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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平新喬:中國服務業的生産率與稅負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3月16日 16:48   北京新浪網

  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矚目的一年一度的中國“兩會”分別於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隆重開幕。北大經濟學院自2014年開始,推出“‘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暢談改革,分享智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年的“專家筆談”也將在“兩會”期間如期與廣大讀者見面。

  平新喬:中國服務業的生産率與稅負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教授)

  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發生的經濟結構轉變,在相當程度上是表現為國內生産總值中的服務業比率上升和製造業比率下降的。目前,服務業這個比率已經超過50%,並且還在繼續上升。因此,服務業的生産效率如何,會直接關係到今后中國經濟的總體生産效率。如果服務業的生産效率低於製造業的生産效率,那麼,隨着服務業在整體經濟裏的比重上升,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産率、乃至整個經濟的增長率,就都會逐漸降低。

  這就是著名的鮑莫爾(W . J . Baumol, 1967, 1989)“成本病幻覺”(Cost-Disease Illusion)的觀點。其理由是:一,服務業的生産率水平比製造業的生産率水平要低;二,服務業生産率的增長率也比製造業生産率的增長率要低。長此以往,服務的成本與價格必然上升,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率趨緩乃至停滯。

  當然,服務業生産率低於製造業的生産率,同時服務業的增長率又快於製造業的增長率並造成服務業在GDP裏比重上升、製造業比重下降,這看上去是一個“悖論”。其實,這是不難理解的。一個産業的增長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要素投入的增長率,二是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率。只要流入服務業的要素投入增長率高於流入製造業的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超額部分能夠抵消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低於製造業全要素生産率的差距,那麼,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服務業的比重還是會上升。但是,如果服務業全要素生産率長期滯后,則總是會制約國民經濟的效率的。因此,我們必須重視服務業的生産率的提高。

  我們關注四個問題:第一,中國服務業整體的全要素生産率與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相比較,究竟是否低了?第二,中國服務業內部,高端的生産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與傳統的、非生産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相比較,是否會高一些?第三,如果“營改增”的稅收改革會使得服務業的稅負有所下降,這種減稅是否能夠促進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生産率提高?第四,如果“營改增”稅收改革要做到讓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不增並且有所下降,則政府對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設計應注意什麼問題?

  我們的研究運用中國國家統計局2010年提供的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這是關於中國經濟單位在2008年12月31日時點上的主要經濟變數的數據。原始數據是以企業和事業單位為觀察單位的,經過加總,以四位數産業為觀察單位。該數據覆蓋了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主要財務指標,包括年初存貨、年末存貨、固定資産與折舊、主營業務收入、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利潤、企業或事業單位承擔的稅收、利息支出、工資支出,實收資本信息,以及資本按國有、集體、法人、個人、港澳台、外資劃分的資本結構信息,還包括就業人數信息。這就為我們構建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生産函數,估算全要素生産率提供了足夠的信息,進而可以比較服務業與製造業的生産效率,並且分析服務業內部的生産性服務業和非生産性服務業在全要素生産率上的差異。同時,運用這個數據,我們也能進行服務業和製造業的稅負估算,進而估算稅率變化對於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生産率的影響作用。

  我們定義“廣義的製造業”為全部工業産業,定義“廣義的服務業”即全部服務業産業。又定義“狹義的製造業”為不含礦産、能源的製造業,“狹義的服務業”為“生産性服務業”,我們把不含建築業、傳統服務業、公共服務和文教衛生産業的那一部分服務業定義為“狹義服務業”。

  經過計量計算,我們發現:

  第一,到2008年底以前,中國的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總體说來仍然是對於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的。我們做了廣義製造業和廣義服務業效率水平的分省比較分析。結果發現,按全要素生産率得到的計算結果,與按隨機過前沿分析方法得到的平均效率水平結果在省際間排序是一致的。但是,按服務業效率排序與按製造業效率排序,所得到的排序會有所不同。比如,浙江省與江蘇省之間,如果按服務業效率排序,則是江蘇高於浙江;但如按製造業效率高低排序,則是浙江勝出江蘇。

  然而,不管是按服務業效率高低排序,還是按製造業效率高低排序,湖南、內蒙和上海總是在2008年的省際全要素生産率排序裏佔據第一、第二、第三名。全國分省的服務業全要素生産率的分佈區間為[2.05, 3.75],製造業全要素生産率的省際分佈區間為[1.56, 3.9],這说明,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的省際差異要小於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的省際差異。並且,我們還發現,在2008年,中國除山西、西藏外,絶大多數省份的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要低於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産率。這個發現,是支持鮑莫爾“成本病”理論的。

  第二,我們發現,中國服務業內部在全要素生産率水平上是存在相當的異質性的。大體说來存在四個等級:效率最高的服務産業是批發商業、倉儲、物流、與零售商業;其次是運輸業、地質勘探、銀行、保險業;再次是信息産業、軟件、專業技術推廣、研發、商業服務業(如會計事務所等)等;而傳統的消費性服務業、文化服務業、公交、福利事業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是最低的。即現代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要高於傳統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生産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要高於消費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

  第三,中國服務業的稅負是否比製造業的稅負要重?我們發現,2008年,即在“營改增”以前,中國服務業的平均稅率(稅收額/主營收入)要稍低於製造業的平均稅率。廣義製造業的平均稅率是6.75%,而中國廣義服務業的平均稅率5.96%。 在服務業內部, 中國的“生産性服務業”的平均稅率(稅收額/主營收入)在3-5%之間。 如倉儲、物流、交通運輸業的稅率都在2.4%-5.77%之間;批發商業的稅率只有2.72%; 零售商業的稅率是4.9%; 其他金融服務業的稅率是5.7%; 租賃、商業服務業、研發部門、專業服務業、科技推廣服務業的稅率都在3.99%-5.45%之間。 以上這些生産性服務業的平均稅率,不僅低於廣義製造業的平均稅率(6.75%),而且也低於廣義服務業的平均稅率(5.96%)。 這说明,在“營改增”以前,中國“生産性服務業”的稅收負擔問題並不突出。

  第四,服務業的稅負如果進一步降低,能否提高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我們的計量計算結果表明,稅負對於服務業的全要素生産率和效率平均水平的作用都為負面,並且在生産性服務業口徑裏,稅收的這種負面作用在1%的水平上顯著。從回歸繫數的絶對值比較可以看出,稅收對於狹義服務業的總體效率的負面影響,要甚於對於廣義服務業的總體效率的負面效應。

  但是,稅負對於製造業的作用方向不定,在廣義製造業産業裏,稅收對於全要素生産率和效率平均水平的作用都為負面,但在狹義製造業的口徑裏,稅收對於效率的作用是正向的。不過,稅收對於製造業總體效率的效應,無論是在廣義的製造業,還是在狹義的製造業,無論是對全要素生産率,還是對效率平均水平,都是不顯著的。

  稅收對於服務業的負面影響,我們可以做兩方面的解釋:一是稅負的確會傷害服務業領域企業的動力,壓抑産業效率。二是正如我們在前面簡單統計分析裏所看到的那樣,在中國服務業裏,全要素生産率水平是存在四個等級的,越是現代的服務業,越是生産性的服務業,其效率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正如我們在行業稅負比較裏指出的那樣,越是生産性的服務業,其稅負反而低。這樣,在統計上就會呈現稅負與全要素生産率之間的顯著的負相關關係。

  因此,如果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能夠通過“營改增”而進一步下降, 對於提高服務業的生産率是利的。

  第五,如何防止“營改增”反而使服務業、尤其是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上升?如何進一步降低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我們的數據分析表明,我國在“營改增”前夕,服務業的稅負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即是部分文化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公共管理服務業的稅負比較重,但服務業作為一個整體,稅負並不重於製造業的稅負。並且在服務業內部,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原本就低於一般性服務業的稅負。因此,應當注意在“營改增”之后,讓整個服務業的稅負仍然低於製造業的稅負。我們關於稅負的量綱是“稅收額/主營收入”,而“主營收入”一般是小於“營業額”的,一般说來,“主營收入”為“營業額”的80%。 這樣,由於我們計量結果所顯示的2008年中國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比率為5%,這就相當於说2008年生産性服務業的營業稅率大體為4%。按“營業稅”改成“增值稅”時稅率要大體乘3倍計算,“營改增”之后的生産性服務業的增值稅稅率以不超過12%為宜。 如果要進一步減輕生産性服務業的稅負,則可以考慮其增值稅稅率不超過10%。對於個別生産性的信息和金融服務業産業,甚至可以考慮在引入“進項抵扣”之后,就直接用原來的營業稅稅率作為新的增值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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