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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企業家們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麼?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12月05日 15:29   北京新浪網

  吳曉波:企業家們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麼

  義烏和全國的大小老闆們,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就是這三條了:環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擾。

  文 / 吳曉波 來源:吳曉波頻道)

  1

  11月中,《經濟觀察報》記者去義烏進行民企生存現狀調查,發現那裏的冬天是這些年來最冷的。關停歇業的中小企業比比皆是。一位政府官員的看法很有意思,他對記者說,“能夠關停的企業,說明還是有實力的。”

  因爲——“一些停不掉的企業是實在沒有辦法,只能依靠融資繼續做下去,也不知道能維持到哪一年。”

  這當然是冷到了冰點的判斷。

  接下來,記者的一個觀察非常微妙,他寫道:“在採訪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發現,對於這批民營企業家來說,他們主要是兩方面的訴求——穩信心和提高社會地位。”

  你看,即便是此刻,企業家們要的也不是貸款、市場或解困資金,而是要一個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信心。

  在義烏老闆們的樸素意識中,做生意就是“願賭服輸”,美國人的訂單沒有了,還可以開發歐洲或中東市場,但關鍵是,我要有“繼續做下去的信心”。

  一個國家的經濟活不活躍,說到底就是兩件事情,企業家敢不敢投資,老百姓肯不肯消費。有了,皆大歡喜,沒有,冰封雪飄。

  而兩者,都關乎信心。

  那麼,企業家們所要的“信心”到底是什麼?

  2

  在四十年的改革史上,增長曲線的起伏圖,就是信心的起伏圖。

  簡單算一下,有過那麼幾次信心的大低谷期,分別是1982年、1990年、1998年、2008年,它們的發生有各種各樣的原因,有的是週期性的,有的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有的是改革重大受挫。而走出低谷的特徵則是同樣的,即政府釋放了重大的政策紅利,併發生一起拐點性事件。

1982年的那次信心復甦,是1984年鄧小平進行了第一次南巡,肯定特區經驗,並在那一年召開第十二屆三中全會,啓動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

1990年那次,是1992年更爲著名的鄧小平第二次南巡,並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國策,進而在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推出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

1998年那次,是新任總理朱鎔基咬牙宣佈“擡着棺材搞改革”,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擊退了索羅斯對港股的狙擊,然後進行重大的產業政策調整,開放房地產市場、外貿管制和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從而構成了消費、投資和出口的新三駕馬車;

2008年那次,是啓動四萬億計劃和刺激資本市場復甦,讓恐懼變成了生產力,從而強行拉動了經濟的觸底反彈。

  2018年的此次經濟危機,雖然在表徵上無法進行簡單的歷史比擬,然而,就危險程度而言,與上述四次相比,其實並沒有“更爲嚴重”的表現。隨着經濟規模的壯大和民間資本的雄厚,甚至在忍耐度和騰挪的空間上,似乎還較爲增加了。

  但是,同樣的考驗是,我們期待政府釋放怎樣的改革紅利以提振民間信心,此外,在什麼時候,以怎樣的方式發生一起拐點性事件。

  關於第二個懸念,是沒有答案的,因爲它關乎歷史的戲劇性。但關於第一個懸念,是值得認真討論的。

  3

  改革開放四十年,前三十年的激盪,就根本而言,是因爲改革有清晰的朝野共識——它建立在“擺脫貧窮、追求富強”的認知基礎上,也有相當明確的“假想敵”——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

  在那一階段,所謂的“信心”,均來自經濟政策的鬆綁和對外延式增長的無比自信,所以,就有了“給點陽光就燦爛”的民間說法。

  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物質匱乏已經讓位於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科學和諧的發展觀。作爲“假想敵”的計劃經濟已然瓦解。而外延式增長的空間已經被壓縮,轉型升級和應對陌生的市場競爭成爲新的生存課題。

  在這樣的改革新週期中,2700萬民營企業家的公共訴求就變得更加複雜了,也提出了更高的“信心要求”,並超出了單純的經濟政策範疇。

  我記得2010年,吳敬璉教授80壽辰,我創作完成《吳敬璉傳》,在書稿下印廠的前一刻,我請吳老師在圖書的扉頁上題一句話。他在自己那間簡陋而豐饒的書房裏拿過一張紙,寫下了九個字:“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他特意提示說,是法治,而不是法制。

  在老先生的意識中,中國改革最大的成就,便是把一個計劃經濟的體制改造成了市場經濟體制,而接下來的任務是讓市場經濟法治化。有法治的市場經濟是好的市場經濟,反之,就是壞的市場經濟。

  在我的理解中,法治化的內涵大抵有三個。

  其一,創造一個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沒有旋轉門,沒有玻璃牆,對內對外公平開放,不要給任何人或所有制企業以“特殊的待遇”;

  其二,讓看得見的行政之手,越少見越好。平心做生意,有事找法院。政策不是不可以調整,但要有依法程序,需保持司法的獨立性和威嚴性;

  其三,對民營企業家不要低看一眼,也不必高看一眼,他們中的任何一員,只要在生產合格的產品、在合法納稅、善待員工、不破壞環境,就不應該受到政府的打擾。他們的意見,可聽可不聽,但要有正當的發聲渠道,保持思想市場的自由和開放性。

  簡單地歸納一下,就是:環境公平、依法治理、良民不擾。

  義烏和全國的大小老闆們,今天所要的信心,大概便是這三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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