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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是怎麼從新富羣體 變成仇富和排外的替罪羊的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0月11日 12:29   第一財經日報

  猶太人是怎麼從新富羣體 變成仇富和排外的替罪羊的

  維舟

  [德國的資產階級只是權力的影子,他們無法自信地站在舞臺上。這對猶太人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他們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產階層,在躋身新富羣體的同時卻毫無保障,這樣,一旦出現經濟蕭條、戰爭這樣的緊急狀態,他們往往就是混雜着仇富與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在主流的歷史敘述中,呈現在人們眼前通常都是一些政治、軍事的“大事件”,這往往在有意無意中讓人忽視了一個隱藏的問題:很多軍政大事都需要錢,尤其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錢的事。1862年,新任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在下院的首場演說中宣稱:“當前的種種重大問題不是演說詞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錯誤——要解決它只有用鐵與血。”確實,他在此後不到九年的時間裏通過三場戰爭,乾淨利落地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創建了一個強大的帝國,也因自己當年這番強硬的宣言,博得了“鐵血宰相”的名聲。但就算是他,完成這一功業其實靠的也不僅僅是“鐵與血”,還有“金”。

  對政治家來說,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弗裏茨·斯特恩在這本《金與鐵:俾斯麥、布萊希羅德與德意志帝國的建立》中已清楚地洞見這一事實:儘管俾斯麥作爲一個老派貴族和保守主義政治家很少公開提到錢,但無論是在公共還是私人領域,他都完全理解金錢的力量。事實上,在他發動統一德國的前兩場戰爭需要錢時,他所鄙視的議會都拒絕撥款,如果不是猶太銀行家布萊希羅德幫他籌到錢,他大概只能另謀出路:要麼放棄自己的藍圖,要麼向議會屈服。1864年聯合奧地利對丹麥進行的一場小型戰爭,耗資就達到往年盈餘的三倍,而議會拒絕批准還意味着俾斯麥此舉本身就是違憲的;儘管他鄙視閣僚們怯懦而缺乏想象力,但在他的冒險成功之前,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正如書中所指出的,問題在於“一個被社會上大量富有階層痛恨的違憲政府能否找到冒險發動戰爭的必要資金”。

  後來的歷史證明,俾斯麥通過自己多管齊下、見機行事的可怕手腕,一次次

  都成功了。他永遠都會同時準備多個選擇,然後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迅速地抓住時機去實現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最有利的那一個。不過,毫無疑問的一點是,那個時代一流的銀行家,在幕後爲他做出了極爲重要但卻不爲人知的貢獻。布萊希羅德的籌資能力、理財手段和遍佈各地的財經情報網絡,不僅確保了俾斯麥的個人資產,使得他能在議會反對的情況下繼續弄到錢,強行推進自己的政治議程,甚至還能比外交官提前八天迅速獲知各地發生的政經要聞,這也使得他能在時代複雜變動之際,學會從更廣闊的視角出發,來理解一個由金錢、技術、貿易構成的新世界。當然,這也強化了俾斯麥的政治地位,因爲有了錢他就可以不用向議會讓步來獲得撥款,這是事理之常——在1697~1822年間,葡萄牙國王由於從南美洲獲得的黃金等新財富,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都不再召集議會。

  在早期歐洲歷史上,曾有許多銀行家專門爲政府運作貸款,比如14世紀英法百年戰爭爆發後,英王愛德華三世就曾向佛羅倫薩銀行家借錢,但他們從未像俾斯麥和他的猶太銀行家這樣,達到如此深層次的緊密結合。19世紀的大多數現代化國家其實已逐步可以通過稅收或發行公債、貸款來籌集到資金,然而這種財政權力通常都掌握在議會手裏,限制執政的國王和首相的權力,以免他們的揮霍或冒險將國家拖入破產的境地。俾斯麥後來的成功使他免於被追究,證明了自己確實比議員們更有遠見,然而不可迴避的事實是:他繞開了憲法規定的議會體制,不顧任何人的反對,爲了確保自己的藍圖能貫徹實施,不惜通過非正式渠道另闢蹊徑。他在與新聞媒體打交道時也是如此:利用被扣押的沒收資產建成的韋爾夫基金,以便不通過公共審計使用它來賄賂、操縱記者和媒體。你可以說他達成了目的,將所有人都耍得團團轉,但這樣不擇手段地靈活行事顯然也腐蝕、破壞了原有的制度。

  在當時的反猶聲浪中,有一種論調暗示,俾斯麥不過是他身後那個猶太銀行家的金錢力量所操縱的傀儡。這讓俾斯麥極其惱火,無疑也背離事實:別說是“操縱”,兩人之間甚至都談不上是“合作”,因爲彼此本就沒有平等的基礎。確切地說,布萊希羅德倒不如說更像是俾斯麥忠誠的僕人。雖然這位猶太銀行家在煥然一新的德意志帝國已是首富,擁有令人嫌憎交織的金錢和社會影響力,但他仍然從未獲得足夠的安全感與歸屬感。他的焦慮、不安和挫敗不僅是他個人的命運,很大程度上,也可說預示着幾十年後猶太人在德國的悲慘命運。

  不錯,這個新德國以遠超歐洲傳統強國的速度狂飆突進,但在經濟繁榮的外衣之下,這也是一個社會鉅變、充滿焦躁不安的時代。相比英法,德國的現代化顯得特別快速和浮誇,那些原本出身邊緣或低下階層的羣體,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賺足了錢,這愈發使原本的精英階層憎惡現代化。老派的普魯士容克地主奉行榮譽、節儉、責任和自律的簡單生活準則,渴求金錢的念頭本身就令他們厭惡,因而他們雖有求於布萊希羅德,但又厭惡這麼做;令人難堪的是,他們如此喜歡銀行家爲他們理財,卻又那麼討厭他的行當,因爲“正派人”是恥於談錢的,尤其不會通過商業欺詐手段來賺錢。

  如果以爲這只是保守傾向的德國精英的問題,那就錯了。事實上,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在我們現在看來,通過公平對等的市場交易發財致富無可厚非,但在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中,商人多是通過不光彩的狡猾手段賺錢的,一個腓尼基商人被描繪成“內心虛僞狡詐、已經做了許多害人之事”的角色,而英雄人物則是通過戰爭或掠奪獲利。在古羅馬,元老院的貴族總是樂於宣稱不會讓商業玷污自己的雙手,在他們看來,若不撒謊、欺騙、作假、賄賂,一個商人又如何獲利?可是這種優越感並未妨礙老加圖、西塞羅等上層人士從商業活動中獲利——當然都是通過代理人來完成的,而絕大多數代理人都是“新羅馬人”。舊制度時代的法國貴族也以好逸惡勞、鄙視工商業而臭名昭著,在話劇中被譏諷爲“只有從娘肚子裏出來時使過一點勁的人”,他們的資產都由管家、經紀人代理。俾斯麥與布萊希羅德正是這一傳統最後的一幕。

  這種優越感在傳統牢不可破的時代還算無可厚非,但資本主義的興起逐漸動搖了這種社會結構的根基。隨之而來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了流動性的社會,這勢必造成一種越來越嚴重的現象:人們的社會聲望與其財富地位無法匹配,“窮貴族”和“新興暴發戶”並存的現象幾乎是各國現代化時期不可避免的,有時甚至到了啼笑皆非的地步。人類學家康敏在印度喀拉拉邦發現,當地有位大富豪因爲出身賤民,不能使用寺廟周圍的公共道路,因此每當坐車到某個他所屬的種姓不能通行的地點,必須下車步行繞道一英里,而他的司機作爲穆斯林反倒可以不受限制地開過去,在前面等他。儘管他是當地最早擁有汽車的兩個人之一,卻不能改變他仍是賤民這一事實。

  在第一個現代化國家英國,這個問題相對容易解決:由於大批貴族在“玫瑰戰爭”中戰死,遺留下來的貴族羣體原本就僅有穩定的數千人,世襲貴族的政治特權又被逐漸剝奪,因而社會總體上比較能接受資產階級社會地位的上升,往往破落貴族和富商聯姻,皆大歡喜。儘管如此,在整個18世紀,也只有3%的貴族男性娶了富商之女,而直至1832年,政府所有要職也幾乎仍由土地貴族獨佔。1856年,棉紡織工廠主愛德華·斯特拉特成爲第一個受封的“工業貴族”,通過將那些出身低微但具備傑出才幹者封爲貴族,英國確保了原有制度的彈性。不過,直至20世紀初,仍有一位上院的世襲議員抱怨首相勞合·喬治將一些新爵位給予那些剛剛置辦了大片地產的百萬富翁,當有人問他“您祖上是怎樣得到爵位的”時,他厲聲回答:“全靠戰斧,先生,全靠戰斧!”

  在英國這樣相對自由寬鬆的國度,尚且花了兩三百年時間過渡,像德國這樣貴族人數更多、社會結構和價值取向更爲保守、現代化進程卻又更爲迅猛的國家,這一轉變有多難就可想而知了。經濟繁榮的背後是高壓鍋一般的不滿:那些通過個人努力獲得了相應財富和成就的人,發現自己仍然無法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而那些死守固有理念的傳統精英,則從骨子裏瞧不起這些暴發戶,認爲他們不過是通過投機和不正當手段才獲得所謂的成功,要讓這些不安分的異類和自己平起平坐,那真是對所有社會精英階層價值觀的侮辱。更爲棘手的是,在德國19世紀下半葉的經濟發展中獲利最多的還是猶太人這個一直以來遭到嫉恨的邊緣少數族羣,這幾乎爲全社會涌動的怨恨、沮喪、偏見和憎惡提供了現成的靶子。

  在這一點上,正可看到像德國這樣原先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劇烈的現代化轉型中所遇到的問題。理論上說,現代社會應當不問每個人的出身、血統,爲他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和權利,並在他們獲致成功時予以承認,但現實中遠非如此。對19世紀末的德國猶太資產階級來說,他們的成功背後險象環生:他們的財富非但不能順利轉化爲社會地位,反倒強化了大衆原有的偏見和嫉恨,當經濟蕭條時人們想的不是去完善市場機制,而是指責猶太人的貪婪、投機應爲此負責。與此同時,相比起鄰國,普魯士的社會流動性也尤其低:舊貴族極不情願將有影響力的猶太富豪冊封爲貴族,彷彿這是拿了不乾淨的錢來充實自己口袋。在整個1870年代,威廉一世總共只擢升了兩位銀行家爲貴族。與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必然帶來的那種階層模糊相反,德意志帝國總體上仍是一個階層分明、難以逾越的世界,社會精英將“榮譽”看得比“財富”重要得多。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籠罩下,德國的資產階級只是權力的影子,他們無法自信地站在舞臺上。正如本書中一針見血指出的:“就像這個帝國不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無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願)建立自己的價值標準或生活方式,而是模仿潦倒的貴族。”根本就不存在獨立自主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則一直髮育不全,因而市民階層從未獲得充分的權利保障。這對猶太人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於他們大部分人就是城市中產階層,在躋身新富羣體的同時卻毫無保障,這樣,一旦出現經濟蕭條、戰爭這樣的緊急狀態,他們往往就是混雜着仇富與排外理念的暴民最理想的替罪羊。

  這不僅僅是布萊希羅德或德國猶太人的悲劇,甚至也不僅僅是德國的悲劇,而是每個向現代化轉型的國家所必上的一課。在美國這樣原本就沒有封建貴族的國家最爲簡單,幾乎不經過陣痛就能度過鍍金時代,但越是那些傳統社會結構缺乏彈性的國家,這一過程就越是痛苦漫長。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流動性沖決一切,即便是印度那樣幾千年不變的種姓制度,都已經造成“百萬叛變”的社會不滿,因爲最終只能是社會結構重組來與新情況吻合,而無法將新事物重新塞進舊的緊身衣裏。從某種意義上說,德國猶太人是以他們的受難,告訴了我們這個慘痛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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