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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時代開啟 四大國有銀行為何集體“低頭”?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7月17日 02:04   中國經濟周刊

  文章導讀: 多位業內人士都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如果合作成功,建行+阿里、工行+京東、農行+百度、中行+騰訊四對“佳偶”就不只是一段大而無用的行業佳話,而會開啟中國銀行業嶄新的時代。

2017年第2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2017年第2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勞佳迪 | 上海報導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周刊》2017年第28期)

  1994年,比爾·蓋茲出席美國銀行管理協會年會,席間接受《新聞周刊》採訪,拋出了一個著名的“黑色預言”,他認定傳統零售銀行將在21世紀成為“滅絶的恐龍”。

  當華爾街的大鰐們收到極客發來的這帖“科技戰書”時,中國銀行業還在密集“孵化”中,這一年,國家開發銀行呱呱落地,中國銀行業的黃金時代帷幕徐啓。

  之后的20年,盡管“金融+科技”化學反應不斷,但蓋茲本人一直被隔絶在國際銀行業的官方聚會之外。直到2014年,蓋茲露面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召開的年度國際會議,其與銀行業才算公開“和解”。

  此時的中國,阿里巴巴、騰訊兩大互聯網巨頭佈局金融激戰正酣,先是借打車軟件點燃移動支付大戰,又各自列席5家民營銀行股東名單之中。這一年互聯網巨頭們推動的一系列事件更被視作攪局傳統銀行業:螞蟻金服成立、百度錢包上線、京東熱推消費金融、小米力投P2P……

  雖然當時金融和科技兩方巨頭在美國已經握手言和,中國銀行業還是選擇了“對抗”。一個標誌性事件發生在2014年春天,四大國有銀行聯手下調支付寶快捷支付限額,觸怒馬雲提筆質疑聯合封殺的合法性。

  然而,全球新金融的滾滾浪潮勢不可擋,僅僅3年后,曾經傲慢示人的四大國有銀行就先后放下偏見,正式與互聯網四大巨頭締結“姻親”。多位業內人士都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如果合作成功,建行+阿里、工行+京東、農行+百度、中行+騰訊四對“佳偶”就不只是一段大而無用的行業佳話,而會開啟中國銀行業嶄新的時代。

  在近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舉辦的第四屆金融科技外灘峰會上,上海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會長萬建華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说,金融科技公司與傳統金融機構並不是簡單的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相反存在着很大的合作共贏空間,“金融科技的發展不是顛覆傳統金融的過程,而是傳統機構融合、吸收、推進金融技術革新的進程。”

  “BATJ”聯手四大行,各顯神通

  在“BATJ”(編者注:指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京東四大互聯網公司)4家中,2017年最早公佈攜手銀行消息的是早已發起網商銀行的阿里巴巴。3月28日,阿里巴巴、螞蟻金服與中國建設銀行簽署三方戰略合作協議,迅速點燃了“BTJ”將花落誰家的猜想。

  螞蟻金服相關負責人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未來與建行的合作最主要基於原生信用體系的優勢,“金融機構引入芝麻信用評分后,信用卡開卡的審批通過率提高了7%,機構的整體不良率降低了0.3%,我們會協助建行為目前征信體系無法覆蓋的人群開卡提供服務。”

  發起微衆銀行的騰訊則在6月22日宣佈與中國銀行掛牌成立“中國銀行—騰訊金融科技聯合實驗室”。據騰訊雲副總裁朱立強介紹,騰訊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為銀行提供金融雲服務,“比如说,金融行業的傳統客服屬於人力密集型重覆勞動,效率低下,而基於人工智能和雲計算的騰訊理財通智能客服就能實時提取分析多維度信息,在日交互數萬次的基礎上回答精準率達到85%。”

  “阿里和騰訊之前發起互聯網銀行時,其實還沒有非常清晰的戰略路徑,當時主要是先拿銀行牌照‘占坑’,但是網絡銀行本身不能設立網點,無法解決低成本資金的問題,相比現在的合作來说顯得比較鷄肋。”卡爾金服創始人李鵬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解釋。

  一位深耕新金融領域的FA(Finance Advisor,理財顧問)投資人則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稱,目前各互聯網巨頭已呈現出不盡相同的金融發展理路,“騰訊的思路是只做産品‘貨架’,找保險公司來給産品兜底,自己不承擔開發的風險,和銀行的合作更偏向技術支持;阿里則是希望圍繞商業生態來做金融,建立自己統一的風控架構。”

  而同樣有着強烈金融雄心的京東和百度,技術起家的百度的角色更靠近騰訊。6月20日,百度也宣佈與中國農業銀行成立“金融科技聯合實驗室”,着重共建金融大腦及客戶画像,以及智能投顧、智能客服等方向的具體應用。

  對於為何騰訊和百度都是以“實驗室”的形式與銀行達成合作,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薛洪言認為,實驗室的定位是局部探索,且偏技術層面,合作雙方反而容易最大程度地開放,因此操作難度最低,兩家公司應該是取由易到難的合作路徑。

  從目前披露的協議內容看,“BATJ”4家中,6月16日,京東與中國工商銀行達成的合作似乎最為全面,除了金融科技和零售銀行,本身就已依托京東商城發力白條分期業務的京東,還將目光投向了消費金融、校園生態、個人聯名賬戶等細分金融領域。

  四大國有銀行為何集體“低頭”?

  八大巨頭之間兩兩配對的合作立刻觸發了市場的興奮點,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此番攜手民營互聯網公司,讓國有銀行原先“天之驕子”的形象頓時親和了幾分。

  記者注意到,其實銀行與互聯網巨頭的零星合作早已有之,只是直到2017年才第一次上升到如此高規格的一把手對接的層面。《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據公開資料統計,截至目前,阿里巴巴已經與11家銀行開展戰略合作,騰訊和百度均攜手7家銀行。再以阿里巴巴為例,早在2004年12月,建行和支付寶就開展了電子支付業務的合作,兩年后又聯手推卡,螞蟻金服還在近幾年的“雙十一”大促期間為建行系統提供支持。

  “以前其實也在談,基本上是互聯網公司一頭熱,说實話,銀行參與的動力並不是很足。”一位不願具名的互聯網金融圈內人士對記者坦言,“一方面銀行受到國有企業內部體制的影響,不太願意重塑已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也一直沒想清楚自己究竟該怎麼轉型。”

  但來自互聯網金融的衝擊卻成為倒逼銀行轉型的巨大推力。

  李鵬说,“以我和許多銀行零售業務的銷售人員溝通的情況看,近幾年銀行的獲客成本一直在增加,以前銀行只要支起一個招牌、設個攤位,就會有很多人聚集購買,內部獲客成本才二點幾,躺着就能賺錢。現在各家銀行專門評估資金成本和使用率的計劃財務部都能感受到獲客利息每年在以3%~5%的速度增加,累積5年、10年就會非常明顯。”

  陸金所董事長計葵生在2014年時就曾算過一筆賬,通過互聯網金融獲客的成本可能是銀行的五分之一。

  在銀行系統從業十幾年的沈珊珊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這主要是因為銀行過去的思路就是投入較高成本增加物理網點、自助銀行和社區銀行,“但這幾年購房和租賃房屋的成本、設備維護的費用、基層員工薪酬都在增加,而互聯網企業在線上的活躍又讓‘金融業’這個概念變得模糊了,跨界經營對客戶的爭奪非常激烈,過去銀行是唯一的綜合金融服務商,所以櫃檯才會有保險代理、基金代理、信托代理渠道,但現在有品牌根基的互聯網企業直接分流了這部分客源,所以銀行‘腹背受敵’。”

  “互聯網金融影響了銀行的客戶關係,銀行的離櫃率已經達到95%,85后和綫下網點接觸的概率几乎是0,銀行如果不用互聯網和客戶接觸,以后客戶就不再和銀行聯繫了。同時互聯網還影響了銀行的渠道,現在傳統銀行超過10萬個網點,涉及員工100多萬人,未來客戶不再來了,銀行的渠道還有什麼用?”交通銀行發展研究部副總經理周昆平向記者解釋道。

  中國銀行華東地區某分行一位行長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直言,“銀行更大的壓力來自整個盈利生態的改變,以前線下市場信息供給不充分,流動緩慢,客戶轉移成本高,使金融市場存在大量的套利機會,銀行很多時候正是通過這種信息不對稱來謀利,但是互聯網正在消弭這種不對稱。”

  “以余額寶為例,表面看起來是一種貨幣基金創新的銷售方式,實質上是互聯網聚集了一大群客戶,利用短期活期存款利率和同業存款利率之間的息差,對市場資金進行了重新配置,原先銀行可以在兩個分割的市場獲取可供放貸的低成本資金,現在這種優勢就沒有了,等於動搖了利潤的根基,銀行是有危機感的。”上述行長進一步解釋说。

  而從剛剛公佈的基金公司半年數據來看,天弘基金旗下的余額寶超過1.4萬億元的規模甚至超過招商銀行2016年年末個人存款余額。

  銀行曾尷尬“觸網”

  事實上,銀行的這種危機感並非始於今日,《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梳理髮現,2012年以后,銀行曾探索“觸網”,卻鮮有成功案例。

  “四大銀行為首的銀行系這幾年都明顯感受到來自互聯網金融的衝擊,現在有十幾家成立了所謂的創新事業部,但除了陸金所,還沒有特別成功的案例。”卡爾金服創始人李鵬介紹说。

  記者注意到,2012年6月,建行曾推齣電子商務平台“善融商務”,其中“善融商務個人商城”定位為B2C平台,類似天貓、京東,知名度卻遠不能及。2013年10月,中行曾推出“中銀易商”佈局網絡銀行,其理財産品一度被拿來與余額寶比較,但2C端普及度並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2015年3月,工行更是發布了首個銀行系互金品牌“e-ICBC”,包含分別對標天貓、微信和陸金所的融e購、融e聯、融e行三個平台,然而從上線后的數據來看,工行網站日均獨立IP訪問量只有113萬,頁面瀏覽量452萬,融e購作為二級域名,若以訪問量10%的比例計算,流量更是遠遠低於“對手”,同樣兩組數據,類似定位的京東是2268萬、4億,天貓則是1.28億、6.4億。

  同一年,中行還強力推出理財産品“養老寶”,産品形式和余額寶極為類似,1元理財、當天贖回、收益高於活期存款等特性與余額寶幾無差異,但由於營銷方式還是海報宣傳、網點營業廳營銷、群發短信等傳統路徑,知名度完全無法和余額寶比肩。

  此外,明顯感受到互聯網壓力的衆家銀行,在過去數年間還集體選擇了以直銷銀行的方式來突圍線上理財市場,但這個致敬互聯網思維的時髦之作的實際運營情況同樣不能令人滿意。

  中國平安旗下的金融壹賬通近日調研顯示,截至2017年一季度,市場上獨立運作的93家直銷銀行App中,僅有30家可以監測到相關數據,其中只有兩家日活用戶過萬,4家日活用戶超過3000,其余接近40%的直銷銀行App日活人數在3000以下,還有36.6%的App日活用戶只有300左右,甚至不足300。

  “國內幾家大型銀行都已積累了億級的網銀和手機銀行客戶規模,相比互聯網和第三方支付公司並沒有很大差距,所以一開始銀行是想單幹的,”一家互聯網公司戰略部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分析稱,“但真的做起來會發現在網站訪問量、活躍客戶數量、客戶登錄與交易頻率、重覆交易人數、手機客戶端下載量、客戶停留時間等指標方面,銀行都遠遠低於大型互聯網公司,更何況互聯網金融的核心價值在於産品有沒有互聯網思維,銀行船太大,不借助外力,很難調頭。”

  互聯網巨頭也有自己的“天花板”

  尷尬的“觸網”經歷讓銀行不得不“低頭”,而作為合作方的互聯網巨頭們盡管已在線上玩得風生水起,也有自己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查看四大銀行2016年年報發現,四大行資産規模超過82萬億元人民幣,全年凈賺8796億元,平均每天有24億元入賬,而全年“BATJ”4家的利潤總額也只有967億元,勉強超過四大行的十分之一,兩者的規模體量並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從線上流量大牛角度來说,‘BATJ’這幾年都在佈局金融,投一些金融上下游的生態公司,但大家明顯能感覺到資産規模還不如一家城商行,這4家的主業也不是金融,而是平台本身,同時大家又意識到金融板塊業務是發展趨勢,所以能夠聯手銀行來做大是最好的選擇。”李鵬對記者分析。

  互聯網巨頭的資金體量確實遠遜於銀行。以阿里巴巴為例,目前其發起成立的網商銀行對小微企業端貸款業務對象包括淘系商家,包含淘寶、天貓的賣家,阿里巴巴B2B平台商家,口碑服務的綫下商戶,與龍頭農業企業合作的農業生産經營者,累計發放貸款8000多億元,而這還略少於去年工行全年的新增貸款,2016年工行累計發放貸款則達到9.5萬億元,可見國有大行在大額、大規模融資市場的主體地位難以撼動。

  曾在券商工作多年的金融科技創業者郝一歐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採訪時说,銀行優勢主要是資金、品牌和儲蓄客戶,這是通道公司天然不具備的核心優勢,未來兩方合作的邏輯其實相當於銀行和輕資産的渠道公司合作,“互金公司拿到牌照后,其實就相當於券商、信托這樣的渠道公司,有自己的獲客、産品設計能力,也有一定風險定價能力。”

  “就以‘類信托’舉例,信托本身有好幾種展業模式,最高級別的是依托銀行背景,比如平安信托、中信信托,都可以直接在銀行櫃檯銷售産品,所以資金成本更低。第二類是外貿、中融,也有很強的第三方募集能力,主動和銀行資管部對接,做一些政信合作的項目。第三類小信托只做通道業務,不負責募資和找項目,只提供流量價值,相當於純導流公司。現在銀行和‘BATJ’的合作更接近前兩種,客戶可能會在銀行櫃檯看到螞蟻金服的産品,‘BATJ’也可以為銀行設計線上産品,提供大資管服務。”在郝一歐看來,未來其他消費金融公司也可能找到為銀行提供純導流業務的合作機會。

  互聯網公司與銀行合作的想象空間:數據價值突顯

  郝一歐還作出判斷,如果跳出“BATJ”和四大行合作的案例,未來也不排除商業銀行會出現互金系的參股股東。“未來大趨勢就是互金和銀行有更多合作,這種合作的門檻較高,會成為互金公司彼此拉開高下的重要差別之一。互金的每一個細分領域都很難一家壟斷,未來大的消費金融公司不排除去買小銀行的可能,大的銀行也可以參股消費金融公司,併購機會會增多。”李鵬認為,未來雙方可能會合資成立網銀。

  上海銀行副行長張偉國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除了四大行以外,中型銀行也可以根據自己發展的品牌、品種,選擇有一定規模和科技能力的公司合作,“一類是提供技術的科技公司,一類是本身是平台的公司,比如阿里就是既有技術也有平台,還有場景,我們的選擇可能會更偏向這類公司,合作不完全是全面的戰略合作,還有相互投資、聯合組成創新創業公司等。”

  不過,就當下的環境而言,郝一歐也傾向於談“股”尚早,兩方接地氣的合作空間更多集中在業務層面,而非股權滲透。“互聯網公司最大的優勢還在於面對終端客戶的創新能力,零售銀行的變化速度本身比銀行變化還要快,一開始我們看到的是門店,現在是網頁,最后可能就變成一個介面,這個介面可以放在支付寶上,也可以放在京東上,幫助銀行拿到更多客源。”

  機構FA投資人則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未來存貸匯業務會是銀行+互聯網公司合作模式的可能空間,“互聯網公司希望給客戶放貸,靠自有資金會受到槓桿率限制,未來可以推薦客戶辦理合作銀行的信用卡,好的資産推薦給銀行做貸款,互聯網公司只做獲客和風控。”

  值得一提的是,風控方面的合作,阿里巴巴和建行的合作模式提供了一個范式。“銀行只是把自己的數據做了一個建模,但阿里卻投了很多生態公司,比如酒店、打車、外賣等,可以拿到很多維度的數據,所以就可以對客戶做一個比銀行更豐滿的形象評估。”郝一歐補充道。

  一家消費金融公司風控主管則對記者解釋,銀行內部本就建有一整套獨立安全的網絡通信系統,以確保自身的核心業務操作、數據管理、金融交易能健康運行,但是這套系統進入互聯網世界卻難免出現水土不服,“主要是傳統銀行密鑰管理和加密技術還無法適應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需求,互金交易數據又是以幾何式速度激增的,海量信息數據維護系統與客戶終端的兼容性匹配度不佳,容易出現數據滯后、伺服器故障等情況,導致互聯網思維最核心的客戶體驗不是很理想,這是銀行可以取互金公司之長的方面。”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薛洪言還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強調,來自互聯網公司的風控大數據有時比銀行沉澱積累了多年的數據更加精準,“銀行的自有數據主要是各種業務數據,以及諸如電話、職業、教育、住址等信息,如果有過貸款行為,還包括了收入、房産等強信用屬性數據,所有人的工資都是銀行代發,公積金流水也在銀行,房貸和車貸也都在銀行,銀行在開展業務過程中還産生了大量的文檔、資訊、圖片、音像等非結構化數據,聽起來很豐富,但問題在於數據是割裂的,除了信貸類的關鍵信息會以征信的形式報送央行征信中心,實現一定程度上的共享外,其他的各類財富相關數據,都分別沉澱在各家銀行。”

  “比如说一位客戶在中行有1000元存款,在建行有20萬元存款,在工行沒有存款,三家銀行對這位客戶的財務狀況判斷是截然不同的,這就導致了信用産品覆蓋的範圍很窄,多數人根本拿不到消費貸款的額度,現在大多數銀行的消費貸款僅限於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和本行代發薪的用戶,就連本行信用卡用戶、房貸用戶、理財用戶、轉賬交易用戶等通常也沒有額度,這意味着現階段銀行大數據能力可能僅限於代發薪數據的整合,連信用卡消費數據、轉賬數據等都沒有有效利用,更何談消費數據、興趣愛好、社交信息等行為數據的引入和整合了。”薛洪言對記者坦言。

  國有銀行的文化會成為合作壁壘?

  合作想象無窮,似乎一切都看上去很美。不過,國有四大行和“BATJ”聯姻能否結出碩果,也依然存在未知之數。“以我們和銀行合作的經驗看,雙方文化差異還是很大的,做産品的理念差異尤其大,互聯網的思路是用戶體驗優先,銀行有自己的業績壓力和風控標準,還有政治指標,融合的難度並不小。”金融科技創業者郝一歐對記者表示。

  卡爾金服創始人李鵬也認為,因為銀行內部的煩冗程序,前期想要推動合作進展恐怕困難重重,“銀行內部要推進一件事情,光是行長答應都沒用,分管各部門的人都有可能投否決票,以企業最常接觸的情況说,銀行內部有貸審會,所有部門負責人都要參與一起投票,技術部門提出介面有風險也可能否掉項目。”

  不止一位受訪人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未來倘若“BATJ”主導合作,銀行起的作用集中於提供信息積累,腳步可能會跑得更輕快一些,但是由於目前並不清楚合作項目的人員結構安排,以銀行固有的企業文化來看,可能會存在爭搶主導權的情況。

  “簽署協議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其實在於雙方的資源開放範圍和程度,以及實際落地過程中的磨合與權責分配。另外,戰略合作畢竟不是入股,沒有資本層面的合作,也不一定有排他性。具體能達到什麼效果,為相關公司帶來什麼價值,還是要看后期的執行層面。”薛洪言如是说。

  但記者也注意到,有一點在對各界的採訪中都達成共識:短期之內,這樣的合作信息密集落地肯定是一個重大的標誌性事件,其對整個中國銀行業乃至金融業的影響都很可能具有里程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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