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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讀學校“存亡錄”:陷存廢之爭 有學校多年無生源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2月11日 08:18   新京報

  工讀學校“生存錄”:有學校多年無生源

遠眺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校方供圖遠眺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校方供圖
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在課堂上舉手提問。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2018年12月25日,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在課堂上舉手提問。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大門。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大門。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製作的非遺手工作品。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學生製作的非遺手工作品。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今年1月,湖南省漣源市13歲男孩用匕首殺害同班同學,引起社會關注。近年來,各地發生多起少年暴力案件,令“工讀學校”這個已逐漸淡出的名詞重回大衆視野。

  被寄予“矯治者”社會期望的同時,中國的工讀學校數量在半個世紀以來縮水過半。新京報記者近日探訪這一特殊“生態圈”時發現,目前工讀學校面臨招生難、教師待遇低、政策不完善等多重困境,北京有的工讀學校甚至已經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專家建議,工讀教育是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應從提出申請、受理申請、作出裁決三方面,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

  逐漸淡出的名詞

  在近年發生的少年暴力事件之前,“工讀學校”這一名詞事實上已淡出了很久。

  工讀學校,後改稱專門學校,是國家爲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爲的未成年人開設的特殊教育機構。被送到工讀學校的青少年中,多數犯有不良行爲或犯罪行爲。矯治這些行爲,成爲工讀學校的一個重要職能。

  自上世紀50年代起,國內各地先後開展工讀教育,到1966年左右,全國工讀學校數量超過200所,工讀教育迎來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工讀教育爲題材的電視劇《尋找回來的世界》熱播,工讀學校因該劇得到更廣泛的關注。劇中幾位工讀學校老師通過各種方式教育一羣少年犯,帶他們尋回失去的世界,重新樹立起對社會和生活的信心。原作者柯巖就曾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體驗了兩年的輔導員生活,書中的四合院校舍、老教師羣演等場景和情節均取材於此。

  但在隨後的數十年,中國的工讀教育逐漸消聲。

  隨着改革開放後社會轉型,國內法治環境改善,以及公衆保護青少年權益的意識提升,人們開始質疑工讀學校招生的合法性以及工讀教育的公平性,也擔憂進入工讀學校會給青少年貼上“標籤”,社會上出現了“去工讀化”的聲音。

  爲改善工讀學校發展狀況,同時也爲了保護學生聲譽,1994年5月,原國家教委決定工讀學校可以掛兩塊牌子,對內稱工讀學校,對外改爲普通學校名稱。此外,對工讀學校學生不再稱呼“工讀生”,並且學生畢業後保留原校學籍。

  然而,工讀教育的特殊意義,令“去工讀化”無法徹底實現。

  “15歲是未成年人不良及違法行爲的高發年齡段,因此最重要的干預時間是15歲前,而特殊學校和特殊教育是最好的社會選擇。”在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看來,14歲以下的孩子出現違法行爲,本身已經意味着父母的養育存在嚴重缺陷,應該將孩子送往工讀學校教育。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在2017年12月公佈的分析報告也表明,62.63%的未成年人犯罪被告人是初中生。與此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時卻是力不從心。由於刑法規定刑事責任的起始年齡爲14週歲,且只涉及“八種重罪”,如果14週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由於其未到法定年齡,一般不進入刑事起訴和審判程序。

  李玫瑾表示,在此背景下,工讀學校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教育就尤爲重要。有必要賦予工讀學校一定的強制力,在早期對違法犯罪的孩子進行矯治。

  精確到分鐘的作息

  肖建國對“工讀學校”的記憶始於童年。這位如今已在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30年的校長,對這所學校最初的印象是一個個“冰冷的大鐵門”。因爲害怕裏面“很厲害”的孩子,小時候每天放學回家,肖建國都會扶着校門外的南牆往回走。

  如今,令童年肖建國生畏的“大鐵門”和它背後的軍事化管理制度,依舊是當今工讀學校區別於一般學校的重要標記。

  在工讀學校就讀4年,楊牧被沒收了5個手機。他就讀的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採取全封閉的軍事化式管理,週一到週五學生吃住都在學校,週五晚上由家長接回家,下週一再送回學校。學生在校期間的作息也有嚴格規定——每天早晨6:20起牀,7:00吃早飯,8:00上第一節課,11:40中午飯……晚上8:30到9:20洗漱熄燈睡覺。

  這所學校校園裏時常有安保人員巡邏。將近100米的教學樓走廊入口和盡頭,及兩側樓梯對面的牆壁上,都分別安裝着1個攝像頭,無死角監控着走廊內的每個角落。

  接近中午12點,10餘名穿着藍色校服的學生排隊走出教學樓,來到學校食堂門口,“稍息,立正!一二三四!”喊完口號,學生陸續走進食堂就餐。

  類似的軍事化作息管理也在海淀寄讀學校實行。整理內務、跑操、上課……從早上6:20學生起牀,到晚上9:50熄燈,每個時間段學生做什麼事,都有嚴格的規定,時間規劃細化到分鐘。

  學生稀少的學校

  王鈺是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學生會主席,正在學校開設的職高讀高三,即將畢業。來到這所學校前,他在海淀一所重點中學上初二,由於性格叛逆、打架鬧事、經常逃學,年級主任建議家長讓王珏到工讀學校就讀。王鈺的父母帶他來到海淀寄讀學校參觀。在瞭解學校的情況後,王鈺和父母同意轉校。

  新京報記者瞭解到,目前工讀學校招生以自願爲原則。據肖建國介紹,學生轉校需經過學生、家長和原校同意,並填寫入學信息表,由工讀學校和原校蓋章確認。

  這一招生方式,源於1999年出臺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此前工讀學校招生只需經學校報公安局批准,或者公安局報教育部門批准,可以強制實行。這部法規將原先進入工讀學校的標準改爲“在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由少年的家長(或監護人)、或原學校提出申請,且須經教育行政部門批准”。也就是說,工讀學校招生不再具備強制力。

  “自願原則”之下,很多家長不願將孩子送入工讀學校。

  肖建國表示,不少家長覺得工讀學校名聲不好,孩子送進去以後會被社會“貼標籤”,即使孩子出現了違法行爲,家長也不願意做此選擇。

  過去50餘年間,國內工讀學校數量不斷減少。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與1966年的200餘所學校相比,數量下降過半。

  截至2017年年底,國內工讀學校有93所,北京現存6所工讀學校,且都存在招生難題。

  北京市朝陽區一所工讀學校的老師稱,學校初中在讀學生不到20名,授課老師共有13名,師生數量比接近1比1。海淀寄讀學校是學生數量比較多的,初中加職高六個年級也僅有280名學生。最極端的例子出現在北京市門頭溝區,該區一所工讀學校已有幾年未招到一名學生。

  招生難題在其他地區的工讀學校也很常見。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抽樣調查的國內21所工讀學校中,多數學校的在讀學生不飽和,有兩所學校甚至沒有學生。

  專職師資的缺口

  工讀教育“矯治者”模式的實現,需要克服的另一難題,是師資。吸引新教師加入工讀學校,一直是肖建國心中的難題。

  “愛”字當頭,決定了教育工讀學校的孩子是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學生週一至週五都在學校度過,與之相對應的,是老師們幾乎全天候的陪伴。班主任每週工作日在校時間長達70-80小時,並且要輪流值夜班當宿管,與學生同住在學校。

  宋薇在1998年來到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任教,曾連着當了四年班主任。她曾與28名學生一起住過一個宿舍,也曾爲了尋找逃學的學生跑遍了北京清河地區的網吧。她說,這兒的學生過得很幸福,但老師比較辛苦。

  宋薇說她最虧欠的是家庭。“做了班主任,就很難平衡工作與家庭,對家人的虧欠太多了。”週一到週五,這裏的每位班主任日均在校14-16小時,如果輪到值夜班,晚上也不能回家。按照學校規定,班主任每學期要對每名學生至少家訪一次,這些工作基本都需要在節假日完成。

  工作時間長、精神壓力大、教育學生難度高,與此同時,教師在待遇上卻沒有獲得對等的補償。除了基本工資,工讀學校的老師有一筆“特教費”。海淀寄讀學校的老師每月可以得到1000多元的特教補貼。但老師們覺得,與付出的時間精力相比,這項補貼遠遠不夠。

  教師招聘方面,目前也沒有專門針對工讀學校特殊教育特點的政策。肖建國說,受政策限制,學校招老師需按筆試成績從高到低錄取。“假如錄取三名老師,可能筆試第五名的才最適合工讀學校。”肖建國說,工讀教師最重要的是對學生有誠意,其次綜合素質、管理能力要強,成績不一定要特別突出。

  幾方面因素綜合,導致工讀學校在招聘教師時吸引力遠不如普通學校。據教育部統計,2006年到2017年,工讀學校數由74所增至93所,專任教師數由1603人增至2177人,但平均每所學校僅有23名教師,工讀學校師資仍存在不小的缺口。

  凌晨兩點的談話

  對於社會“矯治者”的角色期望,肖建國和海淀寄讀學校一直在嘗試踐行。

  在王鈺轉學第一天,他的班主任陳老師就注意到,這個男孩子的眼神“特別兇狠”。當晚,陳老師找他談心,兩個人一直聊到了次日凌晨兩點,聊多年內心的壓抑,聊此前對學校和家庭的不滿……王鈺從一開始的有所保留,到滔滔不絕。

  “我對老師有了信任感。這種感覺過去從來沒有過。”王鈺說。

  老一輩工讀教師留給北京市海淀寄讀學校的校訓,是“愛”字當頭。“愛生敬業、主動擔當、團結協作、堅守奉獻,它在支撐着我們走下去。”肖建國說。

  這位校長相信“愛”的力量。他發現未成年人犯罪背後,家庭教育和關愛的缺失是一個主因。“這些年接收的學生,近一半都在家庭方面面臨問題”。

  父母離異、重組家庭、隔代撫養的情況在學生中十分常見。肖建國認爲,缺少父母完整的關愛,容易導致孩子形成孤僻、叛逆的性格,從而引發犯罪行爲。

  中國司法大數據研究院分析報告顯示,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這些孩子的家庭多數存在不良因素,留守家庭、離異家庭、流動式家庭、單親家庭、再婚家庭出現未成年人犯罪情況的比例位居前五。

  李玫瑾認爲,工讀學校隔離了違法未成年人原先所處的不良環境,補充了普通基礎教育的不足以及原生家庭缺失的情感和性格教育,可以讓違法未成年人處於多重保護和教育中。“良好的工讀教育能夠幫助這些孩子重新找到自我價值,尋回他們失去的世界。”李玫瑾說。

  “轉變”與“回暖”

  “叛逆少年”王鈺漸漸有了一些轉變。

  來學校之前,他壓根不知道爸媽的生日是幾月幾號。進入海淀寄讀學校後,他每年都會爲爸媽準備生日禮物。

  畢業後的出路是工讀學校學生面臨的首要問題。爲此,不少工讀學校在校內開設了職高,爲畢業生繼續提供職業教育,由學生自願選擇。王鈺也不例外。每逢週末,他還會做一些兼職,如今生活費基本能夠自理。

  新京報記者注意到,近兩年教育部以及天津、貴州、吉林、河南等地出臺的校園欺凌治理方案,均明確將“工讀學校”列入其中。工讀教育仍被視作預防和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

  對此,李玫瑾建議應完善學生就讀工讀學校的法律程序,可從提出申請、受理申請、作出裁決三方面改進。

  她提出,將未成年人送入工讀學校時,應採用多種方式。如果一名未成年人已經輟學或者既失去家庭監護,又不在法定義務教育年齡,遊蕩在社會中,一旦出現違法行爲,可由警察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由少年檢察部門進行審覈,並向少年法庭提出送入工讀學校的申請;如果未成年人在普通學校學習,但在多方面出現嚴重行爲問題,並且擾亂學校課堂秩序,影響其他同學,可由校方的德育室向警察提出申請,警察負責向少年檢察部門提出申請;家長要是認爲自己對孩子的教育失控,可直接向學校的德育室、社區少年警察提出申請。

  此外,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李玫瑾認爲,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律訴求,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在審理這一提請時,可請相關人員到場,包括家長或代理監護人、原學校德育老師、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負責社會調查的工作者、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當事人。

  近年來,工讀學校的數量有所回升。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截至2017年年底,國內在冊的工讀學校有93所(不包括港、澳、臺地區),與2005年相比增加了26所。在地域分佈上,目前工讀學校分佈在25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增加了3個省(自治區)。

  工讀學校的存廢之爭,如今倒向了一邊。

  把違法少年送入工讀學校的裁決應由少年法庭完成。少年法官依法審理所有與未成年人有關的法律訴求,也應包括是否送入工讀學校的提請。在審理這一提請時,可請相關人員到場,包括家長或代理監護人、原學校德育老師、將要進入的工讀學校負責老師、負責社會調查的工作者、負責心理評估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當事人。 ——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李玫瑾

  (應受訪者要求,楊牧、王鈺、宋薇均爲化名)

  新京報記者 黃哲程 見習記者 呂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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