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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士”吳敬璉:市場如戰場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1月10日 22:52   中國經營報

  原創: 陳偉 中國經營報 

  吳敬璉第一次聽到別人稱呼他爲“吳市場”是來自老友烏家培,1990年底的一次聊天中,烏家培告訴他現在都把他稱爲吳市場。實際上這是當時的計劃派官員強加給吳敬璉的貶義詞,而在支持市場經濟的人看來,“吳市場”的稱謂卻有着特殊的符號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十數年的計劃和市場之爭在中國從未停息,一度吸引了各方力量的參與,但多方都未取得壓倒性的優勢,相對而言,以吳敬璉爲代表的市場派略顯勢單力孤。

  博弈的轉機來自於1992年,87歲高齡的鄧小平年初南下視察,其間發表了中國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南方講話”,市場和計劃之爭至此塵埃落定。此前吳敬璉發表的論文《論作爲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與市場》和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被視爲這場解放思想的運動經濟理論上的依據,他隨之聲名鵲起,成了全國知名度最高的經濟學家,無人能出其右。

  2018年,吳敬璉已經88歲,中國的改革也進入了第四十個年頭。回望來路,歷次的改革節點中都能看到的身影,儘管似乎總是少數派,但歷史正在證明他的判斷,在他身上,人們看到了一位探索者的敏銳,非凡的勇氣,以及已經逝去卻從未磨滅過的他的老師顧準的背影。

  師承

  《華爾街日報》曾聲言,“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永遠值得聽取的話,那就是吳敬璉”。

  事實上,學經濟並不是吳敬璉最初的選擇,深受癡迷於科學的舅舅的影響,吳敬璉青年時就立志於做一名工程師,也頗有實業救國的雄心。但命運陰差陽錯,最終吳敬璉成爲了一名經濟學專業的學生,1954年,他從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學院經濟研究所,邂逅了傑出的思想家顧準,但彼時未有太多交集。此後吳敬璉經歷了那個時代多次的政治鬥爭洗禮,直至在“五七幹校”的勞改隊,他和顧準再次重逢,並結下了數年的淵源,也奠定了他此後學術研究的基礎。

  “五四運動”前後,胡適提出“易卜生主義”,烏托邦式的倫理道德、出走的娜拉成爲中國青年自我覺醒的種子。但清醒的魯迅卻提出了讓人驚醒的疑惑——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幹校,顧準重拾這世紀之問,在吳敬璉心中震盪出巨大的漣漪——新中國建立即“娜拉出走之後”,計劃經濟爲什麼沒能讓中國人富起來?中國要建立怎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一代人的青春在政治的寒冬中沉淪,直到遇到顧準,吳敬璉纔打開了學術的天窗,也領悟到真理的探索沒有禁區。從研究希臘城邦制度伊始,在歷史的沉浮中汲取理性的力量,顧準和吳敬璉超越了同時代的經濟學者,找到了追溯和理解當代中國命運的鑰匙。顧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深深影響了吳敬璉,這已經難以深究。但和顧準朝夕相處的時光無疑在吳敬璉的生命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讓他有機會看透時代的表象,獲得一種內心視力。他在後來回憶,“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參與這種能夠啓發人思想的自由討論了,這種機會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況下得到,真是一種奇緣”。

  多年之後,因爲對自由經濟的堅守,對法治市場體系的捍衛,吳敬璉贏得了聲名最響的兩個稱呼“吳市場”和“吳法治”,這既得自於顧準的傳承,也可看做是對顧準的致敬。

  紛爭

  2001年元旦,中央電視臺首次公佈了年度經濟人物的評選,在獲獎的10人中,吳敬璉是唯一一位經濟學者,他的聲望一時達到了巔峯,這也讓他在隨後而來的幾場論戰中難以沉默。

  2001年1月,吳敬璉就當時證監會處罰莊家操縱股價的問題接受採訪,直接將股市比喻成了“沒有規矩的賭場”,並批評了中國資本市場定位扭曲,成爲了國有企業圈錢的工具。此言論一出,就在市場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各種證券類媒體相繼開始對他的征討,厲以寧、董輔礽、蕭灼基、吳曉求、韓志國5位經濟學家甚至召開了記者懇談會要與他一辯高下,而股市也聞風而動,終止了持續上漲的行情,一時間,吳敬璉陷入了巨大的輿論漩渦中。此番論戰以吳敬璉的《十年紛紜話股市》一書的出版而告終,他決定以此作爲爭論的總結。爲此,他專門爲此書寫了長達2萬字的前言《股市七題》,將5位教授與他的爭辯論點分爲7個,進行了逐一的反駁。

  值得玩味的是,吳敬璉在《前言》的結尾部分寫道:“詰難有些來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們在過去爲實現市場經濟改革的共同目標對我提供的幫助和支持至今記憶猶新,回想起來仍然令人感動。不過我總是覺得,爭取建立市場經濟,並不只是爲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爲了我們這一代人。當我們作爲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羣衆,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着的下崗職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於極不規範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爲他們做些什麼嗎?”

  此時,吳敬璉已經在試圖穿透民生和廟堂之間巨大的鴻溝。

  由於股價操縱行爲氾濫,內幕交易層出不窮,嚴重打擊了投資者信心,加上當時時任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許小年的“千點論”拋出,股價由此一路走低,到2005年6月,上證指數跌至998點最低谷,前後歷時整整48個月。

  在投機者眼中,吳敬璉成爲了“罪人”,怪責之聲四起,而在投資者眼中,,吳敬璉羅列的股市弊端可謂切中要害,時至今日,中國股市依舊可以從他的諫言中汲取營養。

  股市的辯論餘波未平,另一場事關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爭論卻已悄然醞釀。

  2003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寬鬆的經濟政策帶來的經濟過熱正在中國各地蔓延,各省市不約而同把汽車、鋼鐵、能源能重化工業當成提升GDP、增加稅收的突破口,大幹快上、風起雲涌。在一些研究人員和媒體的加持下,“重化工業”儼然成爲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的不二之選,但各界的狂熱反而讓吳敬璉冷靜下來,他認識到這是一場利益攸關的中國發展道路之爭。

  2004年7月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專題討論會上,吳敬璉第一次公開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在題爲《注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謹防結構調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傾向》的重點發言中他論證了中國走重型化道路不可行,並提出警告說,“重型化”的快跑將使中國遭遇能源危機。此番觀點儘管在經濟界贏得認可,但是卻遭到了經濟學界的猛烈抨擊。其中包括厲以寧、樊綱和林毅夫等一些重量級的經濟學家,此外還有衆多的地方官員。重型化是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路徑選擇、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是否應該調整等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都在這次論戰中一一涉及。

  如果不釐清這些問題,中國就會跟重大的發展機遇失之交臂。認識到這一點,在此後的一年多的時間內,吳敬璉不遺餘力地想向各界闡述他的觀點,這讓他看起來像一個孤獨的鬥士,也像一個佈道者。據一位媒體記者的回憶,在一次小型的研討會上,吳敬璉提前十五分鐘就開始不停地糾正投影儀,希望能給不多的聽衆以更好的演示效果,這在他往常的演講中並不多見。

  2006年,吳敬璉提倡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等口號都寫入了國家“十一五”的規劃,這場發展道路之爭也暫時偃旗息鼓。但吳敬璉依舊警醒:從第九個五年計劃起,中國就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一直收效甚微。原因有兩方面,一是增長方式的轉變存在着“體制性障礙”,另一方面,能夠支持和鼓勵創新創業活動的政經體制和經營環境還沒有建起來。

  在他的眼裏,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不斷深化的改革。

  家國

  吳敬璉被譽爲經濟學家的良心,這是公衆和媒體對他關注民生的褒獎,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來自於他的本真,而在遇到顧準後成爲他終身的堅持。

  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爲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爲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

  吳敬璉外表儒雅溫和,但骨子裏的倔強,使他不可避免的捲入了一些爭論,例如“春運火車票該不該漲價”,這些爭論看起來都是一些瑣屑小事,吳敬璉完全可以避而遠之,然而,他認爲關注這一切都是必需的。事實上,這種情愫多年前已有發端,在當年股市爭端白熱化之際,針對一些經濟學家對他的動機和專業能力的批判,吳敬璉專門就“專業精神”與“平民意識”發表了一番評論:“經濟學是一門實證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麼’的問題。然而,經濟學涉及人們的物質利益,因而往往是現實性很強的一門學問,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數場合還要進一步作應用性的研究,提出規範性的意見。依我看,這便是最起碼的專業精神,而關注社會公正和社會中人的命運也是經濟學家的本分。”

  在公衆眼中,吳敬璉有着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特質,以天下爲己任,對未來充滿期望,理想主義和愛國主義表裏交織,晚年他的焦慮和不安常常來自對國家命運的牽掛,而這些特質也從來沒從他的生命中消弭。

  “待機守時”,這是顧準在彌留之際送給吳敬璉的四個字,在他眼裏,“時和機”就是民族和國家的命運,而歷史恐怕確實並不像理性主義講的那樣富有規則、有規律可循,相反,種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情形屢見不鮮。正因爲要竭力避免這種偶然,他從來不會涉足於左和右的極端,而總是希望能找到調和的道路,在他的眼中,中國的改革應該是漸進的、改良的,他認爲,“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

  吳敬璉八十歲之前常年在中歐商學院授課,教材只有一本他的專著《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他以此冀望讓座下的企業家們辨識中國的走向,掌握企業的命運,甚至,在一次授課中,他對300多位學員說:“我希望,我的生命終結在講臺上。”

  而在《中國改革三部曲》再版之際,他在後記中說,“就是想盡自己的一份力,並希望它能有助於全社會凝聚共識,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改革道路,爲中華民族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這可以看做是一個理想家和愛國者的宣言。

  時間回到顧準重病的那個秋天,當時,“文革”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顧準自知時日無多,與44歲的吳敬璉在病榻前進行了最後一次長談,身處暗夜,他卻認爲中國的“神武景氣”一定會到來,只是不知道何時會來。“時機不到,你想報國也沒有用,沒有這種可能性。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這是顧準對吳敬璉最後的叮嚀,1974年12月2日,吳敬璉陪着顧準走完了生命的末章,據夫人周南回憶,回到家後他臉色蒼白,不發一言,繼而痛哭失聲,流下了人生少有的淚水。

  歷史會定格,時間卻在幽暗中尋找光明,兩年之後,肆虐十年的“文革”浩劫戛然而止,四年之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自此,中國拉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巨幕。40年過去,吳敬璉變成了顧準想要他成爲的樣子,這一點,他從來沒有辜負過顧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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