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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現在不是民企幫國企改革 而是國企不斷收編民企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1月07日 15:13   北京新浪網

  吳曉波說國企民企“主配角結構”己消失,你以爲呢? 

  文 / 巴九靈(微信公衆號:吳曉波頻道)

  昨天,吳老師寫了一篇專欄《民營經濟與“新半壁江山”》,提出了關於民企和國企關係的新觀點。

  民營資本集團在社交、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地產、物流及媒體資訊等領域,已居於很難撼動的支配地位,出現了“新半壁江山”的景象。

  這種大變局,是技術變革的產物,是信息革命的結果。

  新經濟公司居於信息的上游,對傳統國企的產業依賴度非常之低,民企與國企之間的主配角結構已經消失。

  放眼中國未來,民營資本集團在新支柱性產業的擴張能力,可能會越來越強。

  文章一出,留言蜂擁而至,小巴起碼看到了三種不同的聲音:

   堅持“國企主導”派

  國企掌握戰略資源和資金,這是國之根本,不可動搖,也不能動搖。民企只有在國家安定的環境下才能賴以生存,再求發展和創新。@Mr Zhang

   力挺“民企崛起”派

  國家開放市場,使民企崛起,導致主配角近乎不可逆轉換。@想自由

   中間派

  民企推動社會進步,國企提供穩定的基礎發展、環境保障。國企負責“安居”,民企帶動“樂業”。@幸福國王

  那麼,你心中的答案又是什麼?

  小巴也很疑惑,聊天用微信,出門打滴滴,支付用微信、支付寶,購物在天貓、京東,每天都要刷刷微博、搜搜百度……民營企業彷彿已經佔領了生活的角角落落。

  但仔細一想,生活中的水、電、煤氣、通信、出行(鐵路、公交、地鐵、飛機)……全是國有企業的天下。

  那麼,問題來了:今天的國企和民企,究竟是怎樣一種關係和分工?“主配角結構”到底有沒有消失?

  吳老師心中也有疑問未解:如何探索國有資本的創新範式、對民企在國民經濟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新的經濟協商制度?

  面對這些疑問,大頭們給出了他們的思考。

  秦朔

  秦朔朋友圈創始人

   國企、民企如何成爲一盤棋? 

   關鍵是回到“三個有利於” 

  國企和民企的作用與地位,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演變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不能刻舟求劍地看問題。

  比如計劃經濟年代,發糧票和布票,當時糧油和布匹被視爲緊俏物資,關係重大,所以要高度管控。轉向市場經濟後,很多過去被認爲是重要的、敏感的、關係國計民生的行業,陸續都開放了。真正屬於國家必須牢牢管控的行業越來越少。

  如果我們從全球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當然有關係到國家安全利益的關鍵產業,如軍工。

  但是國家利益的維護,主要是通過政府的資源組織、採購、戰略方向引導來進行,而不是在軍工產業中完全採用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的方式。

  事實上,美國主要軍品的生產都是由民間完成的。即使是少數高度敏感的行業,可以國有控制,但通過向民間開放空間,吸收民間的創新力量和技術突破能力,而不是封閉起來孤立發展,效果也會更好。

  所以從總體上,要逐步去除“國家控制=國有控制”的思維。今天很多重要的、帶有基礎性服務的領域,比如移動支付,並不是國有控制的,而是民營的,但是國家通過政策和法規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引導性和控制力。

  我學習了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的講話後,認爲不應該再把所有制成分和某種特殊地位掛鉤。

  一國的所有制結構,隨着實踐發展不斷演進,歸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國有企業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應該通過改革使其真正達到爲人民服務的目的。

  2015年《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是一個非常市場化的文件,並沒有讓國企仰仗所謂特殊地位的氣息,而是“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促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爲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

  文件將國有企業分爲商業類和公益類,核心思想則是用市場化導向的體制機制改造國企。

  但很可惜,現在的實際情況不是“民企幫助國企改革”,而是“國企不斷收編民企”,規模也越搞越大。我碰到不少民企,原來是從國企出來下海創業,現在又掛靠到國企、央企身上,戴紅帽子,交管理費,因爲不如此拿不到政府主導的項目。

  現在很多國企的擴張,早已不是在所謂關係國家命運的關鍵領域,而是靠着政策便利和金融支持什麼都做,這勢必對民企形成擠出效應。對中國經濟來說,這絕不是福音。

  國企、民企要成爲一盤棋,關鍵是回到“三個有利於”,政府回到裁判員的位置,不要下場,更不要站在某一方的後面。

  易鵬

  盤古智庫理事長

   推動國企和民企的公平競爭 

   纔是我們要面對的真實問題 

  其實,關於民企和國企“主配角結構”是否已經消失是個僞命題。因爲從根本上來說,民企基數更大,在解決就業、提供稅收方面做的貢獻更大。國企則在覈心行業發揮重要作用。兩者倒並不存在主配角的關係。

  最應該正視的是公平問題。民企在進入門檻、融資、政策等方面,能否擁有跟國企、央企平等的待遇和權利,能否通過法制和約束機制,使民企和國企能夠公平競爭,纔是我們要面對的真實問題。

  也就是“競爭中性”能否得到落實?這是關鍵。

  王世渝

  企投會首席學術委員

  富國富民資本董事長

   “主配角結構”沒有完全消失 

  雖然在很多領域,如新經濟、新科技領域,新工業革命下的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民營企業已經在唱主角。但民營企業唱主角的地方,基本上國企就沒有進入。

  而在大多數領域,比如基本建設領域,製造業領域下的汽車零部件、軍民融合等方面,是國有企業、公有資本、地方政府相結合的主體在唱主角,民營資本做配角。

  當然,在行業集中度不高的一些領域,民企佔主導多一些。

  所以,目前還沒有達到“主配角結構”消失的地步,如果真的消失了,那麼中國民企和民營經濟的地位確實很高了。

  其實,改革開放以來,關於國企民企關係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不久前,劉鶴副總理提出了一種新說法:國企和民企已形成了產業鏈上的分工,國有企業多處於產業鏈上游,民營企業越來越多地提供製造業產品,特別是最終消費品,兩者互補、合作與支持。

  這種格局從未有過嚴格意義上的規定,而是由體制所決定的。國有資本掌握着很多政權、財權(印鈔權、貨幣投放權等)、產業政策制定權,以及土地資源等,因此在一些領域天然具有壟斷性。

  不過,在某些壟斷領域,民營資本也在逐步進入,甚至出現了一些顛覆性的發展。比如,通信領域本來被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所壟斷。但隨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騰訊的微信創造了具有10億用戶的通信增值服務。

  可見,劉鶴副總理的這個提法並非絕對的,在國企壟斷的一些領域,民企運用技術創新,機會也很大。

  儘管如此,但不少民營企業家依然感到焦慮和迷茫。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在於,政府具有強大的干預能力和主導能力。在當前的中國,市場這雙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雙看得見的手,在交替使用,而且看得見的手更強大。

  如今,面對民企“新半壁江山”景象的出現,從政府方面來說,希望政府不要朝令夕改,要更多地依靠立法,健全法制經濟。

  而對於民企來說,在一些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之前,也是有路可走的。要依靠科技創新,靠市場的靈活性,以及多尋求國際化全球化的機會,做好中國與全球的聯結者,並從中找到自己的商機。

  這樣一來,公與私,民企與國企就能各得其所,找到各自空間,減少衝突,共同發展。

  驥躍

  前某券商保薦代表人

  著有《夢想與浮沉——A股十年上市博弈》

   國企與民企的分工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應該取消一切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 

  其實,當民企已經成爲“新半壁江山”,就沒必要再分主配角。民企早已不是國企的補充,而是已經在國民經濟各方面佔據重要位置,發揮重要作用,雙方已經是一種合作互補的關係。

  我認爲民企與國企的分工,更大程度上是競爭結果而非頂層設計。國資逐漸退出終端消費市場,是因爲競爭力不如民企;民企很少去最上游,是因爲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力不如國企。另外,民營資本對回報率和風險的考量更多一些。

  吳老師所提的“新半壁江山”,主要在信息技術領域。這個領域多個應用場景已形成了民營經濟的寡頭壟斷。

  一方面是基於信息技術領域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基於中國龐大的網民羣體和城市人口密集度。

  從另一個角度,也證明了基礎設施領域市場競爭的結果就是:由少數寡頭壟斷,在共同的基礎設施上建立生態圈,具體應用百花齊放。

  國資之所以沒能在這個領域佔據關鍵位置,也是競爭的結果。現在新的民企也很難再獲得BAT的位置,先發優勢和多年積累儲備很重要。

  只要國家本着不插手競爭的原則,國企和民企在具體領域上的進退由市場選擇,也談不上國進民退或者民進國退的趨勢,也沒有必要把國企和民企的關係對立起來,所有制沒有那麼重要。

  那麼,高層定位民企與國企間是分工關係,就要在政策上對國企有所約束,不要利用產業鏈位置的優勢以大欺小,要給民營企業創造良好的環境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取消一切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政策,在具體執行政策方面要注意對民營企業的公平性。

  歸根結底,法律的歸法律,市場的歸市場,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健全法律、嚴格公平執法,剩下的交給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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