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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故一九九二:一位老人和一羣創業者的故事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5月16日 17:44   北京新浪網

  溫故一九九二

  8字路口

  作者 令孤

  1992年的1月19日,農曆臘月十五,正好是“大寒”,也就是這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深圳雖然是南方,但天氣陰着,冷風吹皺了深圳河的水面,也吹起了賓館禮儀小姐的裙子。

  一位矮個子老人,此時正站在深圳的街頭,對着一羣隨行人員說話,用差一點成爲普通話的川普:

  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半個月後就是春節,《深圳特區報》發了一組評論文章,把老人的話複述了一遍。其中一篇這麼說:

  湖北神農架地區遭到了野豬禍害,有人想了個辦法,在電線杆上裝了個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獅子和老虎的叫聲,嚇唬野豬。

  一開始還真管用,後來野豬聽多了,總不見獅虎來,便知道是假的,把電線槓給拱倒了。

  這個故事的意思是說,講空話、唱高調,連野豬也騙不了。

  幾個月後,在中國的最北方,黑龍江省綏芬河市市長趙明非起了個大早,來到了貿易市場。

  他花一塊錢買了門票,又花兩塊錢租了個攤位,賣起了東西:一件皮夾克、一瓶蜂王漿、從賓館拿的的牙具、兩個飯盒。

  不一會,電視臺的記者來了,舉着相機拍照。工商局的人來了,還幫忙吆喝了一嗓子:趙市長擺地攤了,大家快來買呀。跟着,警察也來了,說要保護他的安全。

  人越圍越多,趙市長見好就收,捲起自己的貨,回去了。後來他透露,電視臺的人其實是他自己找的。

  很明顯,這是一場作秀,但是效果很明顯,綏芬河市成爲第一批邊境開放城市。

  趙市長還有個身份,他是那位老人的外甥女婿。

  1

  老人之所以要去深圳,是因爲那時候大家總是糾結個體經濟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尤其是北京的幾份報紙,總是唱反調。社會有所停滯,他不得不重回南方。

  回想起十三年前的那個春天,他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很多人的命運,被這個圈給改變了。

  1980年末,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去了趟當地的工商所,領了一個營業執照,編號是10101。字是用毛筆寫的。

  在接到領證通知時,她還猶豫要不要去。害怕一旦領了證,有了證據,以後要是再割資本主義尾巴怎麼辦?

  章華妹的生意,今天看起來寒酸得很。就是在自家門口擺個地攤,賣一些針線、鈕釦一類的日用品。她的同學在路上見了她,都趕快把臉別過去,裝作不認識。她就低着頭趕快溜過去。

  但她的內心,其實是很滿意的。她的小攤一個月也就賺二十塊錢,但當時物價低,這二十塊就夠一大家子人吃飯了。

  當時,溫州的工商局也剛成立。工作人員看到章華妹擺攤,便告訴她,現在做生意放開了,可以去領個證。她回去和爸爸商量,爸爸覺得國家說要改革開放,領了應該不會錯。於是,她就去了,拿回來掛在家裏。

  沒成想,這是中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她成了中國第一個合法的個體戶。那一年她21歲。

  如今,章華妹是一家服裝輔(niu)料(kou)公司的老闆。她把“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幾個字,寫在了公司營業執照上。2005年,她參加第三屆同學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把她捧在當中,包括當初看不起她擺攤的那幾個。

  不過,她之後的發展,其實也就一般般。轉行做皮鞋失敗,足足用了兩年時間才處理完庫存,不得不重新做回鈕釦;她老公做珠寶生意,兩個月賠了80萬。她兒子自己開酒吧,壓根不想跟着她繼續賣鈕釦。

  擺得早不如擺得巧。有幾個中年男人,擺攤雖然比她晚,但擺得成功。

  1984年,一個戴眼鏡的男人,拉着一輛平板車,在北京中科院的門前擺起了攤,賣的是電子錶,後來還批發過旱冰鞋、運動褲衩和家用電器。

  他叫柳傳志,本來是中科院人事局的幹部,半路出來創業,搞了一家“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公司賺不到錢,他不得不練起了攤。這一年,他剛好四十歲。

當年柳傳志擺攤的地方。當年柳傳志擺攤的地方。

  當時,電子錶都是跑到深圳才能進到貨。他第一次去,揣了一千塊錢鉅款。那時候交易只能用現金,不像現在滿大街的碼商都會拿出一個二維碼。他平時是個很愛丟東西的人,妻子把錢給他縫在褲子裏,非常結實。掏都掏不出來,除非把褲子脫下來。

  結果,到深圳排隊買貨的時候,非常尷尬。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他不得不說,你等一下。然後,一溜小跑,跑到一個沒人的角落,把褲子脫下來……

  擺攤當倒爺的路一開始並不順利。公司一共才20萬元資本,沒幾天就被騙了14萬。那是一個江西的女騙子,騙他說有一批便宜的彩電。結果錢匯過去了,彩電就沒了,人也消失了。報警後足足過了幾年,才把騙子抓住。但贓款已經花得差不多了。

  很多年以後,他還恨恨不已,說了一句特別政治不正確的話:這騙子這麼厲害,怎麼也得是個男的吧。

  靠練攤,他的公司好歹有個樣子,一年能賺100多萬了,卻又被人一下騙走了300萬——300萬,放到現在的北京,也就是三環一個地下室的價錢。

  在當時,這個級別的數字一般用來形容小行星到地球的距離。社會就像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裏演的那樣,經常有小行星撞地球的科學發現,很多人深信不疑。

  柳傳志找人打聽到對方住的地方,拎着一塊板磚,跑去蹲了兩個星期,心想不行就同歸於盡。

  最後,對方看到他這副架勢,害怕了,把錢還了。他卻急出了毛病。天天半夜兩三點被嚇醒,心砰砰地跳,睡不着覺;說話也開始前言不搭後語,看到熟人半天想不起來叫什麼名字。

  家人、下屬七手八腳把他送到海軍醫院,足足治療了幾個月纔好。出院以後,他覺得自己的腦子笨了很多。

  後來,他的公司改了名字,叫聯想。

  每個年代的人們都想活得更好,尤其是草根們。他們硬是靠着街頭攤子上的針線、鈕釦和電子錶,把錢縫在褲子裏,活出了自己想要的樣子。

  2

  那個老人在深圳講的那番話,讓很多人覺得,世界這麼大,應該去看看。

  於是,當年全國辭職的人,超過了12萬。他們很多人都從擺攤開始了自己的路。

  8月1日建軍節這天,北京林業大學外語系的黨支部書記,正處級幹部崔萬增推着一輛三輪車,在校園食堂門口擺起了餡餅攤子。洋白菜大蔥豬肉餡的餡餅,3毛錢一個,一天就賣了100多個。

賣餡餅的崔萬增,戴帽子的那個就是他。賣餡餅的崔萬增,戴帽子的那個就是他。

  當時學校的幹部,工資只有教授的四分之一,高校也鼓勵大家搞第二職業,收入的四成上交學校,六成歸個人。老崔本來放不下這張正處級的臉,但正巧學校組織去北戴河旅遊,他發現自己連這筆旅遊的錢都交不起,一橫心,擺起了攤子。

  從此,他便有了一個稱號,叫“餡餅教授”。

  那一年,留了個後路,沒辭職但是辦“停薪留職”的人則超過了1000萬。其中就有那個老人的外甥女婿,當年擺攤的趙市長。

  辭職的人裏,還有國務院下面《管理世界》雜誌的副總編陳東昇,35歲就當了副局級幹部。辭職後,他沒有擺攤,而是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拍賣公司嘉德和第一家物流公司宅急送,以及一家保險公司,叫泰康人壽。

  他給這年下海的一幫子人起了個名字,叫“92派”。這個名字沿用至今。

  已經離開的偉大領袖,不知道自己的形象,成了這股風潮的一部分動力。每天都有很多人來到韶山參觀他的故居。住在對門的湯老太太看到了商機,她花了一塊七毛錢買了一袋綠豆,熬成綠豆粥,擺了個小攤,賣給遊客。每碗一毛錢,很受歡迎。

  名義上是領袖的鄰居,但湯老太太其實不是韶山人,是外地嫁過來的,而且只見過他一次。那還是1959年,偉大領袖回鄉給父母掃墓。湯老太太正在池塘裏洗衣服,看到一個和畫像上長得一樣的人過來,趕緊在衣服上擦了兩把,走上前去握了個手。

  就這麼握了一下手,改變了她的人生。後來,綠豆粥攤子變成了“毛家飯店”,專賣偉人當年最愛吃的那幾樣菜:紅燒肉、火焙魚、豆豉辣椒。它走出了韶山,走出了農村,在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開了三百多家分店——就如偉人當年所走的路。

毛家飯店最早的地方,現在住的是武警警衛班。毛家飯店最早的地方,現在住的是武警警衛班。

  我前幾年去過韶山,發現幾乎家家都在開飯店,菜式跟毛家飯店幾乎一模一樣。但名字有些差別,有叫“毛澤紅餐館”、“毛澤惠餐館”,還有一個乾脆就叫“澤字輩餐館”。而且,很多人家門前都擺着一幅大照片,說是偉大領袖某年回鄉時,跟自己家老人握手的情景。

  不過這些飯店都沒能像毛家飯店一樣走出韶山,走向全國。可見,“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純屬忽悠。

  這一年的夏天,大學的畢業季,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來,只有59萬人,而全國至少需要90萬的人才。大學生根本不愁找工作,畢業就等於就業,除非你不願意。

  那個年代,難的不是找工作,難的是擺攤,因爲競爭太激烈。

  1993年,有個年輕人從深圳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本來想去路邊擺攤修電腦,結果發現攤子太多了,只好老老實實去找工作。最後進了一家通訊公司,做編程。他戴着大眼鏡,穿着白襯衫,不顯山也不露水。

  過了幾年,他自己出來創業,開了家公司。公司的logo是一個企鵝。

  3

  1992年,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許多擺攤人的命運。

  這年5月,中關村被確定爲全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綜合改革試點區。正因如此,當出身蘇北農村的東哥想創業時,就不用像柳傳志那樣在街邊擺攤了,而是直接在中關村租了個櫃檯。

  他的祖上是湖南的跑船世家,靠一條京杭大運河,來回販運貨物。80年代,個體經濟允許發展後,他的父母又買了一艘船,繼續跑運輸。

  就像他後來的公司,本來是從賣貨起家,但之所以能領先同行,靠的是物流。所以呀,一個人的命運,在小時候就決定了。

  在那個老人南巡講話那一年的夏天,東哥考上了大學。他帶了500塊錢,跟柳傳志一樣把錢縫在褲子裏,還是內褲。

  家裏窮,鄉親們給他湊了76個煮熟的雞蛋,讓他背到了北京。入學一個星期,他從沒進過食堂,就靠吃這些雞蛋活着,以至於後來看到雞蛋就想吐。

  他本來喜歡理科,但高中老師希望他能做官,造福百姓,所以他才報了有“第二黨校”之稱的人大。可是到了北京後,他卻看到那些當官的人紛紛辭職下海了。

  東哥的心情是相當複雜,最終他也選擇了做生意。畢業後,他先是去了一家日企上了兩年班,賺了些錢。然後,他拿着這些錢,騎車到中關村租了個櫃檯,賣起了光盤。

  

那個時候,東哥還很青澀。那個時候,東哥還很青澀。

  當時他有個女票,姓龔,正在人大讀研究生。龔家是公務員家庭,三代從政,看不起經商的。東哥剛創業時,每天在中關村發促銷單,在電線杆上貼小廣告。龔小姐覺得丟人,於是兩人分了手。

  女票看不起他,他也看不起從政的,因爲賺錢少。等他的企業做大後,他說:

  我們縣長的收入是五千多,我們在宿遷的快遞員拿到手是六千多,所以我保證我們快遞員的收入永遠比縣長高。

  所以說,東哥這個人的報復心有些重。沒有娶到人大的校友,他最後娶了更有名的隔壁學校的校花。

  不過,東哥終歸是個低調的人,他還把“低調”寫在了微博的個人簡介裏,並且寫了三遍。他的微博關注中,互聯網圈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小雷子。

  1992年,當東哥背雞蛋上京時,本來在武漢闖碼頭的小雷子也來到北京,加入了做軟件的金山公司。

  小雷子的高中是湖北仙桃中學,很厲害。他那一撥有17個人考上清華北大。小雷子的高二同桌上了北大,高三同桌上了清華,而他拿着上清華的成績,卻上了武漢大學的計算機系。

  一步沒趕上,下一步就得快點。在大學期間,他就成立了一個工作室,名叫“黃玫瑰”,開發加密和殺毒軟件。加入金山公司後,他一路做到了總經理。

  

二十多歲的小雷子,煙癮不小。二十多歲的小雷子,煙癮不小。

  從“黃玫瑰”、“金山”的名字,到小米的logo,都是黃色的,這也是小雷子的幸運色。這一年,遠在香港的周星馳拍了一部電影。在電影裏,他對演對手戲的鞏俐說:我喜歡黃色。不知道小雷子是不是看了這部電影。

  一個人的命運怎麼走,當然要靠個人的奮鬥,但也要考慮到歷史的進程。2010年,小雷子之所以要離開金山這樣的大公司,自己出來單幹,因爲他看到了一股風在吹向自己。

  他有句名言:“站在臺風口,豬都能飛上天。”

  這股風,便是移動互聯網的風,說白了就是手機。移動終端的發達,帶來了移動支付的普及,許多當年的草根奮鬥者,都從小攤主化身爲新時代的“碼商”。這裏的“碼”,即二維碼。

  有了高科技,碼商們不再擔心被偷被搶。像柳傳志和劉強東那樣把錢縫在褲子裏的場景,再也不會出現了。至今,這個國家也沒出現過一個一手拿刀一手拿二維碼的劫匪。

  同時,今天的碼商們還享有貸款和醫療保險的服務。擺放在中國數百個城市成千上萬的小商小販們櫃檯上的二維碼,連接的不僅是商家和消費者,還是現實世界和線上世界。

  人生如一個8字,兜兜轉轉,循環往復,最終都會回到原點。今天取得的這一切,都是因爲有1992年這個轉折點,因爲有老人的那番話。

  那年的10月12日,北京開了一場大會,做了一場報告。題目叫《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

  老人是特邀代表,但是他沒有到會場,而是呆在家裏,看電視直播。報告完,他說:“講得不錯,我要爲這個報告鼓掌”。於是,他獨自鼓起掌來。

  10月19日這天是大會閉幕日。他突然出現在會場,但只說了一句話:

  這次大會開得很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說完就轉身離去。畢竟88歲了,步子沉緩,如一個慢鏡頭。

  這是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最後一次亮相。

  1992年就這樣過去了,它值得我們懷念。而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這一年開創的時代裏。互聯網和科技改變了個體生活的方式,也讓小微羣體的奮鬥更有動力。等到2022年,中國又會是什麼樣呢?

  唯有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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