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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土地金融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核心動力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7月02日 16:22   21世紀經濟報道

  評論丨從增長理論的角度看土地財政

  趙燕菁(廈門大學雙聘教授)

  現代增長與傳統增長

  土地財政之所以爭議巨大,是因爲爭論參與者所依託的理論框架不同。爲此,有必要先建立一個統一的增長理論,然後把土地財政放到這一框架中進行討論。

  爲了解釋增長,我們先從最簡單的商業模式開始。

  任何商業模式,無論家庭、企業還是政府,都要服從一個最基本的會計恆等式,收益-成本=剩餘。所謂的宏觀經濟就是所有商業模式加總,就是總收益-總成本=總剩餘。

  按照目前的宏觀經濟理論,現在的增長建立在過去的增長基礎上。我把增長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本型增長階段,第二個是運營型增長階段。

  所謂資本型增長階段,就是資本收入-資本支出=資本剩餘。這個公式中的第一項資本收入和土地財政關係特別大。第二項是資本支出是固定資產投資的成本,是一次性的投資。如果融資100個億,我們只花了90個億,剩下10個億就是資本剩餘。但這個剩餘其實是借的錢。

  所謂運營型增長階段,以企業爲例,是指建完廠房以後投入生產,企業獲得收益。這個收益屬於運營性收入,即現金流的收入。與運營性收入對應的是運營性支出(也稱爲現金流的支出或經常性支出)。

  如何區分運營性收入和資本性收入?以家庭爲例,通過出租房屋獲取房租就是運營性收入,而出售住房獲得的收入是資本性收入,是一次性的收入。對政府來說,稅收就是經常性的運營性收入,賣地則是一次性的資本性收入。

  運營收入-運營支出=運營剩餘。這個剩餘纔是我們真正掙的錢,是我們可以支配的收益。

  有了兩階段模型,我們就可以區分什麼是現代增長,什麼是傳統增長。

  按照兩階段模型,任何商業模式的啓動,都必須擁有項目啓動所必需的最低資本——原始資本。不同項目的差別在於,輕資產商業模式的原始資本門檻較低,而重資產商業模式的原始資本規模巨大。

  現代增長和傳統增長的最大差別,就是傳統增長必須依賴其他人的剩餘,而現代增長則不需要。現代增長是把自己未來收益的貼現變成啓動資本。以上學爲例,中國小孩要上大學,必須依靠父母的剩餘,這就是傳統增長;而美國的小孩上大學則不需要父母給錢,而是去銀行貸款,抵押的是自己未來的收益,這就是現代增長。

  在傳統增長模式下,工業部門所需要的原始資本,只能依靠農業的剩餘;但在現代增長模式下,工業部門只需證明自己未來的收益是可靠的,就可以通過融資,繞過對農業部門剩餘的依賴。只要能不斷髮現新的盈利模式,經濟規模就會持續擴張。

  能否把自己未來的收益貼現過來,這就是現代增長與傳統增長之間的最大差別。哪個經濟能夠進入到金融階段,就將進入現代經濟。如果經濟沒進入到金融階段,還是隻能利用剩餘的積累,那就是傳統的增長。在傳統增長理論裏,增長必須要有剩餘。傳統經濟學裏,剩餘對於資本的積累至關重要。而在現代增長中,資本不再依賴剩餘。

  土地金融與中國工業化、城市化

  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一直沒有解決原始資本不足的問題。在大部分時間裏,中國的工業化是靠農業爲主的傳統部門的剩餘積累。重工業導向的戰略,進一步惡化了資本不足的經濟環境。改革開放後,中國通過加入與資本大國的分工,避開了工業化資本不足的難題,進入了全球產業分工體系。

  解釋中國工業化的路徑,要用到“資本-勞動鏡像”假說:如果一個經濟(比如美國)資本充裕,那麼他的勞動力一定昂貴;反之,一個資本不足的經濟(比如中國),勞動一定便宜。而經濟增長需要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這就意味着,不存在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經濟環境。如果把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在空間上分離,通過在廉價資本的美國和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分別運營,就可以實現整個產業鏈剩餘的最大化。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正是利用了這種“全球化”,解決了資本不足這一制約中國工業化的最大瓶頸。

  1994年以後,美國和中國兩國在資本和勞動上的比較優勢一下子超越發達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比較優勢。此前轉移到東南亞的大量製造業大規模轉移到中國沿海。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城市化的崛起,進一步鎖定了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優勢地位。

  世界上“弱資本-強勞動”組合的經濟很多,僅有這一條並不足以支持中國的工業化,中國還必須跨越城市化的門檻。

  所謂“城市”,就是一組公共產品(服務)的集合,像道路、管線、電力、教育、治安這類產品(服務)都是非常重的資產,需要一個叫“政府”的企業統一供給。

  城市化的本質,就是通過集體消費(稅收)分攤公共服務的成本,使得城市裏的每個商業模式得以輕資產運行。這就決定了“城市”必定是一個重資產,提供的公共服務越多,資本需求量就越高。城市的資產越重,運營其上的企業(家庭)資產越輕。發達城市的資本密集程度,遠超包括重工業在內的任何一個產業。巨量的資本,就是城市化啓動最大的門檻。

  正因如此,在解決資本獲得之前,一個經濟體不可能實現大規模城市化。據估計,戰國時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經是15.9%,西漢時是17.5%,歷史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南宋爲22%,到1984年我們才超過這個水平(23%)。

  爲什麼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幾千年來都在20%左右的天花板下?原因只有一個——缺少資本。由於信用不足,無法把城市未來的收益貼現過來作爲原始資本,中國城市化不得不依靠非城市部門(主要是農業)的剩餘,積累啓動城市化的資本。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城市化歷史性地突破資本不足的瓶頸,這其中的祕密就在於發展出一個以土地金融爲核心的資本市場。使得中國城市化從傳統增長進入現代增長。利用土地市場創造的信用,一舉解決了城市化資本不足的問題,城市經濟實現了正的循環積累。

  土地金融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1994年分稅制、1998年“房改”、2003年土地招拍掛……一系列制度的完善,使得土地市場成爲中國城市化啓動資本的主要來源。可以說,房地產從一開始就不是財政,而是金融。特別是由於商品房市場和經濟適用房市場價格落差越來越大,爲了防止市場間套利取消了保障房以後,住房市場就從以“住”爲主,變爲以“炒”爲主。

  現在大家對土地財政的批評,單獨看,都是有道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土地金融支持了中國城市空前巨大的基礎設施。

  這裏要澄清一個在經濟學界廣泛流行的謬誤,就是公共投資會“擠出”民營投資。我們前面講過,城市的公共服務是非常重的資產,非有巨大資本無法完成。政府做重資產投資(比如道路),不僅不會“擠出”民營資本,反而會爲民營投資(比如汽車)創造條件。

  美國經濟學家阿斯喬(ASCHAUER. D. A.)曾對美國1950-1988年的公共投資曲線的分析表明,在頭20年的公共投資上升階段,要素生產率是2.8%、私人資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資率3.8%;在隨後公共投資的下降階段,則分別降至1.4%、7.9%、3.1%。他的分析顯示,公共投資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資就增加0.45美元。阿斯喬的研究證明:1)公共產品是私人產品升級的基礎。不存在所謂的擠出民間資本式的增長關係。2)公共基礎設施與私人投資是相互補充的。3)落後的基礎設施將會嚴重阻礙整個經濟的運行。

  正是由於土地金融,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上第一次有了向基礎設施、高科技、教育等公共領域大規模投資的資本。阿瑟·劉易斯曾經有一個有意思的發現:當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增速超過3%時,資本一定不足,所有國家無一例外全部向城市化增速低於3%的國家借錢。但中國的城市化打破了這個觀察,在過去這二十年中國的城市化增速遠遠超過3%,但中國是全世界外債負債率最低的國家。我們的資本是從土地金融中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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