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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城市三角形: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主引擎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0月30日 19:02   北京新浪網

  來源微信公衆號:張明宏觀金融研究 

  注:這是平安證券宏觀團隊“新時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系列研究的收官之作。將我們對未來中國區域增長極的看法濃縮爲五個城市三角形,並從功能定位、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房地產等角度指出了潛在投資機會。我們就上半年的中美貿易戰專題之後,花了半年時間來做這個專題研究。目的是爲了在內外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市場悲觀預期濃厚的背景下,以穿越週期的視角來檢視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爲市場注入新的正能量。歡迎朋友們關注、評論與轉發!

  引言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其實也是特定區域率先發展與崛起、再帶動其他區域實現協同發展的歷史。“八十年代看廣州,九十年代看浦東”,這句市場流傳甚廣的話就清晰地刻畫了有關歷史進程。然而,在珠三角、長三角陸續崛起之後,儘管中國政府也陸續提出了京津冀一體化、重振東北、中部崛起、西部大開發的區域性概念,但這些區域的發展軌跡距離珠三角與長三角依然有不小的差距。事實上,中國內陸地區與沿海地區的差距,並不亞於中國經濟與越南、印尼等東盟經濟體的差距。在宏觀經濟增速趨勢性下降、增長效率持續低迷、國際貿易摩擦與地緣政治衝突持續上升的大背景下,如何重新激活中國新一輪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促進中西部地區經濟與東部地區經濟進一步融合,消除區域之間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壁壘,鍛造交易成本更低的全國大市場,這既是中國經濟確保持續增長、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進一步煥發消費引擎活力、推動消費持續升級的重要舉措。正式基於上述考量,平安證券宏觀團隊在過去半年內,以“新時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題目,完成了五篇重磅專題報告,分別研究了當前中國最有代表性和發展前景的五大重點區域: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區。而我們這篇報告,是本系列研究的最後一篇報告,也是把之前五篇報告的精華部分糅爲一體的濃縮摘要。我們試圖以這個市場領先的系列研究報告,來推動中國資本市場持續關注中國經濟正在孕育的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爲當前內外環境不確定性上升、資產價格波動性加劇的悲觀情緒中,注入新的正能量。

  上述五個重點區域,每個地區都由三個重點城市組成核心城市羣:大灣區的廣州、深圳、佛山;長三角的上海、杭州、南京;京津冀的北京、天津、雄安;中部的合肥、鄭州、武漢;西三角的成都、重慶、西安。爲方便描述,我們分別稱其爲珠三角、長三角、京三角、中三角和西三角。每個城市三角中,都有一個製造中心、一個金融中心、一個研發中心,三者構成有機互補,並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有趣的是,如圖表1所示,京三角、長三角、珠三角由北向南一路排開,類似於一張弓的弓背,西三角、中三角與長三角沿長江由西向東一路延伸,類似於一隻在弦的箭。新時代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五大核心區域,正在彎弓搭箭,將會助力中國經濟新的騰飛。

  我們認爲,城市化而非城鎮化,纔是順應市場潮流、節約資源型的大方向,在中國政府限制特大城市發展的背景下,城市羣似乎就成爲唯一可行的選擇。這五個城市三角是沿海開發戰略與長江經濟帶戰略的有機結合,符合未來通過城市帶來進行城市化的戰略導向,符合資源集聚的需求。

  本篇報告是新時代區域經濟一體化系列研究的總結篇。主要在此前五篇專題報告的基礎上,總結、對比和分析五個城市三角的經濟現狀和發展方向,以探尋中國經濟未來發展過程中的機遇所在。本篇報告分爲以下幾個方面內容:第一部分通過回顧1978年至今五大城市羣的政策規劃文件,總結和對比了五大城市羣的歷史發展情況;第二部分主要從人口與增長、產業結構、財政實力和地產價格等四個方面,對比了五個城市羣的經濟概況;第三部分從自然條件、地理位置、潛在實力等三個方面,對比了五個城市羣的資源稟賦狀況;第四部分主要總結了五大城市羣的經濟與資源優勢,參照國際城市羣經驗分析了五大城市羣的定位特徵,並梳理了各城市羣的產業和房地產投資機會;第五部分是總結,展望了五大城市羣作爲未來中國經濟的五大增長極,其各自的定位與發展方向。

  一、歷史背景:重東部輕西部,重沿海輕內陸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都有進行區域發展規劃的慣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針對五個區域都曾出臺過一系列的區域發展規劃,以劃定該地區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方向。我們首先總結1978年至今五大區域的相關政策規劃文件,簡單回顧五大城市羣自改革開放至今的歷史發展情況。

  珠三角發展最爲領先,政策與地理優勢得天獨厚。從1978年廣東省率先放開價格管制,到1979年深圳、珠海、汕頭成爲首批經濟特區;從80年代廣東的政治體制和流通體制改革,到90年代粵港澳“前店後廠”貿易合作模式;珠三角一直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也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排頭兵。毗鄰港澳的地理位置優勢和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使其獲得了近三十年的快速發展;21世紀以來“騰籠換鳥”“鳳凰涅槃”戰略又促進了其產業結構轉型,傳統服務業得以迅速培育;近年來政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則有望助力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引領新一輪的改革開放。

  長三角緊隨其後且發展勢頭迅猛。80年代上海經濟區的設立是區域經濟協作的有益嘗試,但其會議協商的性質限制了其跨區配置資源的能力;90年代初浦東開發開放成爲長三角區域經濟起飛的突破口,這一時期的證券市場開放、金融體制改革、FDI投資熱均表明上海改革開放步伐的加速,對周邊地區的溢出效應也在逐漸凸顯;進入21世紀,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推進,主要領導互訪、市長會議等起到了良好的協調作用,區域內基礎設施建設表現突出;近年來,覆蓋到2030年的長三角城市羣遠期發展規劃,更是賦予了長三角建設成爲世界級城市羣的新使命。

  京三角先天不足後程發力,雄安新區頗具想象空間。京津冀地區在80-90年代期間一直圍繞“環渤海經濟區”概念有鬆散的區域協同合作,但成效並不大。直到2000年吳良鏞提出“大北京規劃”,才爲京津冀一體化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此後,政策層面的規劃又經歷了漫長過程:2004年正式啓動京津冀都市圈建設規劃的編制工作,2012年“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及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和首都經濟圈,而直到2015年《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才宣告出臺。總體而言,京津冀地區相較於珠三角和長三角存在明顯的先天不足,政策規劃滯後、區域環境相對惡劣、首都經濟對周邊的虹吸效應均成爲京津冀地區協同發展的掣肘。不過,2017年中央提出建設雄安新區並定位爲“千年大計”,其重要性與珠三角的深圳特區和長三角的浦東新區並列,意在打造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重振北方經濟;也爲京津冀地區的後來居上、實現中國區域經濟的南北平衡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間。 

  西三角得益於西部大開發戰略,規劃按部就班。西三角的發展較上述三個地區更晚,且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區域政策目標從“以經濟效率爲中心”轉向“注重效率、兼顧公平”,並明確指出要扶持西部發展。2000年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後,每一個五年規劃均爲西三角提供了循序漸進的發展路線和政策支持,西部地區經濟實力整體增強。進入“十三五規劃”之後,西三角地區的戰略地位得到進一步提升:其承擔了“建設內陸開放高地”的功能;試點了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成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合作的窗口;還在川渝設立了第三批自貿區。未來“西三角經濟區”有望繼續引領西部地區的發展。

  中三角起步最晚,政策支持力度相對較弱。中三角地區在建國初期曾因全國均衡佈局的發展戰略短暫地成爲全國重點建設區域;但1978年改革開後之後中部地區成爲經濟政策的“邊緣區”,並無明顯政策優勢;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戰略正式實施,中三角的經濟發展增速纔開始顯著提高。近年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2016至2025年)》進一步提出了中部地區“一中心、四區”[1]的定位,加上其橫貫東西、連接南北的地理位置優勢,切合了高鐵時代及國家“八橫八縱”鐵路交通規劃的需求,中部地區正變得越來越重要。

  總體而言,過去40年五大城市羣政策支持和經濟發展的情況顯示,我國的區域經濟規劃存在重東部輕西部,重沿海輕內陸的特徵,這與中國經濟長期的外向型特徵有關,也與五大經濟區域本身的資源稟賦優勢有關。區域自身的特徵與政策支持的差異,客觀上造成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NASA夜間燈光示意圖明確地刻畫了這一特徵。

  [1]全國重要先進製造業中心、全國新型城鎮化重點區、全國現代農業發展核心區、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全方位開放重要支撐區

  二、五大城市羣的經濟概況梳理

  本章將主要從人口與增長、產業結構、財政實力和地產價格等四個方面,對比了五個城市羣的經濟概況,刻畫城市羣發展的現狀與優勢。

  2.1總體狀況: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

  土地和人口是影響城市羣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從區域面積來看,珠三角面積最小,中三角、京三角、長三角大體相當,西三角面積最大,主因重慶行政區域面積較大。從人口特徵看,西三角人口總量最多,中三角最小;城市人口密度排名前三的是京三角、長三角和珠三角,其中珠三角雖然常住人口總量不大,但土地面積較小導致人口也較爲稠密。

  總體而言,京三角、長三角、珠三角三個“老牌”城市羣的人口總量居中,但人口密度都較大;西三角人口總量和麪積均居首,人口密度適中;中三角人口總量和密度均最低。

  我們首先使用2017年的GDP數據來對比區域經濟的總體發展狀況。從經濟總量看,長三角與珠三角經濟總量最大,都在5.5萬億左右;京三角次之,主要是受到雄安新區的拖累,京津兩地經濟總量即接近5萬億;西三角GDP總量4萬億左右排名第四,中三角GDP總量最小。從人均GDP看,珠三角最富(15萬元/人),長三角次之(13萬元/人);中三角得益於人口總量偏小,以人均GDP10萬元/人左右排名第三;西三角和京三角人均GDP在10萬元以下。五個城市羣的人均GDP水平均高於全國水平。

  進一步回顧過去20年來五個城市三角的經濟發展趨勢:GDP總量排序自2000年至今保持不變,長三角>珠三角>京三角>西三角>中三角;人均GDP排序則有所變化,珠三角、長三角始終居前,京三角由2000年排名第三降至當前的第五,主要也是受到雄安發展的拖累;中三角和西三角人均GDP分別在2005年和2010年左右超過京三角,目前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四。

  因此,從五個城市三角的經濟整體實力看,長三角和珠三角在經濟總量與人均GDP上均排名前列,綜合實力最強;京三角經濟總量排名第三但人均GDP墊底,主要受到仍在建設當中的雄安新區的拖累,也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區域內發展的不平衡;西三角經濟體量與人均GDP均排名第四,顯示西部地區經濟實力在全國仍然靠後;中三角經濟體量較小,但人均GDP水平較高。

  2.2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

  我們從產業和需求兩個方面來分析五個城市三角的經濟結構狀況。

  1、產業結構

  工業發展是體現一個城市實體經濟“硬實力”的重要指標。從GDP的工業分項看,珠三角工業實力最強,長三角次之,西三角排名第三,中三角和京三角工業總量相對較低。2000年至今,五個城市三角的工業體量排序發生了較大變化。2000年,長三角>珠三角>京三角>西三角>中三角;2008年珠三角工業體量超過長三角居於首位,並在此後保持領先;西三角和中三角工業體量分別在2015和2017年超過京三角,分列三、四位。京三角的工業總規模在2015-16年前後基本走平,考慮到京津冀地區鋼鐵企業的集中分佈,這顯然是受到供給側去產能、環保限產等產業政策的影響。

  服務業發展則體現了一個城市經濟結構轉型的進程,以及新興經濟活躍的程度。從GDP的第三產業分項看,服務業最爲發達的是長三角,京三角次之,珠三角第三,這與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發達的服務業及其外溢效應有關;西三角和中三角兩個內陸城市羣第三產業發展相對較慢。2000年至今,五個城市三角第三產業的排序保持不變,且近年來第三產業的體量均呈現快速擴張的格局,這也符合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方向。

  總體而言,珠三角與長三角的工業和服務業實力均較強;京三角兩者表現分化,工業近年來受到供給側去產能和環保限產政策的負面影響,但服務業實力領先;西三角工業發展迅速,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中三角整體狀況最差,工業與服務業實力均較弱。此外,如果用工業GDP/第三產業GDP來衡量該區域的工業依存度,可以發現京三角、長三角工業依存度較低,珠三角、西三角居中,而中三角的工業依存度最高。

  2、總需求結構

  我們從投資、消費和淨出口三個方面來考察五個城市三角的總需求結構,大致有如下結論:

  第一,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增長的投資依賴程度越低。例如,珠三角、長三角和京三角的固定資產規模偏低,在GDP中的佔比也僅在30-40%左右;而中三角和西三角的投資在GDP中佔比高達70-80%。可見,在區域經濟的發展初期,仍然是與投資拉動爲主;隨着經濟發展程度提高及產業結構調整加快,投資在增長中的重要性在逐漸降低。

  第二,消費對增長的貢獻度各城市羣差異不大。五大城市羣社零規模有所分化,但主要是受到經濟體量的影響;社零規模在GDP中佔比均在30-40%左右的水平。消費的地區差異較小,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的整體消費層次仍然不高:中低端消費、必需品消費爲主,高端消費、非必需消費不高,因而造成經濟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消費對GDP貢獻度未有明顯差異。這實際上也是資本市場此前高度關注消費升級概念的重要原因——中國的消費升級仍有很大空間。

  第三,沿海城市出口優勢明顯,內陸城市外貿弱勢。對外貿易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相當顯著,位於沿海的珠三角和長三角出口與進口規模均領先,而位於內陸的中三角和西三角進出口規模均較小。京三角的情況較爲特殊,出口較弱但進口規模巨大,這與我國的外貿結構和當地的產業結構匹配程度有關:我國出口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爲主,但京三角以大型工業企業爲主(例如鋼鐵);我國進口以大宗原材料爲主,則符合京三角工業企業的生產需求。

  2.3財政實力:收支差額與債務壓力

  一個城市政府的收支與債務壓力狀況,能夠從側面反映該城市的經濟發展狀況(尤其是稅收),同時也決定了其地方經濟的調控空間及產業政策的支持力度。從財政收支規模看(2017年),五大城市羣財政收支規模的狀況與經濟實力基本一致,長三角、京三角、珠三角排名靠前,西三角、中三角相對較低。除此之外還有幾點特徵:其一,京三角GDP與經濟實力弱於珠三角,但財政收支均高於珠三角,這可能與京三角地區的企業總部註冊數較多、稅收徵管水平較高、甚至房地產限購政策(五年社保及個稅)有關;其二,西三角地區財政收入與中三角相當,但財政支出大幅高於中三角,主要是由於西三角城市中重慶的財政支出偏高造成;其三,除中三角有173億元左右的收支盈餘之外,其餘城市羣財政收支均有不同程度的缺口。

  由於數據限制,我們考察各城市羣所在省份的債務率情況:①儘管珠三角財政收支負缺口較大,但其所在的廣東省政府債務率是五個城市羣中最低的,說明廣東省整體債務狀況良好;②長三角和京三角城市羣債務率也不高,普遍低於20%;③中三角平均債務率與京三角相當,但內部分化顯著:安徽省債務率偏高,河南與湖北省債務率較低;④西三角債務率整體較高,三個城市政府債務率均高於20%,其中陝西省以25%左右居於五個城市羣省份的首位。

  2.4地產價格:住宅均價與走勢特徵

  房地產價格與一個城市的經濟實力、人口流動、公共服務資源、居民收入水平等密切相關,也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

  從城市住宅均價看,五個城市羣明顯分爲兩個梯隊:長三角、京三角、珠三角是第一梯隊,城市羣住宅均價在3萬元/平方米左右,其城市羣內部分化也較爲顯著,北上深三個一線城市獨佔鰲頭,廣州、天津、佛山等準一線和二線城市的房價則相對偏低;中三角和西三角是第二梯隊,住宅均價在1萬元/平方米左右,中三角各城市的房價最爲平均,都在1.1萬元/平方米左右;西三角則有一定差異,成都1.5萬元/平方米的房價相對領先,而西安則住宅均價最低。

  從房價趨勢看(2010年以來),長三角、京三角、珠三角的平均房價在過去近二十年來持續高於中三角和西三角,並且這個差距在本輪房價上漲週期開啓之後(2015年之後)又進一步拉大。自2016年930房地產調控政策收緊之後,珠三角的房價是第一梯隊中控制得最好的,均價基本走平;長三角和京三角房價在震盪中仍有一定程度的攀升;中三角的房價增速也是在930之後即出現了顯著回落;西三角則是在2017年下半年纔出現比較明顯的增速回落。

  三、五大城市羣的資源稟賦對比

  本章我們從資源和環境的自然條件、交通和港口的地理位置、以及科技和金融的潛在實力等三個方面來分析五個城市羣的資源稟賦情況。

  3.1自然條件:資源和環境

  自然資源總類繁多,五大城市羣的氣候資源、水資源、土地資源、生物資源、礦產資源等特徵也各不相同;但由於無法量化,我們在此不對其做橫向比較。

  我們可以對比五大城市羣的空氣質量狀況來大體比較其環境條件。從空氣質量綜合指數來看,京三角空氣質量最差,中三角、西三角次之。這一方面受到產業結構的影響,例如京三角地區重工業爲主,污染較爲嚴重;另一方面也有氣候和地形的原因,例如西安南靠秦嶺阻擋了污染物擴散,川渝盆地地形與少風的氣候也影響了空氣流動。總體看,五大城市羣中,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環境條件相對較好。

  3.2地理位置:港口和交通

  在交通方面,五個城市羣地理位置的差異和優勢是非常顯著的:京三角、長三角、珠三角位於沿海地區,都存在具備國際水平的港口羣,成爲中國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的窗口。而中三角、西三角地處內陸,但其縱貫南北、連接東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天然具備成爲鐵路交通樞紐的優勢;尤其是中三角的鄭州和武漢,在我國“八橫八縱”的鐵路規劃中佔據了重要地位。

  3.3潛在實力:科技和金融

  如果說工業增加值是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硬實力”的話,科技和金融則是支持實體經濟的“軟實力”。

  從金融業數據來看,京三角、長三角和珠三角的金融業GDP規模顯著高於中三角和西三角;但金融業在GDP中佔比的差異則相對較小,長三角、西三角、京三角金融業佔比偏高(超過10%),珠三角和中三角偏低,但也在9%左右。綜合考慮金融業規模和佔比,長三角、京三角在金融業方面的優勢較爲突出。

  科技實力則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指標來衡量:從R&D經費來看,長三角最高,京三角和珠三角次之,中三角與西三角偏低,但數據受到各省經濟體量本身差異的影響;若考察R&D經費投入強度(R&D經費佔主營業務收入比例),則京三角最高,長三角、珠三角次之,仍然是西三角與中三角偏低。從各城市高新區企業數量看,京三角遙遙領先,這主要得益於北京市的高新技術企業優惠政策及首都政治中心的獨特優勢,長三角和西三角分列二三位,中三角最低。從高校數量看,西三角和中三角最高;長三角和京三角次之,但其優質教育和科研資源(211高校)優勢突出;珠三角高校在數量與質量上都相對落後。

  總體而言,京三角和長三角在金融和科技綜合“軟實力”上表現凸出,金融業GDP佔比、R&D經費投入強度、高新區企業數、優質高校數量均排名居前;中三角和西三角所代表的內陸地區後備科研實力亦不容小覷;珠三角則在高校資源上有所欠缺。

  四、五大城市羣競爭與合作展望

  本章參照第二、三章的分析,總結了五大城市羣的經濟與資源優勢;參照國際城市羣經驗分析了五大城市羣的定位特徵;並梳理了各城市羣的產業和房地產投資機會。

  4.1 五大城市羣的經濟與資源優勢圖譜

  我們將前述的經濟現狀和資源稟賦指標進行總結排序,分三個方面總結五大城市羣各自的核心優勢,並通過雷達圖進行對比分析。

  在經濟總體狀況方面,長三角綜合經濟實力最好,經濟總量、財政支出、房價均排名第一,人口密度、人均GDP靠前,債務壓力適中;珠三角次之,優勢主要在於人均GDP所代表的經濟增長效率和質量較好,另外政府債務壓力較小;京三角各方面分化明顯,政府支出規模較大,因而政策支持效率較高,但人口密度較大而平均房價較高,人均GDP顯著偏低;中三角和西三角整體實力較前三個城市羣有顯著差距,西三角各方面均不突出,中三角優勢在於人均GDP較高,政府債務壓力較小。

  在經濟結構方面,我們從生產端和需求端兩個角度觀察:長三角服務業與消費領先,珠三角工業與出口領先,京三角沒有特別突出的優勢,服務業相對靠前;西三角投資與農業領先,消費也較爲靠前;中三角整體偏弱,經濟結構與西三角有相似之處,投資與農業有相對優勢。

  在資源稟賦方面,長三角的金融實力、科研投入與港口運力均領先,也具有一定的後備科研實力;珠三角環境質量最好,港口運力有明顯優勢,科研投入也較大;京三角鐵路運力和科研實力顯著領先,金融實力與科研投入也排名靠前,環境質量是最大短板;中三角鐵路運力排名靠前,可見地理位置決定了交通是其最大的優勢;西三角在後備科研實力、鐵路運力方面有一定優勢,金融實力略好於中三角。與綜合經濟實力相比,各城市羣的資源稟賦優勢差異較爲明顯,這也爲推進五大城市羣之間的協同合作創造了條件。

  4.2 五大城市羣的國際經驗對比借鑑

  根據前文的分析,綜合考慮五大城市羣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和資源稟賦優勢,我們可以參照國際著名城市羣的經驗對其進行定位。長三角可對標紐約城市羣,兩者同樣綜合實力強大,科技、金融、外貿等方面均發展成熟;珠三角可對標舊金山城市羣,其以硅谷爲代表的高新科技創新及周邊地區的產業聚集,爲深圳及周邊科技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樣板;京三角可對標韓國首爾都市圈,其中世宗市的遷移和建設經驗可以爲雄安新區提供參考;中三角可以對標同樣未處於沿海地區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羣,其交通建設和產業多元化發展方向是中部地區借鑑的對象;西三角與中三角類似,其更加互補的產業和資源結構,可以結合美國東北部城市羣的產學研結合經驗。

  1、長三角VS紐約城市羣——綜合實力強大,引領經濟轉型

  長三角是在中國領先開發且發展較爲成熟的沿海城市羣,在我國五大城市羣中綜合實力突出,在國際上與之有可比性的就是美國紐約城市羣。對於長三角而言,最值得借鑑的是紐約城市羣如何利用全方位的綜合優勢,站在時代前列,引領全國的技術革新。

  紐約都市圈在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在美國整體經濟發展變遷的關鍵節點,都發揮了引領經濟轉型與技術變革的作用。19世紀中葉,美國開始工業革命之後,紐約製造業順應時代發展而迅速壯大,成爲美國第一製造業中心;20世紀70-80年代,美國在經歷滯漲後依據里根經濟學的指導,放鬆了產業政策管制、鼓勵創新與新技術發展,紐約城市羣也開始向服務業轉型,併成爲極具輻射力的服務業輸出中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着以信息技術爲主要推動力的“新經濟”的發展,波士頓作爲紐約城市圈的科技中心引領了信息化浪潮,電子通訊業、計算機制造業和生物技術等部門迅速興起,成爲這一地區支柱產業。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結構性調整的關鍵階段,長三角城市羣應當充分利用其強大的綜合經濟實力,科技、金融與對外貿易的優勢,在中國新一輪的經濟轉型當中發揮領頭羊的作用。例如:促進先進服務業的發展,利用金融中心的地位支持實體經濟,利用對外開放的優勢條件引進外資和技術,促進國內科技進步。

  2、珠三角VS舊金山城市羣——創新基因,高新科技聚集區

  珠三角高科技初創企業的聚集,使其具備典型的優於其他城市羣的創新基因,這與美國舊金山城市羣以硅谷爲代表的高科技企業聚集區發展路徑相一致。時至今日,硅谷仍然引領着美國乃至全球的高新技術發展;因此,舊金山城市羣及硅谷的經驗值得珠三角參考借鑑。

  第一,高新技術、風險資金、人力資本的高度融合。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離不開三點:人、錢、技術,而硅谷將三者完美結合在了一起:追求創新且具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是硅谷發展的靈魂;風險資金的投入爲硅谷發展注入了血液;強大的高校與科研機構資源爲硅谷提供了龐大的技術儲備;在這個基礎上,高新企業的快速成長與技術的快速革新幾乎就是順理成章的。第二,國家政府力量的支持。硅谷的興起離不開美國政府力量尤其是軍方資金的支持。硅谷的企業和科研機構從20世紀初就開始與美國政府合作,軍方對先進技術的高要求、以及對成本控制和知識產權的低訴求,使其非常容易地與高科技企業達成互利共贏,因而成爲培育硅谷創新企業的重要支持力量。第三,支持創新的法律、市場和文化環境。相對於美國其他地區而言,硅谷獨特的法律體系爲創新企業及科技人才提供了最大的便利,包括對公司初創流程的免費服務、免設競業禁止條款、鼓勵風險投資等等;而硅谷人普遍重視創造性、尊崇特立獨行及個人主義的思維模式,也成爲孕育創新創業的絕佳土壤。第四,研究機構與企業的良性互動。硅谷的高校、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互動緊密,這大大提高了研究成果向產品轉化的效率。

  珠三角當前具備良好的創業創新的文化範圍,科技研發投入在城市羣中也屬領先,但優質高校資源的缺乏是短板之一。不過,目前深圳正在通過建立分校和科研院所的方式引進著名高校資源,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初,深圳已引進的著名高校包括17所外來985,1所211和6所港校,正在逐漸形成一批強有力的科研後備力量。

  珠三角當前具備良好的創業創新的文化範圍,科技研發投入在城市羣中也屬領先,但優質高校資源的缺乏是短板之一。不過,目前深圳正在通過建立分校和科研院所的方式引進著名高校資源,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截至2018年初,深圳已引進的著名高校包括17所外來985,1所211和6所港校,正在逐漸形成一批強有力的科研後備力量。

  3、京三角VS韓國首爾都市圈——世宗市的遷移爲雄安新區提供借鑑

  如前文所述,雄安作爲京三角的“一極”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資源稟賦方面都與北京、天津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對京三角而言目前最核心的問題之一就是雄安新區的建設和發展。韓國首爾都市圈與京三角佈局類似,都包含一個首都(首爾、北京)、港口城市(仁川、天津)以及一個土地面積較大的行政區(京畿道、河北省),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而其中的世宗市建設起步較晚,定位於首都首爾的部分功能遷移,與雄安新區也有相似之處。世宗市的建設經驗對雄安新區具備一定的借鑑意義。

  第一,新城建設需合理定位,明確短、中、長期的建設重點。世宗市的開發建設是基於城市成長的三個階段:一是是城市發展初期,着重於行政功能與核心設施的建設,使用政府專項資金進行優惠補貼;二是城市成長階段,投資於教育醫療科技等產業,提高城市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以擴展自足功能和吸引民間資本;三是城市成熟階段,進一步完善各項設施,強化城市發展的內生動力。第二,充分發揮政府作用,但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生產要素流動的過程中作用各有利弊,在全球其他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不乏有失敗案例:紐約新城的建立完全由市場主導,導致新城區郊區化、主城區影響力下降的“逆城市化”現象;巴西遷都巴西利亞則完全由政府主導,城市設計過於理想化(佈局成飛機形狀),爲居民生活帶來不便。韓國世宗市的建設則更多體現了政府和市場的融合:在新城建設初期,充分發揮政府的行政和資金優勢,對產業和企業進行優惠補貼;待新城具備一定功能後,則重點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調動民營資本的積極性。第三,產業疏導有序,避免削弱大城市核心競爭力。新城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儘快克服大城市的資源吸引力,引導產業的有序疏解,但另一方面也要避免採取強制的政治手段,過快遷出重點產業,進而導致原有核心城市的競爭力快速下降。

  4、中三角VS北美五大湖城市羣——建設交通體系,多元化發展

  當前在全球發展領先的城市羣大多都處於沿海地區,原因在於它們可以憑藉沿海的地理位置優勢,從國際貿易和全球化紅利中直接受益。中三角作爲內陸地區的城市羣,可以對標同樣未處於沿海地區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羣,其交通建設和產業多元化發展方向是中部地區借鑑的對象。

  第一,重視核心城市爲中心的交通體系建設。北美五大湖城市羣最初經濟中心在芝加哥、克利夫蘭、底特律等少數幾個港口城市,隨後城市規模不斷增大,輻射效應也逐漸增強,並依靠主要交通幹線將核心城市經濟中心連接起來,最終形成了區域內有密切聯繫的產業功能網絡,實現了區域發展一體化。北美五大湖城市羣發展的經驗證明交通體系結構對於區域發展有重要影響:便利的交通是五大湖城市羣的基礎稟賦;完善的交通體系結構對於區域內城市空間擴展具有指向作用;而核心城市依靠交通對周圍地區的輻射作用,能夠推動衛星城市、新城市的孕育,進而改變原有的城市羣結構。因此,高度完善和便捷的交通體系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紐帶。第二,充分結合本區域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重視多元化發展戰略。北美五大湖城市羣正是通過區域多元化發展戰略實現了復興,許多大都市也成功地由之前的製造業中心轉變爲管理諮詢、商務、法律、貿易、旅遊等服務中心。多樣化發展一方面是充分結合本區域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發展之路,另一方面,這種多元化發展也構成了城市羣產業錯位發展的基礎,減少區域內競爭,有助於區域長久繁榮。

  因此,中三角一方面應當以鄭州、武漢、合肥等核心省會城市爲中心,加快高鐵鐵路網的建設,強化省會城市交通樞紐地位;另一方面則應當依據自身的特色,制定區域內多元化發展的戰略,以承接沿海領先城市羣的產業轉移。

  5、西三角VS美國東北部城市羣——城市錯位發展,產學研結合

  美國東北部城市羣在覈心資源方面與西三角地區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其城市羣發展對我國西三角地區的啓示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核心城市間應分工明確,錯位發展:紐約是金融中心和國際交流中心;華盛頓是政治中心;波士頓是教育中心,全美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費城的金融、醫療、生物、信息等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巴爾的摩是區域內的交通樞紐。這五大核心城市在功能定位上各不相同,產業方面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第二,充分發揮本區域的教育資源,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爲區域經濟發展提供動力。美國東北部城市羣教育資源十分豐富。其中,波士頓被譽爲“美國雅典”,其大都會區擁有超過100所大學,超過25萬名大學生在此接受教育。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塔夫茨大學、波士頓學院、布蘭迪斯大學等衆多頂級名校雲集於此。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及相關部門制訂了一系列法規,設立各類基金,推動美國東北部城市羣的產學研合作,目前已建立起政府主導型、高校主導型、校企聯合型等三種類型的產學研合作體系。

  西三角各城市在經濟狀況與核心資源稟賦上具有典型的錯位互補特徵。例如,經濟發展方面,重慶在GDP、人口密度、財政支出方面領先;成都的人均GDP與房價則相對較高;西安在其他方面落後於成渝兩地,但陝西省地方政府債務壓力較小。在資源稟賦方面,重慶的金融實力領先,成都的科研投入力度較大,西安則是交通運力及科研實力方面具備優勢。因此,西三角三大核心城市可以依據其不同的優勢資源,走錯位互補發展的道路。除此之外,西三角地區優質高校數量和高新區企業數量僅次於京三角和長三角,其科研機構在西南部也自成一派體系;可以說,西三角有望成爲內陸地區產學研結合發展的領頭羊。

  [2]《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關於2018年科技研發資金基礎研究、技術攻關、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股權投資、創業資助和科技應用示範項目的公示》

  五、總結:五大城市羣的發展定位與投資機會

  基於五大城市羣的經濟概況、資源稟賦和投資機會的分析,我們總結五大城市羣未來的定位與發展方向,並分析其各自的產業和房地產投資機會。

  5.1 五大城市羣的定位與發展方向

  在每個城市羣內部,都有一個金融中心、一個製造業中心和一個研發中心,使得城市羣本身能夠各有側重、形成區域內協同發展的效應;而在五個城市羣之間,由於其自身發展程度與優勢資源的不同,也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定位和發展方向:

  長三角定位於經濟轉型。其以上海爲金融中心,杭州爲製造業中心,南京爲研發中心。長三角基於其強大的綜合實力,應當致力於成爲中國本輪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領頭羊。

  珠三角定位於引領創新。其以深圳爲金融中心,以佛山爲製造業中心,以廣州爲研發中心。珠三角應當利用其良好的科技創新基因和文化氛圍,引領高新技術人才和企業的聚集,成爲五大城市羣中創新發展的一面旗幟。

  京三角定位於制度改革。其以北京爲金融中心,以雄安爲製造業中心,以天津爲研發中心。京三角應當以雄安新區的建設爲契機,促進目前尚不平衡的京津冀地區的協同發展,並利用其制度優勢,探索新一輪制度改革的路徑。

  中三角定位於交通樞紐。其以武漢爲金融中心,以鄭州爲製造業中心,以合肥爲研發中心。中三角一方面應當以核心城市爲中心,加快鐵路網建設,強化其交通樞紐地位,另一方面可以致力於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促進區域內的多元化發展。

  西三角定位於研發融合。其以成都爲金融中心,以重慶爲製造業中心,以西安爲研發中心。西三角則可以利用城市間優勢資源互補的特徵,推動核心城市的錯位發展;並充分發揮本區域的教育資源優勢,推動產學研的深度融合。

  總體而言,長三角和珠三角在前推動經濟轉型與技術創新,京三角在中探索制度改革路徑,中三角和西三角在後承接產業轉移。五大城市羣形成階梯發展的雁型模式,將成爲未來引領中國經濟的五大增長極。

  5.2 五大城市羣的行業與房地產投資機會

  1、成熟產業機會:產業聚集與規模效應

  資金流向代表了資本所追逐的未來成長較快的行業,而產業聚集的程度則可以衡量一個城市目前優勢行業的佈局;除此之外,較高的產業聚集度也有利於相關企業的技術創新。我們統計了五個城市羣上市公司的行業分佈情況,列出了每個城市上市公司數量最多的前5個行業。從中可以大致窺見各個城市羣不同特徵的產業聚集特徵:

  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科技創新特色明顯,計算機、醫藥、通信、電子元器件等創新行業聚集程度較高;而這兩個城市羣中,佛山和杭州的製造業特徵較爲明顯。京三角也具備計算機、醫藥等創新行業,傳媒業的聚集是其亮點之一。中三角與西三角的產業聚集相對而言傳統特色更爲濃厚,機械、電力及公用事業、基礎化工、汽車等行業優勢明顯。總體而言,五大城市羣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的產業階梯和分化特徵。

  2、創新產業機會:哪些行業正在受風險資本的追捧

  高風險、高收益及投資週期較長的創投資金的流向,顯示了各城市新經濟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導向。我們利用清科私募通的數據對近三年來的私募產品資金流向進行了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私募基金流向的領域以服務業居多,互聯網、IT、金融、房地產、電信增值服務是幾個主要的行業,也體現了當前經濟結構轉型的特徵,以及科創企業在這些行業的聚集;資金也有部分流向製造業行業,其中既有生物技術/醫療健康、半導體、電子與光電設備等先進製造業,也有汽車、機械製造、建築工程等傳統制造業領域。

  第二,每個城市羣中都有一個製造業特徵相對顯著的城市。珠三角的佛山,長三角的南京,京三角的天津,中三角的武漢,西三角的西安。

  第三,互聯網和IT行業是每個城市羣都涉及的重點投資領域;珠三角、長三角、京三角等老牌城市羣的金融屬性比較明顯,各城市羣流向金融業的資金都頗具規模;除此之外,各城市也具備一些資金聚集的特色行業:廣州的建築工程業,杭州和南京的物流業,天津的汽車業,成都的教育與培訓業,西安的電子與光電設備業。

  3、房地產投資機遇:“績優股”與“潛力股”

  我們採用此前的房地產專題研究中評判各城市房價潛力的模型[3]:

  首先構建影響房價的七大指標體系,對五個城市羣的房地產基本面情況進行綜合打分,可以測算出各城市受到房價驅動因素基本面支撐的強弱程度;然後通過計算2011-2017年各城市房價累計漲幅排名,可篩選出近年來房價表現良好的“績優股”;最後通過對比房價累計漲幅與該城市房地產基本面的強弱情況,可以篩選出未來房價仍然有上漲空間的“潛力股”。

  將五個城市羣進行上述分析,得出結論如下:

  從房價基本面看,珠三角、長三角、京三角三個老牌城市羣排名靠前,中三角和西三角的排名都相對靠後;從房價漲幅看,北上深三個位於沿海老牌城市羣的一線城市房價漲幅靠前,西三角的成都和中三角的合肥表現突出;從潛力來看,廣州、天津、西安、佛山等城市房價的基本面排名大大高於漲幅排名,說明其漲價潛力較大。也即是說,在五大城市羣中,短期內房價最被低估的是廣州和天津,西安和佛山也具備一定的房地產投資機會,合肥和成都的房價則可能已存在高估。

[3]平安證券宏觀組,中國房地產深度研究報告之二:中國城市房地產的績優股和潛力股——城市房價驅動因素剖析,201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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