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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崇拜”成時代症候 人人都被提前甩入中年危機?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8月24日 17:30   新京報

  不僅是娛樂圈,整個社會對於年輕的推崇,正在成爲這個時代的流行;而這種推崇的另一面,則是對“中年人”的拋棄。

  在人類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年齡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孔子所言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代表了古人對不同年齡段人生態度的期許。隨着工業革命的展開,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醫療水平逐漸提升,人類的壽命也獲得延長,工作年限也獲得了拓展。在這個過程中,生產力從土地中解放出來,被投入到大機器生產中,工人階級隨之誕生。機器“擠壓”了勞動者的時間,亦催生了年齡焦慮。

  而後,經過工人運動與資本主義的自我修正,到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生產力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弔詭的是,技術發展卻沒有帶來個人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當勞動者逐漸從土地與機器中解放出來,卻轉身被裹挾進寫字樓的日與夜裏。正如北京地鐵站的廣告牌所懸掛着的“望京十點半”,在燈火通明的都市背後,“年輕”的價值正在被分秒必爭地壓榨着。

  ▲出生於1998年的楊超越,憑藉《創造101》走紅時只有20歲。

  當“年輕”逐漸消逝,中年危機亦隨之出現。隨着城市發展速度與節奏的加快,不再年輕的邊界也逐漸從45歲變成了40歲,乃至35歲。於是,在社交網站上,我們聽到了“35歲=工資下坡路”、“互聯網不需要中年人”、“沒有40歲以上的程序員”等種種聲音。

  年齡從單純的數字變成了壓力的代表,這當中不僅有自身人生狀態的不穩定,更有代際更迭的競爭。內部的焦慮與外部的壓迫,合力構建了都市年輕人提前到來的中年危機,這背後則是更深層的人口與經濟轉型的困境。

  內部焦慮:經濟青年與精神中年

  在年初的熱播劇《都挺好》中,家中長子蘇明哲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卻依然在35歲遭到裁員。同樣的,在近日熱播的《小歡喜》中,黃磊飾演的方圓同樣面臨着中年失業的窘境。在互聯網經濟時代,年齡歧視已經成爲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電視劇《都挺好》中失業的大哥蘇明哲。

  美國職場機構Pal Sacle的調研指出,截至2018年,蘋果公司的員工平均年齡是31歲,Google是30歲,Facebook只有29歲。這樣的狀況同樣發生在中國,《財經》雜誌在《被大公司優化的中年人》一文中指出,騰訊、阿里、百度、京東等互聯網大公司,正在經歷20年發展的第一次大規模收縮,35到50歲之間的“中年”員工正是被優化的主要對象。

  互聯網擁抱着前衛與年輕,亦拋下了傳統與衰老。因而,在生理層面仍處於壯年期的年輕勞動者,被無情地歸類到了“中年人”的陣營裏。相比於上一代,新一代的“中年人”所面臨的,不再是擴張的發展機遇與價格低廉的物質資源,而是高昂的房價、嚴格的戶籍與缺失的社會保障與再就業機會。

  從過往的發展規律來看,這批中年人本應持續穩定地獲得財富積累,成爲中產階級,構成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然而,從下圖的數據來看,無論以何種衡量標準與統計方法,我國中產階級的規模都尚不成氣候。經濟上的“半中產”正對應着年齡上的“半中年”,年輕人們不可避免地迎來了錯位的“中年焦慮”。

  ▲表格出處:朱斌《當代中國的中產階級研究》。

  某種程度上,這種焦慮亦是普遍性的。在2018年的韓國電影《燃燒》中,主角是畢業於創意寫作專業的大齡研究生,因找不到工作成爲一名搬運工,以此爲生。同年的土耳其電影《野梨樹》,同樣塑造了一個迷茫的年輕人形象,大學畢業後的主角爲了寫作的夢想,放棄成爲一名基層老師,因而遊蕩在城市與鄉村之間,與各路偶遇者侃侃而談,卻始終沒有出路。

  ▲電影《燃燒》劇照。

  文藝作品着墨於極端的個體焦慮,同時又從中昇華出普遍的生存性危機。這也正是失業的“中年”人所面臨的困境,在經濟的壓迫之下,是精神層面的漂泊、迷茫與身心錯位的驚愕與無奈。換言之,對年輕的推崇本無可厚非,無論是托馬斯•曼的《魂斷威尼斯》,抑或是白先勇的《青春》,年輕所代表的活力、勇敢、希望與美,一直是人類文明所禮讚的對象。然而,對年輕的過分推崇,只會催生更爲嚴苛的評價標準,以及現實與標準的落差所帶來的失落情緒。

  精神的失落,進一步導向現實生活中的讓步。於是,考公務員、當老師、回歸傳統行業,逐漸成爲“中年人”口中的“上岸”。某種程度上,這種選擇亦代表着對“中年”的妥協與和解。在外部環境造就的畸形年齡歧視下,年輕人被迫接受了提早到來的中年設定,併爲此改變了自我的人生狀態與未來規劃。這或許是一種中庸的智慧,但又未嘗不是大時代下“小我”的可悲。

  外部矛盾:鄙視與壓榨

  中年焦慮,不僅源於自身經濟狀況與精神狀態的變動,更來自於外在的競爭壓力。以職場爲例,在同等成本下,有一定資歷的“中年”員工薪酬高、社保費多,與之相比,“物美價廉”的90後乃至95後年輕人,顯然更符合企業優化結構的要求。

  這種代際更迭的競爭與矛盾,更出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廣場舞大媽的污名化,還是被冠以“油膩、禿頭、啤酒肚”等標籤的大叔,乃至不足30歲的90後,也要順應潮流自嘲一聲“老阿姨”,年輕者對年長者的不屑,正在獲得輿論場上的壓制性勝利。

  這固然是年少輕狂的自大,正如在電影《重返20歲》中,年輕的女生高喊着“過了20歲就去死”,歷經歲月滄桑又驟然重返20歲的女主角聽到這句高傲的宣言,心中卻別有一番滋味。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講,這亦未嘗不是現實生活處於弱勢地位的年輕人在網絡世界的口頭反抗。

  ▲電影《重返20歲》劇照。

  微博上曾經有一句流行語:“能毀掉下一代的,只有上一代。”這句極端的宣言,足以表明當下代際矛盾之嚴重。以近年來多次引發輿論爭議的實習生地位爲例,低薪多勞的實習生在網絡世界乃至現實生活中表露出對上司的各種不滿,“見多識廣”的上司們則指責實習生不能吃苦、不夠靠譜。

  另一方面,矛盾雙方的真實年齡差,並不足以產生代際鴻溝,在社會經濟地位與精神層面上,兩者卻旗幟鮮明地站在了鴻溝的兩側。嚴苛的淘汰機制,使得年輕者費盡心思提高自身競爭力以取代年長者,年長者則焦灼於不被淘汰。這種年輕勞動者內部的分化與互相傾軋,某種程度上固然是企業宏觀層面的淘汰機制所造成的結果,亦代表着當下價值觀的撕裂。

  換言之,在“鄙老”的同時,我們亦在“輕幼”。對“老”的鄙夷,意味着當一個人創造的社會價值減少時,在整個社會評價體系中的降級;對“幼”的輕視,則是財富、地位、權勢的衡量標準下,強者對弱者的不屑一顧。所謂對“年輕”的推崇,更多出於成本的功利考量,而非對其本身的呵護與嚮往。在這整個評價標準中,“人”正在成爲商品。

  資本的運作之下,個體成爲螺絲釘。早在1936年的電影《摩登時代》中,卓別林便尖銳地指出了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無論年長與年輕,在年齡歧視造就的體制之下,都將成爲“因果效應”的受害者。歧視者會逐漸成爲被歧視者,循環的封閉制度又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重蹈覆轍。

  ▲電影《摩登時代》劇照。

  那麼,這種鄙視與壓榨的惡性循環,是否又是真的無解?代際矛盾的解決方法,不在於矛盾雙方本身,而在於同時禁錮着矛盾雙方的評價體系。年齡只是這個體系中可被量化的標準之一,其所代表的是外形、智力、社會關係、成本與可創造價值等方方面面。

  想要破除年齡歧視,需要打破的不僅是年齡與整個評價體系的關聯,更是潛移默化中形成的固定認知。也就是說,當我們衡量一個人時,不應根據年齡輕下判斷,“老”未必等同於無用,“幼”亦未必不靠譜。在2019年的今天,科技飛速進步,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人”本身的價值,也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

  當下與未來:邊緣化的老年人

  互聯網科技等新興行業的年齡歧視,誠然是市場因素下逐利的後果,同時亦折射出當下政策條規與人文關懷的缺失。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亦逐漸顯現,這也意味着人口紅利的消退。人口結構的變動與經濟轉型相伴而生,這不僅是市場需要面對的挑戰,更在制度與社會文化層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電影《小偷家族》中憑藉養老金生活的奶奶。

  其他國家針對年齡歧視的做法,爲我們提供了一些參考。美國曾於1967年制定《僱傭中的年齡歧視法》,禁止僱主對40歲以上65歲以下的中高齡者在僱傭中因年齡而致歧視;1986年再次修改,對40歲以上任何年齡段者均給予平等就業保護。同樣,日本在2007年的《僱傭對策法》中規定,企業在招聘及錄用勞動者時,禁止以年齡爲理由將勞動者排除於招聘及錄用之外。

  我國憲法雖然確定了平等勞動就業的原則,但並未在勞動法中對年齡歧視做出特別規定。除了制度層面的保障不足,對於高齡者的人文關懷不足,亦是當下所要面臨的問題。在中國古代,“尊老”既是文化上的傳統,亦是秩序人倫、三綱五常的體現。五四以來,舊有秩序逐漸被打破。當我們進入現代社會後,老年人卻正在成爲邊緣羣體。

  時代的快速發展需要創新、活力與年輕,老年人在這個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成爲了落後者。2006年的國產電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就將鏡頭對準了退休的獨居老人。女主角在公園中偶遇了周潤發飾演的江湖混混,被其“美男計”所騙。人財兩空後,她決定回到老家,但丈夫與女兒早已與她疏遠。

  ▲電影《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劇照。

  在2018年獲得戛納金棕櫚大獎的日本電影《小偷家族》中,同樣設置了一位孤寡老人的角色。樹木希林飾演的老奶奶雖然有養老金得以保障基本的生活,但同時又與同爲社會邊緣羣體的小偷、性工作者、棄嬰等相依爲家。在去年的紀錄性訪談節目《和陌生人說話:菖蒲河老人情》,則罕見地聚焦於“老年人無處安放的性與愛”。

  在無形的社會氛圍中,“老”被貼上了許多標籤:外貌的醜陋與性魅力的缺失,智識的退化與工作能力的不足,觀念的落伍與人際交往的封閉,等等。這也正是當下的年輕人對“髮量”、“養生”等問題尤爲敏感的原因所在,因爲衰老在我們的文化中正在成爲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判斷“人的價值”的依據,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其與整個社會評判標準的契合程度。年齡上的“老”,在這個體系中獲得了低分,“老年人”的價值因此得到貶低。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當下社會人文精神的缺失。從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從人的發現到人的覺醒,轉眼到了當代社會,“人”卻再次迷失了。

  對年輕的過分推崇,使得大多數人成爲了年齡上的弱勢羣體,或者說,雖然人類的平均年齡逐漸延長,現代社會卻在肉體與精神上提前了我們的衰老。而一個人一旦被貼上了“老”的標籤,其所要面臨的不僅是就業上的年齡歧視,更是激烈競爭帶來的安全感喪失、精神上的漂泊感、面臨衰老的恐懼與迷茫,乃至被整個社會邊緣化的無力與失落。物質層面上的不穩定,仍可通過轉行、制度的保障、早年的財富積累、家庭的幫助等途徑得以解決。改變精神層面上的年齡歧視,則需要整個社會心態的轉變。

  再者,年齡是流動的,對於年輕的過分推崇可以帶來一時的發展紅利,然而在不遠的將來也會自食惡果。年輕與年長未必全然對立,年輕縱有百般好,年長也未必百無是處。扭轉年齡歧視的心態,不僅需要法規制度與企業層面的改變,更需要年輕者與年長者彼此間的互相尊重。技術的改革推動着時代的快速發展,但良性的發展不應是追逐前進者而拋棄落跑者,“生而爲人”的價值也不應因年齡與時代的變化而被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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