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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經濟報導:供給側改革是領先世界偉大政策創新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10月10日 17:06   21世紀經濟報導

  “砥礪奮進 改革前行”系列述評之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領先世界的偉大政策創新

  過去的五年,是中國曆史上又一輪大規模全面改革啟動和深化的時期。2013年11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改革涉及60個方面任務、336項具體改革措施,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黨的建設等領域。2013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一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中國經濟改革長期存在而又不易突破的難題。三中全會明確經濟改革的總目標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向最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發起改革衝鋒。

  這場涉及面廣、系統複雜的偉大改革需要通過一個抓手突破和推動。2015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十三五”開局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全面部署,要求着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此開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承載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任。

  從提出經濟改革總目標到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年間,是對中國經濟現狀與未來發展不斷深化認識的過程。2013年開始,中央認為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階段,明確了對經濟形勢應該“怎麼看”。2014年,中央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對此作了系統性理論論述,既進一步深化了“怎麼看”,又為“怎麼干”指明了方向。通過深化對中國經濟短期與中期存在問題的認識,2015年中央決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經過深思熟慮並尊重客觀規律的藥方,既能治標又能治本。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是落實十八大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具體推動和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這顯然是經濟領域升級改造的一個全面戰役,是一場持久戰。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術任務,就是在短期內盡快完成“去産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打一場殲滅戰。

  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目前已經取得顯著成效。落實“去産能、去庫存、去槓桿”等任務的過程,顯示了黨和政府對症下藥,先治標后治本的政治智慧。前幾年我國經濟出現了産能過剩、庫存高企、槓桿加大的問題,緣自於長期以來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得不夠,政府幹預過多,導致市場不能及時出清。比如國有企業是過剩産能、過高槓桿聚集的領域,也是殭屍企業寄生者。導致這些問題的是非市場因素,如果純粹用市場的手段去落實五大任務,並不能解決行政干預帶來的扭曲,反而對整個市場(尤其是民營企業)造成衝擊。解鈴還須系鈴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標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短期任務則是要用行政的辦法快速治標,就像對待一個高燒的病人,醫生首先要做的是退燒。戰略性與戰術性改革目的不同,前者任務更廣泛更深入更系統,而后者則是局部的短暫的,因此採用的手段不同,效果顯現的時間也不同。事實證明,“三去一降一補”工作的順利推進,有效地解決了多年來累積的行政干預帶來的市場扭曲,為今后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

  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也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1980年代雷根推動的供給側改革,原本只是為了解決滯漲問題,但又人為地賦予了改革措施,並形成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不過,美國次貸危機已經讓華盛頓共識的信用破産,而且雷根的政策讓美國由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需要指出的是,最終帶領美國走出“滯”併進入一個經濟增長長周期的是1990年代的信息産業革命,是依靠技術革命而非新自由主義。

  與僅僅關注供給側的供給學派不同,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強調供給側的同時還注重需求管理,兩者相互配合、協調推進,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避免走入只注重供給而忽視需求、只注重市場功能而忽視政府作用的誤區。這既是為了穩中求進,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世界經濟史表明,如果不能很好的平衡供給與需求、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偏頗任何一方最終都會造成危機。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宏觀背景是經濟轉型的迫切要求以及全球性的經濟結構調整壓力。因此,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兩個部分的有機統一,即“供給側+結構性”,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改革目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結構性改革。首先,世界經濟舊的結構因失衡導致危機,因危機而發生坍塌。歐美發達經濟體借貸消費,東亞地區提供高儲蓄、廉價勞動力以及産品,俄羅斯、中東、拉美等提供能源資源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已經不復存在。歐美在提高儲蓄的同時推動“再工業化”,中國則需要更加依靠內需,這次全球性的調整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其次,中國經濟投資比重過高,消費拉動的比重較低,導致産能過剩比較嚴重。這也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化解。

  三

  美國次貸危機至今已經十年,十年間各國政府面對經濟增長低迷的困境束手無策。一系列刺激性政策之后,社會成本和生産成本上升較快,傳統産業和增長動力依然不斷衰減,新興産業體量和增長動能也尚未積聚,反而加速了全球性的貧富分化。盡管在G20這樣的平台上各國就推動結構性改革方面統一了認識,但在全球範圍內改革遲遲沒有啟動。

  只有中國除外。中國領導人提出和推動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全球經濟結構性調整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成為世界的表率。結構性改革不僅是讓一個經濟體脫離停滯與低效率的根本途徑,也是推動國際經濟再平衡的結構性因素。但是,從世界範圍內,所有大型經濟體此前都沒有推動結構性改革並取得成效的案例,這更凸顯了中國改革獨一無二的歷史價值。四年多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了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位居全球第一,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與再平衡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以日本為例,自1980年代進行結構性改革失敗並陷入經濟長期低迷之后,日本的改革實際上停滯了,即使最近幾年安倍首相提出“安倍經濟學”,也是在不觸及結構性問題的前提下試圖通過刺激恢復經濟增長。美國自奧巴馬政府開始,雖然也提出了“再工業化”目標,並連續發布國家創新計劃,但缺乏系統的方案以及執行。事實上,美國持續的量化寬鬆政策導致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以至於特朗普總統試圖用保護主義強行進行結構性調整,但這會危及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以及美國自身的經濟秩序。

  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具有強大的制度優勢,一方面,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中國比較容易超越具體和局部的利益來凝聚改革共識,不像西方國家受制於多黨制以及其背后利益集團的掣肘,在經濟改革時陷入長期的拉鋸戰,無法及時做出正確決策,讓問題長期積累而得不到解決。另一方面,在黨的統一領導下,中國在確保改革方案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同時,又能通過自我革命突破改革障礙,以長征的精神將一張藍圖干到底,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制度優勢。

  供給側結構性是在綜合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發展思路的重大創新,是化解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困難與矛盾的改革舉措,是通過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培養增長新動力與新優勢的必然要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剛剛開始,將成為中國經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工作重點,我們應以全局和長遠的眼光看待這一推動中國經濟整體轉型的偉大改革。

  這項改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前無古人,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一項率先的探索;這項改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異常艱巨與複雜,尤其是外部經濟環境並不穩定,內部既要經濟穩定增長又要推動變革;這項改革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需要漫長的時間去推動和實現,需要強大的改革韌性與意志。因此,我們需要以更加積極的態度以及戰略的眼光去認識和判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被短期的矛盾與現象所左右所動搖,這項偉大的改革需要黨和政府統一領導和推動,也呼喚每一個市場主體和一個個勇於進取的國人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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