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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明:東亞的奶與蜜之地?越南投資浪潮的激流與險灘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1月06日 17:42   北京新浪網

  張明:東亞的奶與蜜之地?越南投資浪潮的激流與險灘

  張明 張明宏觀金融研究

  注:本文首發於《首席經濟學家》雜誌。

  2018年10月中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研究室的相關團隊赴越南胡志明市對中國企業對越南的直接投資狀況進行了調研。調研團隊走訪了中國製造型企業、物流型企業、中資金融機構、中國商會、中國使領館,也與越南相關智庫的學者進行了座談。

  越南的國土面積約爲33萬平方公里,略低於中國雲南省。截止目前,越南的人口約爲9650萬人,很快就會突破1億。越南人口的年齡結構非常年輕,目前65歲以上人口占比僅爲5.5%,15歲至64歲人口占比約爲69.3%,15歲之下人口占比爲25.2%。與中國相比,越南的人偶年齡結構要年輕很多,這意味着越南既是一個勞動力豐富的國家,也有着潛力無限的國內市場。2016年,越南的人均GDP爲2186億美元,僅爲中國的四分之一左右,這意味着越南的勞動力成本相比於中國,依然要便宜得多。

  2013年至2017年這五年間,中國GDP增速的均值爲7.1%,而越南GDP增速的均值也高達6.2%。2018年,越南GDP增速可能在近30年來首次超過中國(上一次越南GDP增速超過中國還是在1989與1990年)。如此之高的經濟增速,使得越南成爲東盟地區增長最快、也最富活力的經濟體之一。

  電子企業,中國比韓國、日本的同行晚5年以上

  東亞國家與地區是在越南投資最多的羣體。韓國與日本均在越南有大量的直接投資,且產業佈局相對比較高端。臺灣在越南的投資仍以OEM爲主。中國企業對越南的直接投資,要至少比韓國、日本的同行晚5年以上。

  迄今爲止,中國企業對越南的投資浪潮大致有三波,且具有典型的貿易壁壘規避性特徵。第一波浪潮大致發生在10年前,當時美國對一些中國出口產品(例如鋼管)實施了反傾銷、反補貼的雙反調查;第二波浪潮大致發生在三四年前,這與當時TPP談判不斷推進有關(例如耐克與阿迪達斯均把企業從中國大陸轉移至越南);第三波浪潮則發生在當前,這與今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顯著相關。換言之,迄今爲止,中國企業對越南的直接投資具有很強的訂單轉移性質。

  從目前來看,中國企業對越南的直接投資,所屬行業依然以紡織、服裝、鞋類、農業等爲主。近期,受貿易戰影響,中國傢俱行業對越南的相關投資明顯增加。目前,中國電子行業對越南的投資依然較少。不過,包括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在內的電子企業,均已經在越南大規模建廠。2017年,越南手機出口額達到450億美元,佔到全球智能手機產量的十分之一,手機也超過原油,成爲越南的最大出口產品。河內與胡志明市,都正在成爲全球電子行業成品的加工中心。根據近期花旗銀行所做的相關調查,很多臺灣的電子企業,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都在考慮把製造基地從中國大陸轉移至越南。

  越南爲何有潛力成爲全球範圍內貿易摩擦的最大受益國之一(可以與墨西哥相提並論)呢?大致原因如下:第一,迄今爲止,越南與其他國家之間簽署了16個FTA協定,尤其是與歐盟、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之間均簽署了FTA。儘管越南與美國之間尚未簽署FTA,但美國對越南的紡織品限額逐年增加。此外,越南也是TPP以及縮水版TPP的成員國。這就使得越南對於中國企業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在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顯著加劇的背景下,在越南投資建廠,可以有效地規避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第二,綜合越南工人的平均成本與工作效率,越南勞動力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的性價比還是相對較高的。相比於柬埔寨的工會,越南工會的力量較弱,在勞資談判方面更容易與企業、政府達成和解;第三,越南具有數量衆多的年輕化人口,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潛力也不容小覷。

  西貢的條件:守規矩,有實力才能賺到錢

  這裏,有必要澄清一下中國大陸一些企業對越南投資環境的誤解。第一,越南的人均工資並不像有些企業想象得那樣便宜,而且近年來上漲較快。例如,儘管胡志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每月1200人民幣左右,但實際上的平均工資水平已經達到每月3000元左右。在有關政府部門的要求與推動下,越南工人的年均工資增幅約在6-7%。因此,即使在東盟範圍內,越南的勞動力成本並不具備顯著優勢;第二,除了勞動力成本上漲很快之外,由於最近來越南投資的企業限制增加,越南工業用地的地價上漲也相當之快;第三,越南政府對相關投資在技術水平、環境標準方面的要求,要比想象中的嚴格得多。很多在越南投資的外資企業,在技術與設備上都是全球最先進的。例如,越南有些工業區要求要達到A級排放標準,相關要求甚至要比中國內地有些工業區更高。此前,臺灣某家鋼廠出現了對海中排放,毒死大面積魚羣的案例,引發了民衆憤怒,被迫罰款5億美元以及整改一年;第四,一些國內企業試圖在越南使用不正當的經營手段(例如對某些官員行賄、沒有辦理正式的生產經營許可等),這些手段事後往往被證明行不通,甚至導致企業血本無歸;第五,越南民衆並沒有很強的反華仇華情緒。2014年的513事件,受損最重的其實是臺資企業,而背後的一個重要背景,其實是越南員工不太適應臺資企業的管理模式與等級文化。來自中國大陸的企業,整體上遇到的衝擊非常有限。

  迄今爲止,越南政府對FDI企業依然有着較爲嚴格的監管,尤其對中資企業而言。例如,之前越南政府不允許外資設立獨資貿易企業,這個限制在去年纔剛剛放開。又如,目前中資商業銀行只允許在越南境內設立一家分行,且不允許成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子銀行。再如,越南政府嚴格限制外資企業僱傭的外籍崗位數量,且刻意對境外員工的工作簽證保留着繁瑣的審批程序。

  不過,中越關係還是相當微妙的。考慮到長期以來的邊境問題、歷史上的戰爭、當前在南海問題上的矛盾等因素,越南政府、媒體與學者對來自中國的影響依然比較警惕。例如,越南人不太接受一帶一路的提法,對來自中國的貸款也心存警惕。又如,炒作中國的負面問題(例如一些中國企業的產品質量不過關)在越南的媒體上很有市場。再如,中國國企對越南的投資相對比較有限,目前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設、電力領域。中國國企對港口、採礦等行業的投資很有興趣,但在越南很難推動。此外,越南人也很擔心,如果大量中國企業將越南作爲規避中美貿易戰的“第三方通道”,可能會引發美國人的反感與政策調整。

  在對中資金融機構的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在2015年811匯改之後,爲了遏制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壓力,中國央行顯著收緊了國內資金流出的管制,這加劇了中國企業在越南初創企業的融資難度。衆所周知,初創企業在境外缺乏經營歷史與抵押品,外資金融機構是不願意貸款的。在過去,海外初創企業可以採取中國境內母公司提供抵押品或保函,再由中資金融機構的外國分支機構提供貸款的“內保外貸”方式。然而在最近兩年,這種內保外貸的方式由於涉及跨境擔保與放款,受到了較爲嚴格的限制,導致中資企業在越南初創公司的融資難度顯著加劇,尤其對於中小民營企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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