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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財政政策須從量化擴張向降壓型轉化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4月20日 19:58   21世紀經濟報導

  積極財政政策須從量化擴張向降壓型轉化

  蔡紅標

  今年一季度名義GDP達到11.8%,是3年來的最佳;同期財稅數據也很“驚艷”:其中,全國稅收收入達37793億元,同比增長14.7%;相比於2016年的4.35%,實乃天壤之別。顯然,稅收快於經濟近3個百分點。那麼,這究竟是季節因素或時滯效應還是拐點出現?

  稅收收入增幅的拐點早在10年前就已出現

  綜觀過去20多年,和名義GDP增幅相比,全國稅收的增長呈現出明顯的三階段特徵(見圖表):

  一、全國的稅收增幅基本上和經濟增長的趨勢保持一致,但1997年、1999年、2001年出現了明顯的背離,即經濟增長放緩、但稅收增幅上升,特別是1997年在名義GDP大幅放緩6個百分點的情況下,當年稅收反較上年加快4.76個百分點。當然,1997年情況特殊,當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稅務當局而言是個新事物。但1999年、2001年就很難理解,只能说由於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其赤字必須通過稅收來彌補;假如沒有后來的WTO紅利,這種做法是很難持續的。

  二、2007年成為稅收、實際上也是中國經濟的拐點。從稅收角度看,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全國稅收的增幅始終在兩位數,其中2001年、2004年、2006年、2007年均在20%以上,尤其是2007年竟然達到十分驚人的31%!我認為,在經濟存在過熱的情況下,考慮到中國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多收點稅可以理解。但如果按照與經濟增長同步的話,則1997年-2007年間,中國稅收增幅明顯高於GDP增幅。而2008年-2016年的9年又回到正常範疇。

  三、稅收增幅遠快於經濟增長:2016年全國稅收是1996年的18.87倍;是2006年3.74倍,是2008年次貸危機的2.4倍;而從名義GDP看,20年間增長了10.36倍,是10年前的3.39倍。如果僅僅從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8年看,則稅收增幅比名義經濟增幅多7個百分點,即兩者基本一致!盡管有2010年、2011年的超收和2016年因“減稅”而歉收,但2012年-2015年的四年是基本平衡的。2017年一季度的再次超收——如按2016年4月20日國家稅務總局公佈的29790億元相比則增幅高達26.86%,較官方公佈的高出12個百分點,能否持續還不得而知。

  不管如何,自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持續20年了。通過20年不斷加碼、以量化擴張為特徵的積極財政政策,不管主觀如何,或已接近尾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把財稅體制納入其中

  一、把簡化財稅科目作為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本屆政府在取消不合理收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還是存在名目繁多的稅費。對目前的18個稅種,建議全國人大制訂、修改相關法律,去蕪存菁,盡可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稅賦科目。例如,企業稅賦中能否只保留增值稅、所得稅?如教育附加稅現在已沒有必要,這是政府應該承擔的責任,沒必要還讓企業承擔。

  二、減稅應以普惠製為基本方式。轟轟烈烈的“營改增”已經落地。去年降稅5736億、今年目標降稅1萬億,很是鼓舞人心。目前市場並不清楚降稅紅包誰搶到最多!因此,應該把增加透明度作為財政改革的前提。財政部應該每年公佈降稅最多的前100家或降稅額1億元以上的企業。我查閲了相關網站,發現只有納稅前100大企業。

  三、把運用當代科技作為提升財稅體制效率的推進器。現在是大數據時代,是人工智能的時代,是雲技術、區塊鏈開花結果的時代。有人说將來AI可以替代“一行三會”,我認為AI替代財稅系統90%的工作當無問題;目前看,我們的財稅管控效率似和20年前區別不大。例如,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稅收優惠有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這三種形式在時間上差異很大;如果说出口退稅有個核實過程的話,其它兩種實際上完全可以合二為一;即使退一步,也應按照“大部月退;小部季結”的方式,這樣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就提高了。對小微企業而言,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因此好事做好,關鍵就在效率。

  有必要區分財稅使用的“行政”和“投資”職能

  政府收稅的目的是什麼?這實際涉及到政府的職責邊界如何界定的根本問題。不管如何,政府必須管理好“公共利益”,即:公益性的設施建設,如道路、地鐵、公園、圖書館、水利等;教育、醫療衛生等民衆必需品;國防、公檢法等民衆安全保障機制的建設;最后一個就是為解決“居者有其屋”的“公屋”建設。為什麼要羅列這些?關鍵一點就是想说明:投資一切盈利性的企業或項目不應該構成政府職責的重點。不是说政府不管建設,關鍵是確定一個分界線,凡是有企業願意投資的項目,政府就不應該介入,政府唯一的職責是制訂好“規則”,當然政府也有監督責任;目前沒有什麼項目企業不願意干的,如果PPP不成為政府放槓桿的新陣地,那麼類似的花錢買服務就應該成為主流。從今年兩會的信息看,2017年中央財政安排了中央基建投資5076億元;當然大頭在地方。2017年各省市固定資産投資預計達到65萬億,其中基建規模估計在17-18萬億(2016年基建投資規模15.2萬億,同比增15.7%);另外,截至2016年底,全國入庫PPP項目的投資額達13.5萬億元。可見,積極財政政策令政府的投資功能進一步增強了。

  結構性財稅政策改革建議

  總體思路有二:一是普惠制減稅;二是企業和個人統一所得稅率。

  一、以減稅為主的降壓型積極財政政策,建議採取漸進式、結構性的組合拳:為確保2020年“小康”目標的實現,2017年-2019年連續三年、每年實行減企業所得稅1個百分點,即所得稅從25%統一降為22%;其次,把所得稅分為兩塊:15%部分直接繳納,用於政府的行政、公共公益性支出,余下部分——財政政策投資部分所需的資金,以特別國債的形式記賬,每年只記賬利息但不支付,約定一定年限(如10年)后部分返還、部分抵稅——如果企業遇到資金鏈問題,可以延遲納稅不超過12個月;如企業在此期間破産,則除了用於員工薪資補償外,自動繳納進國庫。這樣,既解決了企業負擔、又刺激了經濟;既考慮到由於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而帶來的赤字壓力、同時又降低了政府槓桿,又考慮了企業長期發展的動力。

  二、中國有沒有“中産階層”?即便有百萬年薪,可能也難以成為“中産階層”。原因很簡單:剔除了費稅后,也就得到50%-60%;特別是年終奬,往往扣了總額40%的所得稅后,實際到手有限。

  應該明確,工薪階層年最高稅率不能超過所發放薪資額的20%(如理論上應是考慮家庭合計收入后的納稅);或多出部分也可劃入住房公積金;如果還放寬一點的話,可以成為醫療基本賬戶、大病保險或健康保險。

  總之,民富才是國強!沒有消費拉動的經濟,是很難成為“有效率”的經濟,其中的關鍵是形成穩定的中産階層消費隊伍;過去20年的積極財政政策目前更多地轉為了鋼筋水泥,通過房地産拉動GDP,可以實現很多政策目標,但也帶來了貨幣超發及伴隨的高槓桿,本質上難以解決長周期問題。在經濟仍處於中長期的L型的情況下,以普惠制的減稅為特徵的降壓型積極財政政策几乎成為惟一的光明!

  (作者來自中國人保資産管理公司)(編輯 張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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