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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而思背后的拼娃生意:負責人喊冤沒學而思也有別家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6月19日 23:35   北京新浪網

  封面|學而思:一場學校、家長、培訓機構三方合謀的“拼娃”生意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學而思,是個似乎近幾年裏迅速崛起的課外培訓品牌。但實際上,它的誕生、發展與近來連續被圍攻,始終都與這個社會對教育與未來的信心同步。

  它的大背景是:一方面,中小學在推行素質教育與減負,另一方面,大學錄取依靠高考成績;一方面,公立名校希望“掐尖”以便提高自己的升學率;另一方面,家長也願意竭盡全力讓自己的孩子“冒尖”。在學而思,這些矛盾被溫柔地整合併包裝成——培優,但其真正含義依然是——靠應試方法打贏升學仗。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錢煒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14日總第808期《中國新聞周刊》  

  海淀黃莊,是北京地鐵4號綫與10號綫的交匯之處。別看這個名字聽起來土裏土氣,假如要繪製一幅中國教育版圖的話,它將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地理坐標。站在這裏向南望去,能看到堪稱北京乃至全中國最牛的中學——人大附中(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的簡稱);回頭向北一望到頭,筆直的中關村大街兩側分列着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北大和清華。

  在北京,有多少家長和他們幼小的孩子竭力想完成一次從海淀黃莊南邊到北邊的“兩級跳”。要想實現這樣的願望,他們要從哪裏“起跳”?

  在海淀黃莊路口的東南角,有一座不起眼的舊建築,中小學課外培訓機構“學而思”的總部和它的許多教室,就隱身其中。每到周末,這座建築以及海淀黃莊周圍的另幾座大樓裏就擠滿了背着書包、行色匆匆的少年,他們的家長往往也緊隨左右。在這裏,這些年少的學生就是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積蓄力量,讓自己跳得更遠,將來能夠跨進重點中學、重點大學。

  從“掐尖”到“培優”

  家住海淀區的宋洋就是從位於中關村一帶的某重點大學畢業的,如今他在金融行業工作。兒子悠悠今年7歲,剛上小學一年級。每個周末,孩子都有一整天時間在學而思的教室裏度過。上午補數學,下午補語文和英語。

  盡管北京的小學入學沒有考試,但早在孩子幼兒園大班畢業時,宋洋就給他報了一個學而思的學前輔導班。在宋洋看來,上學而思是天經地義的事,凡是他的同學或朋友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上課外輔導班,悠悠在幼兒園的同學也有很多人早早就走進了學而思的教室。

  出生於山東某縣城的宋洋通過高考進入北京並扎下根來,他是海淀區年輕父母的典型代表。這裏集中了太多的高校、科研機構和高科技企業。如果要給活躍於海淀區的年輕中産階級画一個群像的話,他們有以下的共同特點:畢業於名牌大學、高學歷、通過讀書和自身努力成為“新北京人”。這一切特點,都讓他們極為重視子女教育,也希望后代以同樣的方式複製自己走過的路,成為更大的人生贏家。

  學而思2003年誕生在海淀,可以说是這一方水土造就的。這家以數學尤其是奧數輔導著稱的課外培訓機構,創立后不久就迅速在整個北京市擴張開,如今早已走向全國。在育兒圈有個说法,由於學而思的名額難求,要想上它的輔導班,最好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占坑”。

  6月初的一天,《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搭乘電梯一走進學而思教室所在樓層,就看到走廊裏坐着幾名正在玩手機的家長。這是一個周六的下午,大部分教室裏都有人上課,也有一些家長坐在教室的后排旁聽。

  打開學而思的APP,可以看到有多處學而思的教室分佈在周圍。有數據顯示,整個海淀區共有21處學而思的授課點。2007年,當學而思在北京東城區設立第一個海淀區以外的辦學點時,就已經擁有上萬名學生。

  在北京,有重視教育傳統的區除了海淀,還有西城。有數據為證:北京市每年的高考狀元,已經連續多年出自西城與海淀兩個區,尤其是理科狀元,近10年來絶大多數都出自海淀區的人大附中。2016年,西城與海淀考上北大、清華的人數,占這兩所大學在北京市錄取學生的90%。但相對而言,海淀區是北京中小學教育競爭最白熱化的區。

  金恆瑞2007年加入學而思當老師,一直負責小升初的相關業務。2016年,他跳槽去了一家在綫教育創業公司。談起北京市中小學教育的局面,他用了一句流傳已久的“名言”——“西城拼爹,海淀拼娃。”他開玩笑说,剩下的那些區“則都是‘分母’,可以忽略不計了。”

  同為教育高地,西城是“高原”,而海淀則是“丘陵”。之所以這樣说,是因為西城區原本牛校就較多,在北京市的一系列教改推動下,如今,西城區的教育資源分佈已經較為均衡,起碼從名義上來说已經沒有“渣校”,全是好學校了。因此,理論上,你只要能買得起西城區一套每平方米均價在15萬元以上的學區房,就能保證孩子的小學和初中階段都可以進入一所還不錯的學校——這就是“西城拼爹”的含義。

  而海淀區的情況卻比較複雜,好小學對應的派位中學卻不一定是好學校。比如,中關村第三小學是海淀區數一數二的“牛小”,它對應的中學是人大附中、八一學校與十九中,除了人大附中是當仁不讓的“牛校”外,其他兩所學校的初中部都不出色。也就是说,在海淀區,即使你買了能上“牛小”的學區房,仍不能保證上好的初中。

  為何北京多年的教改沒能讓海淀區像西城區那樣實現教育資源均衡呢?金恆瑞解釋说,海淀區高校集中,有很多大學的附小、附中。例如,海淀區的6所牛校俗稱“六小強”,它們分別是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首都師範大學附中、十一學校與101中學。這“六小強”裏,就有4所是大學的附中。這些附小、附中的辦學經費來源與人事任命權,絶大多數都不在區教委而在大學。在這種背景下,海淀區教改的推進較慢就不難理解了。

  那麼,如何才能進入“六小強”呢?除了按學區大派位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所謂的“點招”。在北京各個小學家長論壇上,“占坑”這個说法非常流行,它指的是參加重點中學自辦或者與課外輔導機構合辦的、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班,其中奧數是這些“坑班”的必學科目。從這些“坑班”的學生中招收尖子生被稱為“點招”。這些聽起來如同黑話一般的说法,是海淀區的公立重點學校選拔學生的公開的秘密。

  6月2日晚間,學而思的老師王晨陽在距離海淀黃莊不遠處中鼎大廈的一間教室裏,向一幫家長詳細講解了海淀區“六小強”和其他數得着的好學校的特點,以及這些學校各自“坑班”的情況,如人大附中有“早培班”,清華附中叫“龍校”。他又表示,那只是用於“占坑”,也就是说,要想參加它們的“點招”考試,就必須先進“坑班”。但是,在“坑班”裏學到的東西其實是很有限的,要想在各校的“點招”考試裏勝出,還得平時提前去上外面的輔導班。

  雖然在學而思的課堂上老師可以大談“坑班”“點招”,但名校的“點招”不公開、不透明,招生老師往往直接打電話給學生家長,通過隱晦的語言,比如“歡迎你家孩子小升初到我們學校來”“請家長放心”等,來暗示學生已經被“點招”進來。盡管“點招”是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允許的,其他各區也基本上取消了此類做法,但海淀區的“點招”依然以半公開的方式頑強地存在着。而這,正是學而思辦班的最強發動機。

  宋洋的孩子在石油學院附小上學,這已是他家所在學區內最好的小學了,但這所學校的對口中學卻全是“差學校”。因此,石油學院附小的學生如果不甘心被派位,就只能走上課外班這條路,爭取通過“點招”考上“六小強”。盡管近年來北京市教委的政策年年都在調整,徹底取消“點招”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宋洋在密切關注一切變動的同時,仍選擇讓孩子上學而思。他说,這是為了保險起見,“就算取消了‘點招’,名校的‘掐尖’動機永遠存在,誰知道到時候又會發明出什麼新的選拔方法呢?讓孩子多學一點,學好一些,總不是壞事。”

  實際上,為了給中小學生減負,北京市教委早在近20年前就發布了《關於1998年初中入學幾項具體工作規定的通知》,做出“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不得招收擇校生”的規定。然而,教委的檔案及其“電腦派位”政策並沒有産生實際效果。

  在北京這個聚攏了各種優質資源,又人人都為盡可能佔有資源而“擠破頭”的城市裏,公立名校從來都不會真正放棄“掐尖”,而家長也竭盡全力地讓自己的孩子“冒尖”,與這二種力量相呼應,課外培訓機構也就不失時機地出現了。在學而思,“冒尖”與“掐尖”的衝動被一個詞溫和地包裝了起來——“培優”。

  學而思對培優這個说法的解釋是,將好學生培養成更加優秀的學生,這正是學而思起家的法寶。

  新東方於2008年進入中小學教培領域,在原先的品牌效應下發展迅速,如今市場份額與學而思難分伯仲。金恆瑞解釋说,在學而思産生的競爭效應下,如今,很多同行的對手也都在自己的商業推廣中使用培優這個詞,比如高思教育機構就將自己的一個輔導班類型命名為培優。實際上,培優已經成為很多家長育兒群的一個通用说法。其實,讓孩子走培優這條路,它的真正含義就是——靠奧數打贏升學仗。

學而思培訓機構的一種特色教學模式“雙師課堂”:一名在教室裏的老師加上一名在綫老師為學員們上課。供圖|學而思 學而思培訓機構的一種特色教學模式“雙師課堂”:一名在教室裏的老師加上一名在綫老師為學員們上課。供圖|學而思 

  “全民奧數”

  郭琳的兒子在海淀區的一所小學上四年級,作為一名鐵了心要走“拼娃”這條路的家長,她目前生活裏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自己也跟着娃從頭學習小學奧數。每個周六,她都要陪兒子去上學而思的數學輔導班,平時在家要與兒子一起“刷題”,要跟他討論並講解難題。作為北大文科專業畢業的高材生,郭琳表示,只要跟着一起學,小學奧數完全可以應付得過來。她還不動聲色地炫耀说,在她兒子所在的輔導班裏,跟着一起上課的家長除了她之外,全都是爸爸。

  在學而思,不是你想上什麼班就能上什麼班,要先進行考試,根據考試成績再去報相應水平的輔導班,這些輔導班被分為等級極為複雜的檔次。以小學數學為例,學而思將其分為:基礎班、提高班、尖子班與超常班。其中,超常班水平從低到高又被分為超常預備班、超常普通班、超常3班、超常2班、超常1班。

  學而思的總負責人楊付光说,學而思有意控制超常班的規模,沒有開設那麼多班。“雖然家長都希望孩子上高端班,但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多的孩子能夠達到這個水平。目前,學而思的培訓體系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學生越少。”

  這聽起來就像是升級打怪——大多數學生都在提高班和尖子班,他們努力學習,一心希望擠進超常班體系中去。而超常班還會定期考試,根據成績名次調整學生的班次,因此,學生只要稍微不努力,就可能從金字塔尖跌落。此外,學而思還會舉行自己的數學競賽。

  海淀區“六小強”所謂“點招”的標準,说到底主要還是考察學生成績尤其是奧數成績。學而思的老師王晨陽在對家長的講座上说,一些名校會向培訓機構索要他們的“杯賽”成績。例如,在“學而思杯”競賽中名次靠前的學生,可能會拿到某校“點招”考試的入場券。

  在業界,有所謂小學奧數“四大杯賽”之说,指的是有關部門舉辦的迎春杯、華杯(華羅庚杯)、希望杯與走美杯(即“走進美妙的數學花園”的簡稱)。一般認為,在申請“六小強”的“點招”考試時,如果擁有上述四大“社會杯賽”或者是學而思杯、高思杯等所謂“機構杯賽”的優異成績,會給簡歷加分。

  重點學校與課外培訓機構的“默契”包括很多方面,而“杯賽”是二者之間的直接“過招”。楊付光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公司高層爭論、醞釀很久之后,最近,學而思決定從今年下半年起,取消小學畢業年級的“學而思杯賽”,改為班級內部測驗。他说,希望此舉可以撇清學而思與重點中學招生之間的關係,洗清外界對學而思的質疑。

  郭琳的兒子在超常普通班,在學而思杯競賽中拿了二等奬,但名次不算靠前,這是個比較尷尬的境況。因為郭琳聽说,只有在超常1、超常2班的學生,或者在迎春杯賽、華杯賽等數學競賽中拿到一等奬及二等奬靠前名次的孩子,才有可能考進“六小強”。但她沒有讓兒子停止學奧數,仍然一直帶着孩子刷題、參加各種杯賽。

  鄧楊是學而思高中部的負責人,在他看來,國內的奧數培訓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農耕時代”,也就是鄧楊上高中的時候,當時,他曾參加過校內的奧數補習,也參加過全國的集訓隊和冬令營。那時的奧數培訓主要以這些方式為主。在2000年前后,開始有商業機構進行成規模、標準化的奧數培訓,這就是奧數的“工業化時代”。

  奧數崇拜的開始,要追溯到1993年的全國理科實驗班。當時,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與上海華師大二附中,在教育部的批准下通過數學與物理競賽選拔全國的初中畢業生進入實驗班,高考時可被保送至北大、清華等名校。

  1997年,為了與前述四校的全國理科實驗班相抗衡,人大附中開始大力發展該校原有的數學培訓基地“華羅庚數學學校”,從小學起選拔和培養奧數尖子生。后來的巨人學校也正是受這一思路啓發,用奧數體系開展課外培訓。2002年,帶動全國奧數熱的理科實驗班被終止,改名為“仁華學校”的人大附中華羅庚數學學校后來也被叫停,但人大附中通過奧數培訓,開始成為國際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常勝王,並取得了耀眼的高考戰績。在這種情形下,人大附中的這套做法,很快就被海淀區的其他名校所複製、效仿。

  對於“學而思催生奧數熱”的外界質疑,楊付光覺得很冤枉。他说,在沒有學而思的時候,就已經有其他形式與其他機構的奧數培訓。今天,如果沒有學而思,也會有其他的商業機構扮演學而思的角色。

  盡管如此,學而思依然難逃“全民奧數”幫凶的嫌疑。根據金恆瑞掌握的數據,海淀區“六小強”的點招規模總共只有2000人,而海淀區小升初的人數總共是2.4萬人左右。海淀區除了“六小強”,其他略遜一籌的好學校在“點招”時並不參考奧數成績。也就是说,原本只有2000人需要參與的游戲,最終卻波及非常廣的層面,讓無數學生成為2000人的“分母”。

  過去,奧數培訓是有門檻的,能夠得到奧數培訓的,一般都是在有奧數傳統的重點中學——這在全國也沒有幾所。但在學而思誕生以后,奧數培訓大衆化了,只要交學費,人人都可以去學奧數。在這個層面上,以學而思為代表的培訓機構對“全民奧數”局面的出現,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對此,楊付光承認,學而思確實讓奧數培訓變得更加易得,但這是順應了市場需求。

  楊付光的孩子在幼兒園時就上了學而思的母公司好未來旗下的另一個機構摩比思維館,今年剛上小學一年級,就已經在學而思基礎班補習語文、數學和英語了。作為一名海淀區的學生家長,楊付光说,自己“也感到壓力很大”。

製圖|葉雪鳴 製圖|葉雪鳴 

  “家長幫”背后

  除了重點中學的“點招”之外,學而思“做大”的一個更大背景,是中國多年以來在基礎教育領域推行的素質教育與減負。楊付光说,學而思的發展與學校減負密切相關。“小學階段下午3點就放學了,作業也很少。如果不補課,回家就光是玩兒了,這在海淀區那些重視教育的家長來看,是難以接受的。但另一方面是,最終,高考這根指揮棒並沒有變,孩子依然是要通過考高分才能上名牌大學。這兩者之間的矛盾,令家長十分困惑與焦慮。學而思的出現,就緩解了家長們的這種焦慮。”

  金恆瑞還記得,學而思在天津開設分校后,一開始招生規模一直在七八千人徘徊;大約在2012年,天津市教委發了一個“減負令”,一下子就使學而思報名人數激增到1.5萬人以上。

  鄧楊是學而思的“名師”,他認為,目前,考試仍然是中國社會階層上升的通道。“在這種情況下,人才選拔標準並不是學而思制定的,學而思只能说是順應了時勢。”

  學而思起家時辦了一個奧數網,當時就在業界很有名,后來又改名為e度論壇,最后則定了個名字叫做“家長幫”。“這個名字起得非常妙。過去,有很多家長根本不知道,他們經常泡的論壇,實際上跟學而思是一家的。”金恆瑞解釋,一般來说,學而思在某個城市開分校之前,都會利用“家長幫”吹風造勢,把市場炒火。他在學而思工作的時候,就經常在“家長幫”上發升學政策的解讀文章。這些文章在解答家長疑問的同時,也傳遞一個信息:要想考上重點學校,就要去上學而思。

  如今,金恆瑞在創業公司任職的同時,還經營着個人的微信公號。他接受一次當面升學諮詢的價格是一小時500元。北京複雜而競爭激烈的升學形勢,不僅養活了學而思這樣的課外培訓機構,也催生出一批像他這樣的教育諮詢從業者。由於北京的幼升小政策與學區房的關係密切又變化多端,所以有一些專門為家長做幼升小擇校諮詢的從業人員,簡直就成了變相的房地産推銷員。

  文化學者易中天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我反對培優,反對望子成龍。”他说,自己對孩子的家教就是“不教育、不管”。教育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也多次撰文痛批奧數。他曾寫道:奧數的泛濫成災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害,不僅損害了青少年的休息、健康,讓家庭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是完全違反教育規律的。如楊樂等許多數學家所言,這種重在解難題、怪題,練習所謂的“數學雜技”和高強度的集中訓練,與提高數學素養毫不相干;相反,只能扼殺和敗壞兒童的學習興趣,這正是許多中國孩子嚴重厭學、從小學就厭學的原因。

  但對於為孩子升學操碎了心的郭琳來说,她對奧數有更實際的看法。“我們現在學這個‘破奧數’,確實花了很多精力,也感覺特別難,超過了現階段孩子的智力發育水平。比如,小學四年級就要學排列組合,這是高中才會遇到的知識。而且孩子的成績也不足夠優秀,可能最終還是當了‘分母’,但是,不學也不成。現在大家動不動就批評奧數,可在現行的教育制度下,沒有比奧數更公平的選拔學生的方法了。就像高考,再不好,也是公平的!”

  在這種想法的支持下,郭琳沒有選擇讓孩子去西城區上學,而是留在了海淀。這是因為,除了買學區房可以上好學校,西城區還有所謂“政策保障”這一制度,按照這一政策,如果父母符合相關條件(比如是引進的海歸人才),則子女可以保證進入第一志願學校。2015年,西城區有政策保障名額的孩子,占該區大派位總人數的23.5%,而當年第一意向的累計錄取率為51.24%。根據金恆瑞的計算,刨去所謂的“政保生”,2015年西城區第一志願的錄取率只有36%。在郭琳看來,這是一種不公平。

  雖然參加課外班學奧數讓郭琳和孩子都覺得壓力很大、也很辛苦,但她仍然相信,與其在西城區“拼爹”,還不如踏踏實實地在海淀區靠實力“拼娃”。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家長與學生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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