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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校長劉偉:如何看待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0月11日 18:14   北京新浪網

  人大校長劉偉:如何看待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文 /  劉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蔡志洲,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管理世界雜誌(ID:managementworld)

  改革開放後,中國保持了4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水平有了巨大的提升,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從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爲上中等收入國家。但是,無論從主要國際組織的界定還是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來看,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又逐步實現由高速經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階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進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更加協調,國際地位進一步提升。從動態發展上看,中國仍然處於上升和繁榮時期,和已經進入緩慢發展甚至是停滯的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有活力,仍處於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從經濟規模上看,中國已進入世界的前列。但是,從人均發展水平上看,中國和世界發達國家之間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正因爲這樣,黨的十九大才提出,我們在建黨100年前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後,將開啓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新徵程。這裏既有對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的客觀判斷,也表明了在新時代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雄心壯志。

  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developing)國家和發達(developed)國家的提法,是20世紀60年代以後流行起來的。1961年,一些歐美髮達國家共同建立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文簡稱“OECD”),討論如何將真實資源(real resources)由富國(發達國家)向窮國(發展中國家)轉移,從此,“發達”(developed)和“發展中”(developing)這一對概念在世界上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應用(Pearson,1969)。顧名思義,發達國家就是已經發展起來的國家,主要是指經濟已經得到了發展,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較高的(高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則是指經濟正在發展中但發展水平還不高的國家或者根本沒有得到發展(least developing countries,LDC)的(中低收入)國家。這是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最簡單分類。

  OECD宣稱,發達國家應該在經濟上支持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發展。這個思想也體現在各個國際組織的運作中,如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都有對發展中或中低收入國家提供優惠的政策。

  但是在統計實踐中,對於如何定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邊界,各個國際組織之間存在着差異,有的甚至沒有明確或清晰的標準。美國、日本等七國集團的成員屬於發達國家,聯合國2018年確認的最不發達國家名錄上有有47個國家(阿富汗、孟加拉、柬埔寨等)屬於發展中國家,這不存在什麼爭議,但是對許多處於中間狀態的國家,如何確定它們的歸屬就有些問題。例如,對於獨聯體國家和東歐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它們的歸屬被爭議了多年(劉偉、楊雲龍,1991)。

  第一,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明確指出,要對發展中國家提供過渡期的優惠。但是,並不存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WTO定義(there are no WTO definitions

  of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一個國家是否屬於發展中國家由這個國家自行宣佈,而別的國家可以提出質疑。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人均GDP還不到1000美元,無疑屬於發展中國家,但是在17年之後的2018年,中國的發展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一些國家由此對中國在WTO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提出質疑。因爲WTO對一個國家是否屬於發展中國家,並沒有自身的定量標準。

  第二,看聯合國統計局。聯合國統計局制訂的“爲統計用途制訂的標準國家和地區代碼(standard country or area codes for statistical use,M49)中,把世界各個國家分爲發達地區(developed regions)和發展中地區(developing regions),發達地區包含北美、大洋洲、歐洲的大多數國家,俄羅斯聯邦、捷克甚至阿爾巴尼亞等原蘇聯東歐中央計劃經濟國家都被包含在內,但亞洲只有日本一個國家,共包含66個國家;而發展中地區則包含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地區,其中,既包含印度、孟加拉等南亞低收入國家,也包含韓國、新加坡等東亞高收入國家,還包含沙特阿拉伯等中東石油輸出國家,中國、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也被同時包含進這一地區。聯合國統計局強調指出,這一分類的制訂是爲了統計工作的方便而不是對一個特定國家或地區發展階段的判斷。從這一分類以及在分類下包含的國家和地區中,我們可以看到”發達“和”發展中“的區別,但是它們的邊界是模糊的。

  第三,看世界銀行的分類。1978年,世界銀行發佈了第1期“世界發展報告”(WDR),以世界發展指數(WDI)爲統計依據,把世界各國分爲3個類別,(1)發展中國家;(2)工業化國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3)資本剩餘石油輸出國家(capital-surplus oil-exporting countries)。發展中國家包括低收入國家(人均GNI在250美元以下)和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在250美元以上但在工業化國家水平以下);工業化國家則用OECD替代,但是希臘、葡萄牙、西班牙和土耳其仍然被看作是發展中國家。南非不是OECD成員國,但也被列入工業化國家。1989年,世界銀行對收入分類作了進一步的改革,按照人均國民總收入(Per Capita GNI)水平把各個國家(和地區)分爲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其中又具體分爲下中等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分組,參考了世界銀行的業務分類(the operational categories),人均收入較低的國家或地區能夠有較大的貸款優惠,隨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減少,而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時,則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支持的國家中“畢業”,不再享受世界銀行的“軟”貸款;但是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分組,則是根據經濟分析的要求來確定的(the analysis classification)。1989年,世界銀行研究部門向世界銀行提供了一篇工作報告“人均國民收入,估算國際比較數字(per capita income: estimating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numbers)”,提出以1987年6000美元爲“工業化”(“industrialized”)經濟體的人均GNI的標準,也就是說,作爲高收入經濟體人均GNI的下限,如果達到了這一標準,那麼這個國家就是“工業化”國家,當然也就是高收入國家。高收入的名義標準下限每年都在變化(2016年爲12235美元),這是因爲全球的價格總水平在不斷提升,這個標準也要把全球價格一般水平的上漲因素考慮進去,而調整的依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折算係數(the “SDR deflator”)。這也就是說,從1989年以來,世界銀行的“工業化”或“高收入”的標準一直是按1987年可比價格(constant price)的6000美元規定的,沒有發生變化,即按折算係數折算爲1987年的6000美元水平。同時,世界銀行還將分析分類與業務分類相結合,將人均GNI在480美元以下的國家歸爲低收入(low income)國家,480~1940美元的國家爲下中等收入(lower middle income)國家,1940~6000美元爲上中等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國家。目前,各個分組的名義人均GNI標準的大約爲當年的2倍左右。2016年低收入組爲100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組的標準爲1006~3995美元,上中等收入的標準爲3956~12235美元。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國家無疑屬於發展中國家,能夠享受發展中國家的“軟貸款”,而上中等收入國家則被認爲逐漸由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軟貸款支持的發展中國家中“畢業”(graduation),享受的貸款優惠及貸款明顯減少直至取消,但從經濟分析的觀點看,仍然把它們歸入發展中國家。高收入國家則無疑屬於工業化國家或發達國家。

  第四,看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國家發展分類。目前,UNDP在每年發佈的“人類發展報告(hunan development report)”中,都要計算和發佈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並由此對各國進行排序和歸類。人類發展指數是對一個國家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NI、人均受教育程度及人均預期壽命這三類指標進行綜合處理並進行加權計算得出的結果,是一個0-1的無量綱的量,用來反映一個國家的人民生活狀況發展程度的相對水平。由人文發展指數計量的發展水平和用人均收入計量的發展水平的排序結果可能有所差別,例如馬來西亞2015年的人均GNI高於智利,但人均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壽命則低於智利,綜合計算的結果是智利(0.847)高於馬來西亞(0.789)。2015年,參與排序的國家和地區有188個,前5名分別爲挪威(0.949)、澳大利亞(0.939)、瑞士(0.939)、德國(0.926)、丹麥和新加坡(0.925,並列第5名),最後5名分別爲中非共和國(0.352)、尼日爾(0.353)、乍得(0.396)、布基納法索(0.402)和布隆迪(0.404),中國的排序爲第90位,恰好在中間位置上。188個國家和地區中,HDI值在0.8以上的國家爲極高人類發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 velopment)國家,約佔排序國家的1/4,包括美國、俄羅斯聯邦等在內,共有51個國家和地區,爲發達國家;HDI值在0.8以下的國家爲發展中國家,中國的HDI爲0.738,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

  第五,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劃分。IMF每年出版“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在最新年度報告的國家分類中包括兩個組別: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及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IMF指出,這一分組並不是按照經濟或其他方面嚴格的數據標準得出的,而是服務於合理而有意義的分析目標(IMF,2018)。其中,先進經濟體包括40個國家和地區,具體包括七國集團、歐盟國家、大洋洲國家、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韓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臺灣省以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被列入分類的154個國家和地區被歸入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中國、俄羅斯、印度、土耳其等國家都被包含在內。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看出,就“發達”和“發展中”這一對概念而言,人們對它們的總體理解是一致的,即經濟發展、人民生活以及相應的其他方面發展在世界上達到了高水平,就屬於“發展了的”或者是“發達”國家,否則就屬於“發展中”國家。但是發展同時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隨着各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情況不同,各個國家之間發展水平的分佈在不斷變化,尤其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一批發展水平持續迅速提升的國家或地區,被稱爲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或者是新興經濟體。“新興”是對發展狀態而不是發展水平的描述,韓國、中國、印度都是新興經濟體,目前在世界上都保持着較高的發展速度,但在發展水平上卻存在着明顯的差別。韓國已經邁過兩類國家之間的門檻(threshold),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但中國和印度仍然是發展中國家。

  那麼,發達國家的門檻究竟在哪裏?從前面的綜述中可以看出,對於這個“門檻”有明確定量規定的國際組織主要有兩個,一個是世界銀行,另一個是UNDP。世界銀行主要是從人均國民總收入(GNI)來看的,把1987年的6000美元作爲“高收入”或“工業化”的固定標準,一個國家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人均GNI達到了這個標準成爲高收入國家,就可以認爲是“工業化了的”或“發達國家”。而UNDP的標準是相對標準,即把人類發展指數(HDI)達到0.8以上的國家歸入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即發達國家,否則爲發展中國家。

  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列表中,在過去30年裏增加了20個。從這20個國家的初始狀態上看主要可以把它們分爲3類,一是原來的下中等收入國家,只有智利一個國家;二是當年沒有公佈和提供統計數據的國家,主要是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包括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等;第三類爲原來的中等收入國家,包括葡萄牙、韓國、馬耳他、波多黎各,還有一些太平洋上的小國。從地區分佈上看,歐洲國家最多,從歷史上看,這些國家(主要指東歐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已經有一定的基礎,原來大多已經接近或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加入歐盟後經濟又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俄羅斯原來也屬於高收入國家,但2015年又重新變成了上中等收入國家。其次是拉美國家,包括智利、烏拉圭和波多黎各等國家。智利的情況在拉美國家中有代表性,在過去30年中,由下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爲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國家,問題在於一些國家長期發展停滯,好幾個國家多年來一直在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國家之間徘徊,委內瑞拉和阿根廷在2014年成爲了高收入國家,但2015年委內瑞拉又成爲上中等收入國家,而阿根廷則在2016年也變回爲上中等收入國家。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拉美國家表現得非常明顯,即所謂“拉美漩渦”。亞洲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成高收入國家的雖然只有韓國一個國家,但發展得較爲成功,人均GNI已經接近3萬美元,已經屬於發達國家。

  二、中國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

  改革開放之後,隨着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中國以人均GNI所反映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從表2中可以看到,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年之後,中國的人均GNI達到了800美元,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了下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又經過12年的努力,到2010年人均GNI達到4340美元,邁入了上中等國家的行列。從表2中還可以看到,中國的人均GNI與高收入國家的下限之比在初期增加得非常緩慢,1987~1997年之間僅提高了2.5%,平均每年僅提高0.25%;但是到了後期則提高得非常快,2008~2016年,8年間提高了41.5%,平均每年提高5.19%;現在,中國人均GNI佔高收入國家下限的比重每年的提高幅度相當於改革開放初期20年所提高的幅度。雖然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實現了經濟起飛和高增長,但經濟的絕對總量低,人均水平就更低,每增長一個百分點中所包含的絕對增量很小,而現在情況已經大不相同,人均水平已經較高,在較高的增長率下,佔比提高的幅度也大。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人均GNI不到300美元,每增長10%不到30美元,僅爲6000美元的0.3%,但是現在我國的人均GNI已經達到8000美元以上,哪怕只增長5%,絕對量也達到了400美元,爲12000美元的3 %。這也說明了我國實現趕超目標之艱難,經過長達40年的努力,才讓中國走近最終跨越的門檻。從表2中可以看出,2016年我國的人均GNI已經爲世界銀行高收入門檻的2/3。從發展趨勢看,中國成爲高收入國家已經不會很遠,在建黨100年前後,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前後,中國有可能進入按照世界銀行分組的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從世界銀行的人均GNI排名上看,2003年中國的人均GNI爲1100美元,在列入排名的20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34位,2016年人均水平已提升爲8250美元,在列入排名的216個國家和地區中列95位。而根據IMF公佈的《世界經濟展望2018》數據庫中的數據(IMF,2018),中國2018年的預期人均GNI將達到10088美元,在列入排名的191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第72位。在經濟總量上,中國取得的成就更爲明顯,2009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了日本,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的製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之後一直保持世界第一。而貨物進出口總額則在2013年趕上了美國,之後排名雖然和美國之間互有變化,但已經是世界領先。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偉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生產力水平得到顯著發展,人均國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得到巨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

  (一)人均收入水平

  目前世界上雖然有很多對各國的發展水平進行排序的方法(如HDI、幸福指數、國際競爭力、宜居程度等),但使用最普遍的還是人均GNI或人均GDP方法,簡單而且得到廣泛認可。統計表明,各種度量發展水平的排序方法,往往都和人均GNI或人均GDP有較高的相關程度。本文首先從人均GNI的國際比較上看中國的發展水平。

  首先,從世界各大地區的發展上看,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和廣大的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相當。

  從表3中可以看到,按匯率法計算,我國目前的人均GNI水平略低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平均水平,相當於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平均水平,略高於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平均水平。從收入水平分組上看,大約相當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數。而按照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中國2016年的人均GNI爲15470國際元,在列入排序的215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103位,低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東和北非地區,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相當,在收入水平分組上略低於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說,用購買力平價的方法計算,中國人均GNI在國際上的相對水平略有下降,但沒有發生顯著變化。

  表3中的地區分類主要是地理概念,而鄰近國家之間的發展水平可能有比較大的差距,如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既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的高收入國家,也包括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這些下中等收入國家;歐洲和中亞地區既包括德國、英國、法國這些重要大國,也包括北歐的高收入國家,但也有中亞收入較低的國家。但總體而言,它仍然大致地描述了世界各個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格局:北美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區,歐洲次之,接下來是亞太地區和拉美地區,再下來是南亞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如果從收入水平上看,北美和歐洲屬於高收入地區,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中東和北非地區屬於上中等收入地區,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則主要屬於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地區。

  其次,中國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大大提升了東亞地區的平均發展的水平,甚至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原來的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和高收入發達國家兩端分佈的格局,已經形成了中低收入發展中國家,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與高收入發達國家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從表4中可以看到,2016年世界人均GNI比1987年增加了50%以上,年均增長率爲1.56%,但各個主要地區的增長幅度是不同的。以發達國家爲主的OECD國家和北美地區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29%和0.98%,低於世界平均增長率;而以撒哈拉以來非洲地區和聯合國定義的最不發展國家的增長率也低於平均增長率,分別爲1.14%和1.48%,這說明最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相對差距沒有顯著的變化。年均增長率高於平均水平的主要是3個地區,分別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區(2.6%)、南亞地區(2.99%)、東亞和太平洋地區(3.29%),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起點較高(1987年爲1963美元,剛剛跨過上中等收入的門檻),而南亞地區的起點較低(當年爲343美元,屬於低收入組),經過近30年的發展,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仍然在上中等收入組,但已經接近高收入組的門檻,而南亞地區則進入了下中等收入的行列。

  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增長率是所有地區中最高的,人均GNI從當年的1927美元(下中等收入)上升爲2016年的9852美元(上中等收入)。在20世紀80年代,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各個國家和地區在發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既包括日本、澳大利亞等高收入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這樣的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包括高收入國家,那麼東亞和太平洋地區1987年的人均GNI爲382美元,與南亞地區相當,屬於低收入組。這種情況和拉美國家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在排除高收入國家後,人均GNI只有很小的變化。可以看到,不包含高收入國家在內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年均增長率爲7.76%。2016年這一地區的人口爲20.53億,而中國的人口爲13.82億,佔這一地區的67%,顯然,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爲提升這一地區的發展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一地區的其他國家的增長雖然沒有中國這麼強勁,但也有不錯的表現(如東盟國家),這使世界上近1/3的人口在過去的30年裏,由低收入組進入上中等收入組的行列。

  從表4中還可以看到,在1987年,屬於上中等收入組的主要地區有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人口爲4.21億人,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8%,歐洲和中亞地區(8.28億人)、北美地區(2.69億人)和亞太地區的高收入國家(2.12億人)的人口爲13.09億,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26%;而東亞和太平洋低收入地區(15.26億人)、南亞地區(10.6億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4.71億人)的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主要是低收入)總人口爲30.57億人,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60.9%。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世界上兩級分化的現象非常明顯,高收入地區所佔的人口大約在30%左右,上中等收入地區所佔的人口約在10%左右,而60%以上的人口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區(參見圖1)。

  而到了2016年,由中國帶動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高收入國家除外)的人均GNI進入上中等收入組,世界人均收入的地區佈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收入組(歐洲和中亞地區、北美地區、東亞和太平洋的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爲15.17億,人均收入3萬美元以上,佔世界人口的20.38%,下中等和低收入組(南亞地區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人口爲27.99億,人均收入不到2000美元,佔世界人口的37.6%,而上中等收入組(不包含高收入國家在內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人口爲26.91億,人均收入8000美元左右,佔世界人口的36.15%(如果把中東和北非的人口也包括進來,則這一收入組的人口總量31.27億,佔比提高到42.01%,爲佔比最大的收入組)。這就在世界上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參見圖2),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成爲世界經濟秩序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但無論從上中等收入地區的人均GNI上看還是從形成的經濟總規模看,都還和高收入的發達地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何在發展中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是上中等收入國家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中國即使跨過了世界銀行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也和這些上中等收入的國家和經濟體一樣,還遠遠稱不上成爲發達國家,還要經過長期的發展,才能實現趕超目標。

  (二)產業結構

  國民總收入(GNI)是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生產活動中獲得的總收入,重點在於“收入”,所以世界銀行在進行人均比較時,更重視人均GNI。“收入”是“生產”創造的,在國民經濟(或國民收入)覈算中,直接反映生產總額的指標爲國內生產總值(GDP),它是各個生產部門(或行業)增加值的總額,從具體數值上看,GNI與GDP之間的差別只是一項“來自國外的要素收入”,但是如果從內容上看,GNI主要反映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各個廣義生產要素(勞動、資本、政府、土地等)所獲得的收入,而GDP則反映各個生產部門或行業的活動成果,是各個行業增加值的總和。而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增加值結構及相應的就業結構即產業結構,則是反映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指標。

  第一,看中美之間增加值結構的比較。

  表5列出的是中國和美國2014年11GDP按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情況,從表中可以看到,2014年中國的農林牧漁業的增加值已經是美國的4.8倍,製造業是美國的1.5倍,而建築業是美國的1.1倍。這說明了中國的趕超進程也遵循了“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經濟發展規律。改革開放後,中國首先在農業領域推動改革,使農業及整個及第一產業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實現了經濟總量上的趕超,從目前的水平看,按全部人口計算的人均第一產業產值已經和美國相當。此後,中國的製造業和整個第二產業發展了起來,實現了總量上的趕超,目前第二產業已經是美國的1.3倍。但是從第三產業上看,中國的總量還和美國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國僅僅爲美國的36.4%。因而,中國和美國之間經濟總量上的差距(2014年中國的匯率法GDP只佔美國的60%),關鍵不在於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發展不足,而是第三產業沒有跟上來。

  中美兩國經濟各自的增加值結構,反映了兩國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美國三大產業所佔的比重是1.2%、20.3%和78.5%,屬於後工業化時期的產業結構。而中國三大產業所佔的比重是9.3%、43.3%和47.4%,儘管已經初步形成了第三產業比重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最小的現代國家的產業格局,但是從具體構成數值上看,仍然是一個處於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是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和作爲發達國家的美國之間在經濟結構上的發展差距。

  第二,看中美兩國就業結構的比較。

  美國的就業結構與其增加值結構是相似的,2005年,美國按三次產業計算的就業構成是1.6%、2 0.6%和77.8%,而在2016年,這一結構發展爲1.1%、20.0%和78.9%,10多年間只有很小的變化(參見表6)。從表6中還可以看到,美國的增加值和就業結構是非常接近的,這是在發達市場經濟下平均收益規律的表現,如果一個產業或行業的平均收益(人均增加值)高於另外一個產業或行業,那麼資本和勞動力就會向這個產業或行業流動,從而達到產業和行業間的均衡。但中國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兩個結構之間存在着較大的差別,雖然都已經初步形成了現代經濟的產業結構,即第三產業的比重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最小的結構,但具體佔比之間存在着差距,第一產業的就業佔比要比增加值佔比高20%左右,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則要低10%左右,相比較而言,第二產業具有較高的平均收益,這也說明了中國爲什麼近些年來第二產業會獲得更多的發展。如果用就業結構來說明產業結構的話,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就要更大,第一產業的就業佔比要比美國高26%,而第三產業的就業佔比則和美國相差36.5%。第三產業就業不僅反映了一個國家服務業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同時也是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途徑,更多的勞動者投入第三產業爲社會提供服務並取得收入,將對改善全社會的收入分配產生重要影響。

  第三,看世界各國產業結構的比較。

  表6中的國家是按第一產業就業在全部就業中的比重而排序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尤其是千萬人口以上的大國)的發達程度和其產業結構(尤其是就業結構)有很高的相關關係。一般地說,由於第二產業具有較高的機械化水平,它所容納的就業是有限的,在表6中的國家中,第二產業就業佔比最高的是波蘭,爲30.4%,最低的是菲律賓,爲16.2%,大多數國家在20%~30%之間,中國爲28.8%,德國爲27.7,俄羅斯爲27.2%,製造業大國的韓國和日本都在24%左右,而美國只有18.4%,差別並不十分顯著,且波動較小。所以看就業結構,主要看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差異。一般地說,對於一個經濟和就業規模較大的經濟體而言,第一產業就業的佔比越低,第三產業的就業佔比也就越高,其發達程度也就越高。而從增加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比較上看,第一產業的產值佔比與就業佔比之間的差別越大,其發展水平也就越低,反之發達程度則較高。這表明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與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差距。這也說明產業結構高度確實從質態上說明了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從表6中可以看到,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排序中,中國大約位於它們的中間位置,屬於發展水平已經得到提高的發展中國家。

  第四,從產業結構的自身變化看,中國正處於迅速發展階段。

  表6主要是從靜態上比較各個國家產業結構的變化,反映的是各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但各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是不斷變化的,變化的程度說明着發展的狀態。對於緩慢增長的經濟體而言,產業結構的提升也是緩慢的,而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則會伴隨着產業結構的迅速提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經歷過這樣的過程。現在中國也在經歷這一過程。從表7中可以看到,在2011~2016年期間,中國第一產業增加值佔比沒有顯著變化,僅下降了0.6%,但是就業比重下降了7%,而且是逐年穩步下降;相應的,第三產業的增加值佔比和就業佔比每年都在穩步提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目前,中國第三產業佔比和發達國家一般水平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和就業佔比大多達到70%以上,如果中途不發生停滯,按照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推算,那麼達到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中國還要用20年左右的時間,也就是在2030年前後達到這個水平。這說明中國雖然在經濟增長中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上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仍屬於發展較好的發展中國家。而從變化率上看,則快於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中國必須保持持續的經濟發展,才能進一步縮小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三)人類發展

  目前在國際上,另外一個反映各國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是人類發展指數(HDI),它是一個相對指標(0~1之間),是通過對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NI、教育水平和人口預期壽命加權處理得到的結果,數值越高,說明人類發展水平也越高。

  從表8中可以看到,在UNDP公佈的2015年HDI中,中國在188個國家中位居第90位。如果以HDI排序來反映發展水平,那麼中國正好處於世界中等發展水平。人類發展指數的分類基於其固定分界點,這些分界點來自人類發展指數構成指標的四分位數,分別爲:低人類發展水平(low human development):HDI值小於0.550;中等人類發展水平(medium human development):HDI值介於0.550和0.699之間;高人類發展水平(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值介於0.700和0.799之間;極高人類發展水平(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HDI值大於等於0.80013。按照《人類發展報告2010》的劃分,極高人類發展水平組中的國家爲發達國家。其他3組則爲發展中國家(Nielsen,2011)。從動態上看,中國的HDI值提高得非常快,1990年中國的HDI值僅爲0.499,爲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2001年到達0.6,成爲中等人類發展水平國家,2010年則到達0.7,成爲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但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我們還可以分從具體指標上看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首先看出生預期(平均)壽命,這是根據人口學上的生命表計算的預期平均壽命。這是一個高度綜合的指標,一個國家人口預期壽命的長短,和很多方面的因素有關,如營養水平、生活質量、醫療水平、養老水平、生態環境等。從表8中可以看到,在4個分組中,分組水平越高,預期壽命往往就越長。當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如俄羅斯聯邦屬於極高水平國家,但預期壽命只有70歲,而古巴屬於高水平國家,預期壽命則達到了79.6歲。中國的出生預期壽命是76歲,在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中位於領先水平,但和西歐(80歲以上)、北歐(80歲以上)、北美(80歲左右)、大洋洲(80歲以上)、亞洲(日本、韓國、中國香港,80歲以上)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仍然存在着差距。從動態變化上看,中國1990年的人口預期壽命是69歲,25年來提高了7歲,這說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在總體上是提高的。但同時也要看到,在這一期間,發達國家的出生預期壽命也在不斷提高,日本1990年的出生預期壽命爲79歲,2015年則爲83.7歲,提高了4.3歲16。預期壽命的人類發展環境的全面改善,遠比發展經濟更爲複雜,但又需要經濟發展爲基礎。處理好經濟發展與全面發展的關係,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再有明顯的提升,是中國在新時代發展的重要任務。

  再看受教育程度。在HDI中,包含有兩個受教育程度指標,一是預期受教育年限(expected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在校學生預期的學習時間,它既是對一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水平的度量,也反映了當前教育對一個國家未來發展的貢獻。二是平均受教育年限(mean years of schooling),指的是2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平均受教育的時間,它是以往的教育所形成的結果,主要反映了當前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從表8中可以看到,極高發展水平組中的國家和地區預期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15年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在11年以上。在兩個指標中,改善前一個指標需要持續加大教育投入(這是從供給方看,從需求方看,還要有對受教育羣體不斷增長的需求),而後一個指標則是前期教育投入所產生的結果。從表8中可以看到,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中的俄羅斯聯邦、哈薩克斯坦以及烏茲別克,都有較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古巴、東歐原計劃經濟國家也有這個特點),這說明這些國家在計劃經濟時期對教育已經非常重視。中國1990年時預期受教育年限爲8.8年,2000年提高到9.6年,2010年提高到12.8年,2015年已經是13.5年,發展得非常快。從發展趨勢看,2020年前後,有可能達到15年,趕上發達國家的基本水平。但是從平均受教育年限看,中國目前只有7.6年,還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然後看人均收入。在HDI中,爲了更好地反映國家間由收入反映的生活水平,人均GNI是以世界銀行國際比較項目所得出的購買力平價折算的,經過這一折算後,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NI大多比匯率法計算的結果有所下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NI則有所提升。這對國家之間人均收入的比較有影響,以中日比較爲例,按匯率法計算2016年日本的人均GNI是中國的4.6倍,而按購買力平價方法計算則爲2.8倍。但如果是進行人均收入的排序,那麼各國所處的基本位置並不會發生顯著的變化,按匯率法計算,日本和中國在216個國家或經濟體中分別列34位和95位,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日本和中國在215個國家或經濟體中分別列34位和103位。日本屬於發達國家而中國屬於發展中國家這個分析結果沒有改變,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世界銀行按人均GNI分組和UNDP按HDI分組所得出的分析結論是相近的,即高收入國家大多有較高的HDI,低收入國家的HDI往往比較低,但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如斯里蘭卡按匯率法計算的人均GNI爲3780美元,屬於下中等收入國家,但它的HDI值卻高達0.766,爲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

  對中國而言,在過去的近30年中(UNDP從1990年開始公佈HDI),中國的人類發展水平及其各個方面是持續改善的,無論是預期壽命、教育水平以及人均收入都有顯著改善,從一個低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發展成爲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但與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說明改革開放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發展水平,縮小了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但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人類發展水平上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三、區域發展和城鄉收入差異

  黨的十九大指出,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正是我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逐漸轉變的過程中所需要面對的挑戰。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實現了持續40年的高增長。爲了實現經濟起飛和加速經濟增長,最先採取的策略是打破在傳統計劃體制下低效率的均衡,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在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中先富起來,並帶動其他人和其他地區的發展,實踐證明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中國的綜合實力、人民生活和國際地位因此得到極大的提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開始顯露出來,不同人羣、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方面的發展差異,已經顯著高於過去,也高於世界上衆多發展水平與中國類似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規模甚至大於世界上很多的大洲(歐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各個地區、各個方面的發展條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異,而在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這些差異必然導致經濟發展以及其他方面的發展不平衡,這正是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特徵。所以中國在開啓全面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僅要繼續提高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還要在結構上改變發展的不平衡,通過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接近並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一)地區經濟發展

  從表9中可以看到,中國各個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着較大差距。如果用世界銀行的人均收入標準來進行比較,北京、上海、天津3個直轄市和江蘇、浙江兩省已經進入了高收入地區的行列,屬於我國的發達地區,地區人口占全國的近15%,經濟總量佔GDP的25%左右。而其他的25個地區,仍屬於上中等收入地區,由於這個組數值所包括的跨度大,組內相互之間差異也比較大。這個地區包含的人口占全國的85%以上,經濟總量佔GDP的75%左右。人均GDP最高的地區北京(17784美元)與最低的地區甘肅(4153美元)相比,北京爲甘肅的4.28倍。高收入地區人均GDP(14974美元)爲上中等收入地區(7432美元)兩倍左右。應該說,中國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已經隨着近年來的高速經濟增長有了明顯的改善。在新世紀初,我國發達地區和欠發展地區的人均GDP的差別曾達到10倍以上,現在已經縮小了一半,但是區域間發展差異仍然比較明顯。

  圖3是根據表9的數據繪製的中國各地區人均GDP的人口分佈。在圖中,可以看到8000美元是上中等收入組的中點,在其附近有兩個分佈稠密區,分別在6000美元和11000美元的附近,而人均8000美元周圍(7000~9000美元)的人口分佈相對較少。而在12000~18000美元區域中,人口分佈比較平坦(即集中趨勢不明顯),更廣泛地看,是8000~18000美元的人口分佈比較平坦。具體地看,在6000美元人均GDP附近(8000美元以下)區域中分佈的人口大約有8億人,約佔中國人口的57%,屬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地區。在8000~12000美元的人口大約有4億人,約佔中國人口的28%,其餘15%是高收入地區人口。這種人口分佈鮮明地反映出中國“發展中”的經濟特徵,即有包含相當大國土、相當多人口的地區(主要是西部的非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需要上一個臺階,改變其相對落後的面貌。不應該因爲有一部分地區(主要是東部沿海地區)已經獲得了較好的發展,就對整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產生錯判。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地區也有它們的後發優勢:從本地的層面看,有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從國家的層面看,則有中國作爲一個日益崛起的大國所能夠提供的日益增加的政策與財力的支持;從地區協作的關係看,又能通過地區間經濟活動的梯度轉移獲得發展。這正是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能夠保持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二)城鄉差距

  改革開放後中國高速經濟增長,是由加速的工業化帶動的,並在此基礎上帶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以農業爲主的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也得到很大發展,但相比以第二、第三產業爲主的城鎮地區,農村地區的發展相對較慢。因此,一個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和城鎮化程度越高,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就越高。表10列出了中國各個地區間城鎮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以下稱爲城鎮化率),可以看出,這個比例的排序和地區的發達程度是有關聯的,一般地說,一個地區的城鎮化率越高,其經濟發展水平通常也較高。將表10中的排序與表9中的排序之間計算等級相關係數,結果爲0.8996,相關程度很高。當然,農村地區也可以發展非農產業,如發展旅遊業,那麼相應的農村人口就屬於第三產業就業。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城鎮化率較低的地區的農村,往往是以農業爲主,而且承載着大量低效率的農業就業,在這種情況下,城鎮化率就成爲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從表10中可以看出,中國整體的城鎮化率現在仍然不高,只有57%,具體地看,城鎮化率超過60%的省、直轄市、自治區只有10個,城鎮化水平還需要有一個極大的提高。

  表11列出的是2010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情況,自2013年國家統計局實施城鄉一體化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後,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實行了統一口徑,這就爲我們進行城鄉居民收入的比較提供了數據基礎。從表11中可以看出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分佈,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城鄉居民收入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差異。從整體上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爲農村居民的2.72倍。中國農村地區收入水平最高的地區是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爲25520.4元,而城鎮地區收入水平最低的地區爲黑龍江,人均可支配收入爲25736.4元,農村的最高收入水平低於城市的最低收入水平。從地區之間的比較看,一般地說,人均可支配收入較高的地區因爲經濟比較發達,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可以得到較多的發展,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也就相對較小(如天津、浙江);而在西部地區(雲南、貴州、西藏等),全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說明經濟發達程度較低,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反而更大。對錶11中的排序與表9中的排序計算等級相關係數,二者的相關係數爲0.9371,說明各個地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GDP之間有較強的相關關係;而對錶11與表10的排序計算等級相關係數,得到的結果是0.8956,說明各個地區城鎮化率與城鄉居民的收入之間也有較強的相關關係。但不同地區的城鄉居民之間差異並不懸殊,二者之間倍數最低的天津爲1.85倍(天津作爲一個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鄉鎮非農產業比較發達),最高的甘肅爲3.45倍,大多數地區在2倍與3倍之間,比較密集地分佈在全國平均數2.72倍周邊,集中程度較高。這說明各個地區的城鄉收入之間,有一定的聯動關係,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將同時帶動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當然,由於城鎮化程度的不同,這種帶動對於全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響是不同的,城鎮人口所佔的比重越大,城鄉差距就越小,那麼在城鄉居民收入同幅度上升時,由於權重的關係,全體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幅度也就越大。

  第二,在不同的地區間之間進行比較時,城鄉居民構成往往是居民總收入的重要影響因素。以上海和貴州爲例19,上海全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爲貴州的3.59倍,其中城鎮爲2.23倍,農村爲3.15倍,城鎮與城鎮比或鄉村與鄉村比之間的差距,小於總體收入上的差別。再看北京和甘肅,北京全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甘肅的3.58倍,其中城市爲2.22倍,農村爲2.99倍,也是農村和城市居民合併計算後,可支配收入的差別擴大了。這是因爲欠發達地區農村人口的權重大,發達地區城鎮人口的權重大,因而使總體收入上的差別更大。說明各個地區城鄉人口構成以及他們的收入,同時影響着總體收入。

  可以看出,儘管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推進得很快,現在已經成爲全球最大的製造業中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通過各個地區城鎮化率的比較,各個地區的工業化程度存在着較大的差異,各個地方的發展不平衡,城市和農村的發展也不平衡。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較慢的廣大地區的居民收入(尤其是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仍然不高。由於這些地區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較低,而農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又大,造成這些地區整體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偏低。從表11中可以看到,有16個地區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20000元以下,有7個地區的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10000元以下。雖然中國的人均GNI或人均GDP在世界上已經達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但由於中國仍然處於高增長階段,儲蓄率和投資率都比較高,與人均GDP相近的國家相比較,在國民收入中形成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相對較低。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000美元以上,但是全體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3700美元左右,這意味着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只佔全部國民收入的45%左右,大多數國家的比重至少達到50%以上。而在有限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又存在着由於發展程度不同造成的收入不平衡(主要是城鄉居民收入發展不平衡,農業勞動力的數量大,人均勞動報酬低),這種二元經濟結構是中國在全面現代化進程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就儲蓄率而言,更體現出中國處於發展中國家進入加速發展期的特徵。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民儲蓄率一直居世界前列,全球平均儲蓄率19.7%,中國則爲46%(2015年)。同時,由於中國國民收入分配過程中形成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偏低,只佔全部國民收入的45%左右,進而在總儲蓄增長中大部分(80%)來自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居民部門只佔20%。而在居民儲蓄中大部分又來自高收入羣體,2016年收入前10%的家庭儲蓄率達66.8%,儲蓄額佔當年中國家庭總儲蓄額62.5%,同時有40%的中國家庭當年沒有儲蓄(甘犁、何青,2018),這就進一步降低總消費率。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不僅僅表現在收入上,也反映在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上,農村的教育、醫療、退休、社會福利等方面的發展都明顯地落後於城市,這種局面短期很難改變。這種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正是中國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特徵。所以,觀察和判斷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所處的階段,不能只從局部取得的成就上看,還必須從整體上看存在的不足,才能做出客觀的判斷。

  四、中國能夠實現全面現代化的目標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目前和中國處於相近發展水平的國家(即人均GNI在1萬美元左右的上中等收入國家)在世界上很多,如拉美國家、東亞和太平洋地區高收入以外的國家、西亞北非國家、中亞國家等,但中國的情況和大多數上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這就是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這五位一體各個方面的發展正處於積極的上升時期,而很多國家到了這一階段各項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就開始陷入停滯。如以富國俱樂部著稱的OECD的35個成員國中,有32個成員國爲發達國家,仍然有3個成員國被UNDP分類爲發展中國家(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這些發展中國家很早就是上中等收入國家,但一直徘徊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門檻上。更有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後,長期難以成長爲發達經濟體,如所謂“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等。在經濟規模較大的經濟體中,只有韓國等少數國家發展得比較好,通過持續增長成爲了發達國家。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已經找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正確途徑和方式。從靜態國際比較上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國的不足,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是中國的發展優勢,可以通過改善發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實現進一步的發展。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國優先發展的地區,很多領域在體制、科技、市場、產業發展、消費升級等諸多方面逐漸趕上甚至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爲國家的整體發展形成了示範效應,而發展較慢的領域和地區則有生產要素上的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國家和先進地區的扶持和帶動形成跨越式的發展。雖然中國的人均GDP還處於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但是中國作爲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經濟總量是巨大的,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已經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了一些優勢,那麼到了現在,這種優勢就更加凸顯出來,爲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問題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從需求方看,13億人所形成的廣泛的國內市場無論在水平上還是在範圍上都還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已經形成了4億多人規模的中等收入階層,預計到2018年底,中國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將超過美國,成爲第一大國內消費力的國家。在國際上,隨着“一帶一路”倡議在世界各國得到廣泛響應,加上對外經濟合作的升級,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將不斷提升;而從供給方看,通過供應側結構性改革,在體制、經濟結構、收入分配等領域進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極大地改善了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各個國際機構的年度報告中,脫貧、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一直是重要的主題,很多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爲無法解決這些方面的矛盾而無法由上中等收入國家發展成爲高收入的發達國家,關鍵在於他們沒有或無法解決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問題,沒有找到和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社會的體制以及確定合適的發展道路。但是在中國,根據現階段的發展要求,開展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即確保風險隱患得到有效控制、確保脫貧攻堅任務全面完成、確保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這對中國來說同樣是艱鉅的任務,但是由於有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以及制度保障,通過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國就完全有可能在這一方面取得突破,在整體改善民生的同時,也爲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好的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後,將開啓全面現代化建設的新徵程,並提出了分兩階段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宏偉戰略。這一戰略正是建立在對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的科學判斷的基礎上的,是通過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所能夠實現的。中國完全有可能避免很多上中等收入國家所出現過的經濟徘徊的老路,通過不斷地突破取得發展,從一個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爲發達國家,建設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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