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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月薪”的中國高管真的是出於無私奉獻嗎?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6月11日 01:42   澎湃新聞

  所得稅“穿底”現象的成因及治理

  範子英/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澎湃新聞

  中國針對企業所得稅的改革,應該將重點放在提高徵收率上。圖爲2017年11月16日,安徽省濉溪縣國稅局稅源股的工作人員在該縣經濟開發區內一家電源技術公司生產車間瞭解情況,爲企業提供金融服務。視覺中國 資料

  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針對費用扣除後的收入進行徵稅,不可避免會出現兩個稅種之間的“穿底”。關鍵問題在於,中國企業所得稅的徵收率極低,企業所得稅的實際稅負遠低於個稅,於是單向的“穿底”就成了一個普遍現象。

  所得稅“穿底”的治理,宜疏不宜堵,需要同時從兩頭着手,強化企業徵管的同時,要下調個稅的邊際稅率,通過降低“穿底”的收益來糾正“穿底”行爲。

  “1元月薪”的中國高管

  我們經常在很多新聞報道上,看到爲數衆多的企業高管的收入非常低,更有一些表現特別突出的高管,稱自己每個月只拿1元月薪,甚至是0年薪。這個現象經常被公衆解讀爲高管對企業的無私奉獻,實際上這是中國所得稅“穿底”的一個重要表現而已。

  高管如果按照正常水平領取工資,正常情況下將面臨45%的邊際稅率,按照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法,稅前可抵扣的費用非常少,這意味着稅後收入將極大地減少。反之,如果把工資報酬留在企業中,再將自己的日常開支等納入企業的財務支出,從稅收的角度來說,就是支出費用化了,自然也就沒有納稅一說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穿底”。

  中國的所得稅制跟大多數國家類似,針對自然人和法人設置了不同的所得稅,但與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缺乏對兩種所得稅之間的有效銜接。個人所得稅採取了累進制,其中工資薪金所得從3%的稅率逐步提高到45%,勞務報酬的最高稅率也達到40%。這種累進稅率的設計充分體現了個稅的收入調節的目標:低收入者少交稅、高收入者多交稅。企業所得稅設計了比例稅率,2007年之前是33%,之後是25%。單純就法定稅率來說,個稅的最高稅率遠高於企業所得稅,這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一重因素。

  實際的情況比以上這些要嚴重。中國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遠低於法定稅率,雖然法定稅率是25%,但實際稅率僅爲13%左右。造成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過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各種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例如工業開發區、西部地區、高新技術企業都享受了15%的優惠稅率,小微企業減半徵收後的所得稅稅率僅爲10%;另一方面是企業所得稅的徵收率極低,中國每年有40%的企業是不繳納所得稅的,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因爲虧損,但更大一部分是收到徵管難度和力度的困擾。此外,企業所得稅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減免和減徵,例如研發和環保支出都可以多扣除相應費用。實際稅率過低,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二重因素。

  企業所得稅徵收了,並不就必然意味着企業承擔了相關支出。中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一般會承諾兩種類型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減免和返還。企業所得稅減免一般有“三免三減半、五免五減半”,也就是頭三年免徵,後三年徵一半,這個政策干擾了稅收徵管本身,因此近年來用的較少。稅收返還是所有地方几乎都會用到的政策,常規的做法,是將地方財政分享的部分返給企業,中央財政要拿走企業所得稅收入中的60%,地方可以將剩餘的40%再退給企業。這意味着,企業真正承擔的實際稅負,比我們計算的13%的企業實際稅率更低。這是激勵所得稅“穿底”的第三重因素。

  當然了,企業不僅要交所得稅,還要交流轉稅和一些附加稅。按照目前的稅制,流轉稅主要是增值稅,小企業一般都是按照3%的徵收率繳納增值稅,正常情況下,一個小企業的綜合稅負可以控制在8%以下。8%的企業稅負和45%的個人稅負,兩者之間的鉅額差距就是“穿底”的真正得益。

  所得稅“穿底”的影響

  所得稅“穿底”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造成個人所得稅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在中國目前18個稅種裏,以調節收入分配爲目標的,只有個人所得稅這一個稅種。我們的財產稅幾乎沒有,其中房產稅還遲遲未出臺,遺產稅更是沒有提上日程;國家想要調節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財富的差距,幾乎全部依賴個人所得稅。但是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幾乎沒有發揮收入調節作用。

  首先是個稅的納稅人數太少。2011年6月,我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將個稅起徵點(減除費用標準)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當時,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王建凡對媒體表示,減除費用標準提高後,我國的納稅人數由約8400萬人減至約2400萬人。這意味着,我國當年繳納個稅的人口約爲2400萬人。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現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前所長賈康表示,中國只有2800萬人繳納個稅,佔總人口的不到2%。

  雖然目前沒有公開過最近的個稅繳納人數,但過去七年間,因爲價格上漲、工資上浮而將一部分低收入羣體由不納稅推升到了納稅羣體,加上個稅徵管力度強化,最多也就是將納稅人數推升一倍,即差不多6000萬人。即便如此,在全國7億多工作人口中,不納稅的仍佔90%以上。試想一下,中國快速攀升的個稅邊際稅率,是爲了調節收入分配,但是如果納稅羣體還不到10%(甚至只有2%),那麼這個收入分配也僅僅是在這不到10%的羣體內部進行。從全體工作人口來看,個稅邊際稅率的快速攀升甚至會惡化收入分配。

  其次是個稅逐步演變爲工薪稅。在所得稅“穿底”不嚴重的情況下,富人收入較高,適用最高的邊際稅率,雖然富人人數較少,但是有龐大的稅基,輔以較高的稅率,這部分羣體對個稅收入的貢獻應該是最大的。但是在所得稅“穿底”如此普遍的情況下,富人的個稅是流失的。與此同時,一些靈活就業的低收入羣體,雖然他們的收入也超過了3500元的納稅門檻,但是現有的稅收徵管制度還無法覆蓋。於是真正爲個稅做出貢獻的,是那些在國企、外企、事業單位機構等工作的人口,這部分人的收入幾乎全部依賴於工資,這部分人羣也就是常說的中產階級。

  最後是個稅的邊緣化。個稅在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爲8%,這還是得益於近幾年個稅的快速增長。低比重的個稅與中國居民部門的財富積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個稅在未能調節收入分配的同時,也未能在國家稅收收入的構成中佔有重要位置。更爲嚴重的是,這8%的個稅收入集中於少數幾個地區,其中,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四地的個稅佔全國個稅總收入的一半,個稅在很多地方處於可有可無的尷尬地位。如果深入到基層政府,例如一些欠發達的縣和鎮,個稅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稅種。

  此外,與所得稅“穿底”相伴隨的一個疑問,相關企業或個人的行爲是逃稅還是避稅?從法理上,逃稅和避稅是很容易區分的,前者是違法行爲,後者是利用稅法的漏洞進行的稅收籌劃。但是在實際徵管過程中,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一些合理的稅收籌劃可以被認定爲逃稅,一些逃稅行爲也可能被認定爲合理避稅。

  大多數的所得稅“穿底”行爲,都是避稅,而非逃稅。中國的個稅稅法,也將個體工商戶納入個稅徵繳範疇,但無法區分個體工商戶的利潤和工資。同樣的道理,個人賺取的勞務報酬,也是可以以企業的身份進行對接的。

  例如,某個稅務專家給A企業提供了諮詢服務,A企業需要支付一筆數額較大的勞務費。假如該稅務專家同時身爲一家諮詢服務企業B的法定代表人,那麼A企業支付給該稅務專家的勞務費,就可以轉化爲支付給B企業的諮詢費。對A企業來講,支付給稅務專家的稅前勞務費或支付給B企業的諮詢費,總額是一樣的,但勞務費和諮詢費適用的實際稅率差異很大,因此稅後的實際所得會有巨大差異。這樣的業務模式,很難界定爲逃稅,因爲這種諮詢服務也需要相應的員工和開支,如果全部限制在勞務費支出,那麼諮詢過程中發生的所有費用均不能在稅前扣除,完全適用個稅也就顯得不合適了。

  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穿底”行爲的逃稅嫌疑。同樣的例子,如果稅務專家本來就是A企業的員工,年終企業發放了一筆數額巨大的獎金,同樣的操作,雖然是逃稅,但是覈查的難度太大。這種智力服務與生產過程不同,是完全無形的,如果稅務部門強制認定爲逃稅,也會產生稅收爭議。

  治理“穿底”要兩手並舉

  治理所得稅“穿底”,不能採用“堵”的策略。

  現代經濟異常複雜,稅務部門能夠做到的是,就某個特殊的案例進行有針對性的檢查,但是沒有辦法針對所有類似的行爲進行覈查。更不能實施“一刀切”的政策,自然人與法人雖然在稅法上是不同的,但在真實經濟生產過程中,自然人具有多重角色,既可能是企業的員工,也可能是法人代表,因此無法在政策上對他們的行爲進行徹底區分。

  要減少所得稅“穿底”行爲,需要降低所得稅“穿底”的套利空間。這種套利空間的下降,對應了“一升一降”兩個必備手段,即提高企業所得稅稅率,同時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

  首先是降低個稅的邊際稅率。中國目前最高的邊際稅率是45%,與世界很多發達國家相比,還是高了一些。邊際稅率越高,理論上的收入分配調節作用越大;社會上希望富人多交稅,因此也希望最高邊際稅率足夠高。但實際上,過高的邊際稅率反而不利於調節收入分配。

  這一方面是因爲前述的“穿底”現象。個稅邊際稅率越高,個稅與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之差就越大,高收入羣體“穿底”的激勵就越強,加上這些羣體有能力實施“穿底”行爲,結果是收入越高的人羣,其承擔的稅負反而更低。另一方面是因爲個稅的負向激勵效應。個稅是針對收入進行徵收的,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前提是不能對收入本身有太大的扭曲。試想一下,當你月收入超過9萬元時,邊際稅率爲45%,意味着你每多賺到的100元,都只能留下55元,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高收入羣體的工作投入不足。設定差異化的個稅稅率,是想對高收入羣體徵更多的稅,但如果這些羣體因爲邊際稅率太高,而不願意成爲高收入羣體,這應該是個稅稅制要規避的問題。

  其次是提高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25%的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在全世界屬於中等水平,中國針對企業所得稅的改革,應該將重點放在提高徵收率上。現階段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名目繁多,既有國家層面的統一政策,也有各地方的“土政策”。爲提高企業所得稅實際稅率,總體而言要進行三個方面的配套改革:一是給所有稅率優惠政策設置一個有效期,到期之後自動並軌到基準稅率,不能將稅率優惠變成一個無限期政策;二是要建立一套納稅異常的評估系統,定期對納稅異常的企業進行覈查;三是清理地方的“土政策”,包括違規的所得稅優惠政策,違規的企業所得稅返還政策。

  此外,還要大範圍清理個稅返還政策。如果說企業所得稅返還是爲了招商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那麼個稅返還就有利益輸送的嫌疑。常見的個稅返還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高管個稅返還,另一種是企業代扣代繳的個稅總額返還。無論是那種形式,地方上一般都是將自己分享的40%進行返還,有的地方是40%全額返還,有的是部分返還。這種個稅返還擾亂了我國的稅制,給原本就邊緣化的個稅雪上加霜,高收入羣體還會因爲這個返,進一步減少實際納稅。因此,這種不合理的返還應該大範圍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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