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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魯: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存在擠壓效應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6月11日 16:24   21世紀經濟報道

  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和消費 存在擠壓效應

  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關於政府投資對於民間投資是否存在擠出效應的問題,首先,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之間存在互補或帶動的關係是肯定的。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會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條件,如交通運輸、城市建設等方面,從而有可能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而且這種關係是可以通過做相關性分析來證實的。但是關於是否存在擠出效應,我覺得僅僅做相關性分析是不夠的。數據正相關並不能證明沒有擠出效應。從宏觀角度來講,政府可以借債投資,可以搞赤字財政,但是政府投資也不可能無限擴大,因爲有一個GDP總量的限制。因此從宏觀上來講,大量的政府投資會不會對民間投資造成擠出效應?我認爲從中長期角度看,無疑這個擠出效應是存在的。

  舉幾個數字,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政府加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總額與GDP之比,1990年大約是15%,2000年爲18%,2010年爲25%,2017年爲28%。從這幾個數看政府投資是在不斷擴大,而且相對於GDP而言,28%已經是非常高的數字了。當然這裏也存在一個數據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兩個數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該怎麼解釋?大致從2000年以後這個差距是敞口的,變得越來越大。2000年之前大體是1:1的關係,到2017年大概變成1:1.9的關係,也就是說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大約是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1.9倍。

  固定資產投資中間確實存在數字虛增、不準確等問題,但是能不能用1.9的比例把固定資產投資壓下來?這麼做可能是冒險的。即便我們假定可以用1.9這個係數來折算,那麼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28%,用1.9倍來折算,這個比例變成15%,也就是說政府加上國有企業的投資佔GDP的15%,而且這是最低限度,真實情況恐怕不會低於15%,很可能更高。從最近這兩年的情況來看,這部分投資的內容基本上是基礎設施建設。過去還有相當多的產能投資和工業投資,但這些年它們佔比越來越小,即便是國有企業的產能投資也在減少。

  日本、韓國城鎮化率都在80%以上,基建投資佔GDP的比重最高時期也不過10%,而我國現在城鎮化率才58%,基建投資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10%。這不就意味着我們存在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嗎?投資過多有效性會下降,而且會擠佔全社會的可用資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從中長期看,政府不斷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恐怕對正常的民間投資會有擠出效應,而且這個中長期的效應是很難通過做相關性分析得出來的,因爲它不同於短期波動。

  此外,不但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有擠出效應,對消費也有擠出效應。很簡單的例子,我們看支出法GDP,2000年以前消費佔GDP比重一直在60%多,資本形成率在百分之三十幾。2000-2010年期間,資本形成率上升15個百分點,接近50%,而消費率由60%多降到50%以下,這十年間的大變化是怎麼造成的?恐怕主要是由於政策因素。我們持續以寬鬆貨幣刺激投資,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政府投資,產業政策在鼓勵某些領域的投資,地方政府爲了GDP都在擴大投資。各種各樣的政府行爲都在鼓勵投資,使得各級政府投資規模越來越大,資本形成率越來越高,導致消費率下降。因爲支出法GDP中主要就是投資和消費,其餘就還剩一個淨出口。那麼投資持續擴大自然會對消費造成擠壓。儘管近幾年消費率有所回升,但是和2000年以前相比,仍然低10個百分點左右,從這個角度看投資對消費的擠出效應無疑是存在的。

  其實一直存在這麼一個爭論,有人認爲政府擴大投資並不是政府主動要這麼做,而是因爲老百姓不願消費,儲蓄率過高,所以政府把儲蓄拿來進行投資。這是按照凱恩斯的理論,你不消費而且儲蓄率太高,我就拿你的儲蓄進行投資來拉動總需求。事實上是不是這樣一個情況?看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數據,很能說明問題。我們把資金流量表的總儲蓄當做100%,再來觀察其各個組成部分,其中政府部分在總儲蓄中佔的比重是持續上升的,主要是2000年以後,而居民部分佔總儲蓄的比重是明顯下降的。因此,從數據分析上我們大體可以得到這麼一個結果,總儲蓄的提高和投資率的提高都是政府行爲的結果,政府在主動擴大投資的同時也必然擴大政府儲蓄,而並不是政府對居民高儲蓄的被動應對。

  過去政府持續的高投資,而且不惜借債投資,如果已經造成了過度投資,並使消費和民間投資受到擠壓,那麼現在是不是還要從保增長的角度出發,繼續把政府投資擺在其他的考慮之前?宏觀政策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一個角度是主要考慮當前經濟增長率,保證其短期達到一定目標;另一個角度是把結構再平衡和長期發展的可持續性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如果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看,爲了保證長期發展的動能,當前投資減速,也包括政府基建投資減速,在我看來是一個很正常的情況。如果沒有這個減速,那麼過去形成的失衡恐怕是調不回來的。

  今後有幾年投資低增長,甚至包括政府基建投資較低增長都是必要的。短期經濟增長率可能低一些,但風險能夠降低,未來增長能夠更強勁、更可持續。

  (本文爲作者在2018年5月22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第二十七次月度例會上的發言,經作者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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