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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停火期”過半 中美貿易戰何去何從?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1月20日 17:09   北京新浪網

  【島讀】90天“停火期”過半,中美貿易戰何去何從?

  俠客島 

  【俠客島按】

  1月9日,中美最新一輪經貿問題副部級磋商在北京結束後,據商務部消息,劉鶴副總理將於1月30日至31日訪美,與美方就兩國經貿問題進行磋商,共同推動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

  中美貿易磋商還在進行中。如今2019剛開年,貿易戰也已延續九個多月,上一週,海關總署和商務部均發佈了2018年中美貿易的相關數據,這一年兩國貿易情況如何?藉着數據,盤點這場貿易戰正當其時。

  今天,俠客島推薦一篇文章,作者爲梅新育,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爲什麼說這次貿易戰是中美關係發展的必經階段?貿易戰至此,對兩國有何影響?如何衡量這場貿易戰的輸贏?接下來如何應對?

  原文較長,略有刪減。

  自美國東部時間2018年3月22日,川普以一紙總統備忘錄發動對華貿易戰以來,中美雙方交鋒、爭論領域之廣,不僅覆蓋了幾乎所有產業部門和絕大部分經濟政策領域,而且捲入了許多政治、軍事問題;雙方較量不僅發生在雙邊平臺,而且蔓延到了世貿組織等多邊平臺……這場貿易戰的結果,將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未來全球經濟政治格局。

  12月份和全年貿易數據已經出爐,盤點、展望中美貿易戰,正當其時。

一、中美貿易戰:大國競爭的必然階段

  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網上流行了一些文章,聲稱根源在於我方放棄韜光養晦,把美國從朋友逼成了敵人云雲。這種說法是對中美關係發展歷史和現狀缺乏基本的瞭解。

  我們不稱霸,不追求當頭,但在三四十年前美國GDP體量是中國10多倍時行得通的策略,還能指望今天原樣照搬嗎?至少十幾年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開始把中國定性爲“戰略競爭對手”了,並非始於這一屆美國政府。

  自從川普勝選以來,從習主席到訪海湖莊園,到川普訪華時簽署2500億美元協議,再到劉鶴副總理在2018年“兩會”前夕訪美……我方爲穩定、發展中美關係付出的所有努力,世人有目共睹。

  但是,中美矛盾本質上是守成霸權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的矛盾,是美國企圖遏制中國而引發的摩擦衝突,中美貿易戰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發展的必經階段,不是中國一廂情願繼續“韜光養晦”就能避免的。

  中美貿易戰不是一起事件,而是一個階段,標誌着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無論我們多麼希望與人爲善,都必須正視川普政府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提法“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我們應對中美貿易戰需要做好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持久戰思想準備。

  貿易戰爆發,從一個側面也折射出了中國發展的成就巨大。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貿易摩擦壓力是幾乎任何經濟發展優異的經濟體都不可避免的副產品。

  畢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是伴隨着形形色色貿易爭端壓力而成長爲世界第一齣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的。

二、以鬥爭求共處:如何衡量評判貿易戰成敗勝負?二、以鬥爭求共處:如何衡量評判貿易戰成敗勝負?

  國際國內背景決定了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可避免,也決定了這很有可能成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站起來”、“富起來”邁向“強起來”進程中的重大標誌性事件。因爲這實質上是中國以雙邊貿易爭端形式,狙擊美國單方面重寫、樹立對自己片面有利的國際經濟政治規則的企圖。

  要從初步“富起來”成功邁向全面“富起來”,我們離不開更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規則保駕護航;而“強起來”的最突出標誌,莫過於有能力影響國際規則制定、確立過程。

  我們被迫應戰,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態度堅決;我們堅決應戰,目的並不是中美脫鉤、決裂,而是以戰止戰,迫使美方感到疼痛,尋求以合理條件與中方達成協議並切實遵守執行,並打消對方因訛詐輕易得手而得寸進尺、把經貿鬥爭擴展到政治乃至軍事全面對抗的道德風險。

  我們深知貿易戰必然兩敗俱傷,從不奢望奮起應戰而自身不付出代價。我們也不指望一兩個回合就能讓對方下決心徹底停戰。

  因爲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白,川普在美國國內的支持者基本盤“忍痛”能力強於其政治對手,美國綜合國力在世界上仍然佔有較大優勢;而按照十九大報告所言,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做好“總體戰+持久戰”的準備,準備應對極端情況,立足於此去爭取最好結果。

  不管具體周折如何,只要最終結果沒有打斷中國的持續發展,中國增長速度仍然超過美國等西方主要大國,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份額仍在繼續上升,中國的產業繼續升級,中國就實現了迎擊這場貿易戰的目標。

  將軍趕路,不追小兔;評判這場貿易戰的得失成敗,不能糾纏過程中的細節,只能看最終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相對地位變動的結果。

  這場貿易戰爆發至今,美方一直表現得咄咄逼人,貌似掌握着一步步升級的主動權。問題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川普的“大手筆”固然先聲奪人,但也無形之中把自己推向這樣的窘境:中國不輸就是贏,美國不贏就是輸。而且,在這場貿易戰中我們是自衛還擊,主動升級並不合適。

三、以戰止戰初見成效三、以戰止戰初見成效

  貿易戰爆發至今將近9個月,中國以戰止戰策略效果如何?

  通盤審視,答案是初見成效

  儘管美國挑選了本國經濟處於景氣峯頂,而中國經濟處於週期谷底的有利時間段發動貿易戰,但我們穩住了陣腳,保持了出口、基本戰略物資供應穩定,以及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步伐;相反貿易戰對美國宏觀經濟的顛覆性殺傷力正在逐步浮現。若非如此,外加上川普在美國國內政局中遭遇重壓,美方不可能同意與中國開展務實的談判協商。

  對於口口聲聲要求消除對華貿易逆差的川普而言,諷刺意味最濃的,是中國對美出口不但沒有被貿易戰擋住,反而在當年出現了兩位數增幅,貿易順差更是一舉增長17%以上。

  兩組數據引人關注。一組是1月14日國務院新聞辦發佈會上,海關總署公佈的中美貿易數據:

  以美元計價,2018年中美雙邊貿易進出口總值爲6335.2億美元,同比增長8.5%。其中,出口4784.2億美元,增長11.3%;進口1551億美元,增長0.7%;貿易順差3233.2億美元,同比擴大17.2%。

  另一組是前幾日商務部公佈的中美2018年貿易數據:2018年中美兩國貨物貿易額超過了6300億美元,兩國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400億美元。而在2017年,這個數據分別是5800億美元和2300億美元。均呈增長。

  儘管有些輿論將去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長歸結爲貿易戰陰影下,中美企業買賣雙方加快提前出貨、囤貨,但這並不能解釋全部增長。這場貿易戰實際效果之所以與川普的期望背道而馳,歸根結底還是以貿易戰消除逆差的思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

  美國國民儲蓄率過低,必然需要以貿易逆差形式進口別國國民儲蓄供自己使用,製造業綜合效率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必然在其製成品進口中佔據主要份額;中國國民儲蓄率高,必然以貿易順差形式出口自己的國民儲蓄供別國使用。

  來看1980—2017年間中美兩國儲蓄率及其差額,數據如下:

38年裏的所有年份,中國儲蓄率均高於美國;

其中除1981年中美儲蓄率差額爲8.6個百分點之外,其餘所有年份均大於10個百分點;

其中有15年中美儲蓄率差額在10—19.9個百分點之間;

有14年差額在20—29.9個百分點之間;

有8年差額超過30個百分點;

在此期間,中美儲蓄率差額最高紀錄爲36.9個百分點。

  美國要想壓縮貿易逆差,就需要破釜沉舟全面改革社會保障體制,並顯著壓縮軍費開支;要想重建制造業基礎,還需要全面改革工會體制和教育體制,貿易戰對此沒有作用。

  外國也不要把中國的高儲蓄和貿易順差當作壞事。須知在過去20年裏,正是中國作爲全球淨儲蓄的主要供給者而帶動了全球經濟體系,在可預見的未來沒有其它國家有能力替代這一角色。

  一旦猝然失去這樣一個主要的儲蓄供給者,世界經濟體系將因陡然喪失大部分動力而陷入紊亂、停滯。在德意志銀行總結的2019年全球市場30大風險中,第25項赫然便是“中國經常賬戶赤字的出現早於市場預期”。

  對於美國經濟,貿易戰已經讓美國一批相關產業的銷售產生了重大損傷,但衝擊美國宏觀經濟全局的突破口應該不是美國實體經濟部門,而是它的股市。大規模貿易戰必定會同時損傷中美兩國金融市場。

  看個比喻:

由於美國金融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遠遠高於中國,貿易戰衝擊中國股市、進而衝擊中國宏觀經濟全局的效果,好比我從二樓會議室窗口跳下;衝擊美股、進而衝擊美股宏觀經濟全局的效果,則好比從國貿三期樓頂跳下。

  美股從2018年最後一個季度開始驟然大幅度下跌,中美貿易戰對惡化市場參與者預期、進而引發美股下跌發揮了關鍵的推波助瀾作用,也初步驗證了上述判斷。

  年末與年初相比,2018全年道瓊斯指數累計下跌5.63%,標準普爾500指數累計下跌6.24%,納斯達克指數累計下跌3.88%,創2008年以來年度跌幅最大紀錄,道指、標普500指數結束連續兩年上漲,成爲過去十年中第二個下跌的年份。納指則終結六年連漲、成爲2011年來首次下跌。雖然百分之五六的跌幅貌似不太驚人,問題是美股2018年內高峯、低谷相比,跌幅已達20%。

  不僅如此,全面下跌的同時,其波動性也大大加劇。僅12月一個月,標普500指數就有9次日均漲跌幅超過1%,比上年全年多8倍;2018全年合計,標普500指數共有64次日均漲跌幅超過1%。

  是的,股市驟然大幅度下跌目前貌似尚未傷及美國實體經濟部門,但金融是現代經濟體系的核心,隨着股市下行延續,對實體經濟部門的負面影響必將顯現。以“加息+縮表”爲內容的貨幣政策正常化一方面將加劇股市下行,另一方面與股市下行結合,又將打擊美國實體經濟部門。

  在次貸危機後延續近10年的超級寬鬆貨幣政策環境裏,美國成長起來一大批不能產生正常可持續現金流、只是依靠源源不斷廉價融資“燒錢”維持的“殭屍企業”,且其中不乏聲名遠揚之輩。

  隨着美國貨幣政策持續收緊和股市下行,這些企業的債權融資、股權融資通道都將大幅度收窄,甚至完全堵死。

  如此這般,時間一長,“殭屍企業”們結局可想而知,一場規模可觀的企業倒閉潮正隨着貨幣政策與股市調整而在醞釀之中。大名鼎鼎的通用電氣(GE)就完全有可能以“殭屍企業”形象終結,並載入商業史冊。

  不僅如此,隨着股市持續大幅度下行,其財富效應最終還將導致居民消費發生可感受的減少。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主動力的國家而言,其經濟衝擊可想而知。

  股市下行蘊藏着如此巨大風險,但這一風險在相當程度上又是被川普政府一手挑起的,可謂“不作不死”。正因爲如此,在中美貿易戰進程中,每次升級和每個緩和的跡象,都會在股市上引發明顯的反應,多次反應堪稱強烈:

2018年11月1日深夜,新華社宣佈中美元首就G20峯會安排等通話,中美貿易戰迎來重大轉機,全球各大股市頓時扭轉此前連日跌勢而全線飄紅。

 

A股市場、港股、美股市值一個交易日裏分別暴漲1.33萬億元、1.43萬億元、4.2萬億元,合計近7萬億元,國際金融市場因此稱這番電話爲“史上最貴通話”。

2018年12月21日,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表示,除非中國同意對其經濟政策進行重大調整,否則中美兩國可能無法在90天談判窗口結束時達成貿易協議。

 

此語一出,美國三大股指頓時在交易日最後一個小時里加速下跌。納指比8月29日觸及的高位下跌了近22%,盤中跌至2017年8月以來最低;標普500指數比9月20日觸及的收盤高位下降了17.5%

四、堅定性與靈活性統一應對貿易戰

  中美雙方目前正在進行談判協商,儘管很多人並不看好談判結果,但我們還是應當努力爭取以合理條件達成雙邊協議,儘管要冒着對方“棄約精神”的風險。

  我們要堅定應對美方主動挑起的貿易戰,也要保持足夠靈活性,特別是要努力保持中美之間的經貿聯繫紐帶。因爲經貿利益在國際關係中始終發揮着壓艙石的作用。

  我們堅決應對的首要目的是遏制美方道德風險,避免其因輕易得手而變本加厲,並進一步尋求在政治、軍事領域挑起更大摩擦,而且斷絕中美經貿聯繫必然會使美方因無所顧忌而大大提升中美全面政治、軍事對抗的風險概率。我們雖要準備好應對極端情況,但也要避免中美關係走到那一步。

  對川普本人,我們也需要客觀、全面看待。他對外行爲方式的確咄咄逼人,但仔細審視其絕大多數訴求,就不難發現其實質並非主張擴大美國的國際責任,而是主張壓縮美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勢實施戰略收縮。

  2017年12月發佈的川普政府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定義了以下四項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利益:

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安全和美國的生活方式;

促進美國的繁榮(這篇報告首次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

用軍事力量維護和平;

戰略是爲了推進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首先要在國內創造財富和保障權益。

  從上述定義來看,這四項目標都不是主張對外實施戰略擴張,而是眼光向內。也正因此,他纔不斷提出壓縮軍費、從海外撤軍之類主張。

  在對華關係上,貿易戰爆發以來,川普的一些政敵挑釁中國跳得比川普還要高,部分原因是其理念和利益所致,但還有部分是企圖引川普入甕,放大川普對華貿易戰的負面效果,從而打擊川普本人。反正對華貿易戰負面後果的政治責任都會歸結到川普頭上,而不會歸結到他們頭上。

  即使是身邊那些對華貿易極端派,川普與他們的利益也不完全重疊。因爲他們全力追求、推動自己的極端理念時無需顧忌損害自身個人利益,但川普必須顧忌,甚至要考慮自保。

  倘若通觀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有可能勝出的政客,川普未必沒有可能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我們不能指望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親華”總統,須知美國是當今唯一超級大國,而中國被視爲最大潛在競爭對手,我們能夠指望的是“N害相權求其輕”。

  任何談判都需要雙方妥協,不能把符合我們利益的妥協視爲“認慫”。以大豆貿易爲例。去年中國對美反制措施已經有效地重創了美國豆農,國際市場大豆價格顯著下跌。但我們需要考慮,大豆易腐,在美國倉儲爆滿、很多大豆得不到合理儲存的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市場庫存銳減,進而推動國際市場豆價反彈暴漲。

  爲了避免這種情況,進口合理數量美豆,符合我們這個世界頭號大豆進口國的利益;如果能把這作爲談判中的一張牌與對方交換其它利益,那對我們就更好。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我們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永恆不變,但具體策略必須因時而變。

五、結束語五、結束語

  中美關係、中美貿易戰是中國崛起進程中不可逃避的一道坎,只要我們策略得當,在保持和增強內部凝聚力、動員能力的基礎上,以應對挑戰爲切入點推動自身改革,不斷提高效率,敏銳識別、抓住危中之機,我們就能經受住考驗,保持、甚至增強中國國運上升勢頭

  改革開放以來,從1980年代初債務危機,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到2008年次貸危機,我們已經先後4次遭遇重大外部衝擊,但每一次衝擊最後都推動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個臺階。

  只要我們努力,這第五次衝擊的結果也不會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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