他們仍然在爲籌措資金而努力。

  根據標準普爾的測算,這些包含回售條款的債券在今年的餘額總量高達1萬億元,比2017年同期的3130億元,增幅達到223%。

  “‘債轉股’是在資金緊張的情況下穩定處理到期債券的有效辦法。”周同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在目前防控金融風險的大背景下,以市場化的方式實現“債轉股”是避免引發債務違約的最好方法。

  從“政策性”到“市場化”

  債轉股在國內並非新生事物,但實現債轉股從政策導向轉爲市場導向,金融市場依然處於摸索階段。

  從歷史上看,我國有兩輪債轉股:第一輪是在1999年末,爲剝離處理銀行體系鉅額不良資產,國務院在借鑑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相繼成立4家資產管理公司(AMC),主要負責收購、管理、處置相應國有銀行所剝離的不良資產。在此次債轉股的過程中,政府對債轉股企業的選擇以及債權轉讓定價有主導權:以財政部成立四大AMC接盤銀行債權,全程政府主導運作、有明確的政策目標;第二輪是2016年10月國務院發佈《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我國市場化債轉股開始啓動,到目前正不斷完善。

  周同在採訪中對時代週報記者指出,政策性債轉股最大弊端在於政策導向而導致資源錯配,雖然國有銀行剝離了不良資產,但這部分的不良資產最終是由AMC以及背後的政府部門進行消化。

  市場化的債轉股始於2016年10月。當時,國務院發佈《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槓桿率的意見》及附件《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明確銀行債權轉股權應遵循法治化原則,按照市場化方式有序開展,由此宣告市場化債轉股拉開序幕。

  而隨着政策從降槓桿向穩增長轉向,近期一系列定向激勵措施出臺,推動本輪市場化“債轉股”走上“快車道”。

  以工商銀行(港股01398)的債轉股推進情況爲例,目前該行已經與33家企業簽署總金額近4000億元的“債轉股”業務框架協議,推進22家企業500多億元“債轉股”項目實施落地,有效促進投資標的企業平均降低資產負債率超過10個百分點。

  “從去槓桿角度看,債轉股在實際操作中有它的獨特作用。”周同告訴時代週報記者,在目前企業金融槓桿仍然較高的情況之下,通過“債轉股”能夠發揮銀行系投資機構瞭解企業的優勢,快速降低實體經濟槓桿率,精準有效防範化解風險。

  資金籌集仍存難點

  雖然債轉股進行得如火如荼,但對於通過債轉股去緩釋資本壓力仍然存在難點。

  根據中信證券(港股06030)發表的研究報告,截至5月,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債轉股”項目簽約金額共計約1.6萬億元,但落地金額共計僅有約2300億元,落地率僅爲14%。

  “債轉股的資金來源比較缺乏。”周同告訴時代週報記者,雖然市場化“債轉股”政策在不斷完善和推進,但由於部分配套支持政策尚未落地,“債轉股”資金籌集仍存在融資難等問題。

  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看來,“債轉股”的資金需要有三大特點:期限較長、風險承受能力較強、成本不能太高。

  “這部分的資金此前不少是通過銀行理財,但現在一方面銀行理財成本上升,另一方面資管新規下限制期限錯配,理財資金期限一般較短,很難滿足債轉股的資金需求。”曾剛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曾剛建議,除常規的定向降準和拓寬“債轉股”子公司資金來源兩種方式,政策還應考慮對“債轉股”專項產品提供更爲明確的激勵制度安排,以吸引更多的市場化資金參與。

  作爲國有銀行的管理者,周同對於“債轉股”的高風險權重,有着自己的擔憂:“目前監管部門對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極大地限制了銀行實施‘債轉股’的積極性。”

  據周同介紹,參照《巴塞爾協議》相關規定,銀行集團及其實施機構主動持有工商企業股權時風險權重爲1250%,被動持有的股權兩年內風險權重爲400%,兩年後爲1250%。而普通貸款風險權重僅爲100%,過高的資本佔用將使債轉股業務無法滿足必要的資本回報要求,難以通過銀行表內自有資金落地實施。

  而作爲實踐機構,徐建峯認爲,目前他們所接觸到的“債轉股”方案更多是以“發股還債”的方式存在:銀行尋找合適的標的企業,入股,由其償還其他債務。

  但徐建峯也有他的困惑:通過“發股還債”,需要既是經營良好,又剛好是槓桿過高的企業,但這類企業在市場中,到底能有多少?而對於其他未能符合要求的企業,債轉股又能怎樣落地?這些還待實際操作中進一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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