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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慈善宴會 中國富人可以說不
2010年09月21日 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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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爾·蓋茲和巴菲特給中國富豪們出了一道難題。

  9月下旬,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茲和“股神”巴菲特即將來到中國。

  今年6月,蓋茲和巴菲特發起“捐贈承諾”行動,呼籲美國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個人財富用於慈善。8月底,兩人就此次中國之行,向中國50名富人發出慈善宴會邀請函,名單未對外公開。據媒體報道,一些接到邀請的企業家致電蓋茲基金會確認是否“勸捐”,並猶豫是否要赴約。

  哪些中國富豪接到了邀請?會不會赴約?會不會承諾捐款?會捐多少?此類疑問和好奇,成為公衆關注的焦點。

  “我覺得這些老總不至於不去吧?巴菲特和蓋茲也不會為‘捐不捐’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來。”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稱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來頻頻接到媒體詢問有關富人捐助情況的電話。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個全國慈善信息平台,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國慈善機構的相關數據,並發布中國年度慈善報告。

  但這一次,許多富豪選擇了保持沉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國CEO張欣在微博中談起比爾·蓋茲和巴菲特來訪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對此事公開表態。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游標、愛國者電子科技公司總裁馮軍表示,願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財産,陳游標稱之為“裸捐”;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則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請。

  雖然比爾·蓋茲很快發來了“不會勸捐”的說明書信,蓋茲基金會中國項目區主任葉雷也向媒體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關於此事的討論和關注還是落在了“中國富豪”和“捐助”上。

  “中國富豪為何對慈善集體冷漠?”“中國富豪為何躲着慈善走?”等質疑隨之而來。而且,表示“裸捐”的陳游標和馮軍,收到的也不僅僅是掌聲,有人稱其為“沽名釣譽”、“趁機作秀”。

  中國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願慈善嗎?

  嘉賓

  李本公

  中華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

  王振耀

  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原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吳峰華

  深圳TTF珠寶公司總裁

  陳松

  卓達集團總裁助理、集團新聞發言人

  做慈善,

  中國企業家不需要別人“勸”

  中國富人的慈善表現究竟如何?這從各類捐贈情況中可探一二。

  據民政部每年發布的《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災害,中國接收到國內外捐贈款物總計1070億元人民幣,呈現井噴式的增長。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國捐贈款物總額為309億元人民幣;2009年捐贈總額為332.78億人民幣。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業捐贈占絶對份額:2007年和2009年,企業捐助占總款物的比例分別為61%和58.8%,其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部分。

  由此可見,中國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贈的主力軍。而且,在中國的慈善捐助總量中,大額個人捐助數量每年都在增長。

  2007年《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7年度,中國單筆或單個籌款項目在千萬元以上的巨額捐贈超過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國內全年捐款過億的個人或單位有13個,捐款總額高達20.03億元人民幣。

  此外,因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中國富豪並不喜好以個人身份進行捐助,有大量的隱形捐助不被人知曉,也無法進行統計。

  李本公:

  說中國富豪慈善意識淡薄,是不符合實際的。舉例來講,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中華慈善總會就收到了很多企業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贈,而且好幾筆數目巨大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匿名捐贈;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災和玉樹地震中,單項捐贈達億元人民幣的就有四位富豪企業家,同時,很多富豪也開始設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富豪參與慈善事業正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參與人數不斷增多;二是捐贈額度不斷提高;三是捐贈方式不斷規範化、日常化、科學化。

  彭建梅:

  我們的民族是向善的,我們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報”的。在價值觀上,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國富豪也一樣。

  根據我們每年的企業捐贈量來看,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捐得多,內資企業比外資企業捐得多。在我國,上規模的外資公司有很多,比如麥當勞、雀巢、家樂福、IBM等等,但他們在中國的捐贈與他們在中國掙的錢是不成比例的。這說明,在價值理念上,外國人並不比中國人強。而中國企業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別人來“勸”,因為他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不參加慈善晚宴,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對於巴、蓋的慈善方式,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企業家表示,不贊同者並不少。一位企業家無奈地說:“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沒有慈善心和責任感”,這種“非白即黑”的判斷,將富人的捐助行為抬高到了公衆形象與道德水平的判斷上,輿論壓力讓富人失語。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慮還是會把我的財富留給我的子女,因為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我們的付出換來了回報,當然也應該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安排好財富。”46歲的國內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會選擇“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做慈善。據其介紹,到目前為止,他做慈善的花費達1000多萬元,包括資助20多個貧困山區的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但自始至終,阿文都沒有借助慈善機構,而是採用直接幫扶。阿文說,一方面,他撫養的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兒女,在幫扶過程中,他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為對慈善機構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所以他寧願自己多花點精力,親自把錢交給需要幫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幫扶的事上。

  李本公:

  要培育更多的中國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會樹立起客觀積極的社會輿論,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獎他們的慈善行為。對於企業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愛心,都應同樣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參與慈善的行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贈額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贈數列到一起去比拼。總之,對捐贈者要寬容、理解和鼓勵,只有這樣,才會使“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優良傳統不斷髮揚下去,才會營造一個和諧寬鬆的捐贈行善環境。

  我們的慈善家們也應欣然、勇敢地接受社會的贊譽。比如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游標,大張旗鼓地行善,高調受獎,心安理得,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種特有方式,慈善環境應當崇尚多層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這樣全社會才會形成一個行善光榮的氛圍。

  彭建梅:

  對於蓋茲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參不參加都不代表什麼。蓋茲和巴菲特是全球企業家的偶像,中國企業家有機會和他們交流慈善,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參加,也表明中國企業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中國企業家是一個受尊重的群體。他們創業的艱難是一般人體會不到的,所以媒體和政府都應該給他們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而不是去隨意指責他們。這個時代是個多元價值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於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捐,這是個人行為。

  “讓中國富豪捐出一半家産的大環境還不成熟”

  蓋茲和巴菲特的“美國式捐贈”在歐洲曾受過質疑。英國媒體稱,這種捐贈導致國家流失了大量的稅收,使多數人喪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機會。

  而在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迥異的中國,其適用性更難定論。“在美國,富人要繳納巨額的遺産稅,他們的制度是鼓勵捐贈的,同時,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也會讓民衆有一定的安全感,樂於捐款;另外,美國的法律也相對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對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國的《慈善法》還在制訂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國富豪不願意捐款,也並非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此外,拖泥帶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願意捐款或公開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國內企業家向記者表示,捐贈所帶來的財務透明可能讓一些“原罪”暴露在陽光下,可能會成為富人自身的風險,“誰也不會去冒這個險”。

  王振耀:

  我覺得目前在中國讓富豪捐出一半家産的大環境還不成熟。從世界範圍看,慈善募捐,富人是帶頭人,但中國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其實是貧民是主體。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財不外露”的習慣一直影響着中國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國的慈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個時候提出過高的要求也不現實,只有機制走在了前面,企業才會行動。

  陳松:

  應該說我國重視慈善的大環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國的慈善環境離成熟還有一段距離。一個社會的完善,不僅僅依靠企業家,應該依靠全社會。據我了解,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全國民衆。我們國家也一樣,只有“人人慈善、快樂慈善”,才能充滿和諧,僅指望個別榜樣式的企業家的慈善,沒有之後的全社會大範圍的跟進,企業家捐贈也很難持久,同時也杯水車薪。

  吳峰華:

  在理念上,我非常贊同蓋茲和巴菲特的觀點,中國富人應該將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財産留給社會,而傳統的遺産繼承方式只會誕生所謂的“富二代”。我們這一代都是改革開放後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在理念上還是跟得上社會發展腳步的,是不缺乏責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現實是有距離的。目前承諾捐贈自己身後財産的方式並不適用於我們,因為我們的企業正處發展期,還沒有脫離險境,相對慈善,我們應該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用來關注企業和行業的發展。而且,在身前的這段時間,企業也沒有完全擺脫風險,誰能料到死後還有多少財産! (李鳳桃 王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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