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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談中國消費升級:超4億人家庭沒有衛生廁所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11月13日 23:05   北京新浪網

  被誤讀的“消費主導經濟”

  來源: lixunlei0722

  2017年前三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在支出法統計的GDP中上升至64.5%,於是,不少人認為中國經濟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消費的貢獻上升,中國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度減少。那麼,中國經濟真的從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轉為消費拉動型增長模式了嗎?中國消費結構扭曲的實質問題是什麼?

  拉長歷史看消費貢獻——並無顯著上升

  從過去三年的數據看,資本形成(與固定資産投資相關)對GDP的貢獻確實在下降,例如,今年前三季度,資本形成對GDP增速的貢獻從2.8%回落至2.2%,最終消費則上升至4.5%,此外,凈出口貢獻了0.2%,“三駕馬車”合計貢獻6.9%的GDP增速。

  三駕馬車對GDP增速的貢獻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齊晟供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齊晟供圖 

  不過,消費的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季度,超過5%,后面兩個季度有所回落。此外,從短期來看,資本形成對GDP貢獻的減少和出口改善有關——去年凈出口拖累GDP增速-0.5%,今年前三季度則正貢獻0.2%。“三駕馬車”的貢獻率一定是此消彼長。

  如果拉長歷史來研究GDP支出法核算數據,可以發現在過往30年的時間裏,其實大多數時候“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都高於“資本形成”,其中只有8年低於資本形成,而我們總不能就此得出中國經濟早就是“消費主導型”的結論吧?

  例如,1990年,消費對我國GDP的貢獻超過91%,這是因為投資增速大幅下降,對GDP的負貢獻達到75%;1999年,消費對GDP的貢獻又達到88%,這又與亞洲金融危機導致投資增速下行和出口負增長有關;2011年,消費對GDP的貢獻再次達到62%,也是與兩年四萬億公共投資的刺激政策結束有關。

  資本形成與最終消費在GDP總量中所占的百分比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盛旭供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盛旭供圖

  國際比較看投資貢獻——中國為全球均值兩倍

  如前所述,僅僅從投資對GDP的貢獻率下降,或者消費貢獻的占比超過60%來得出中國經濟已逐步走向消費主導型,理由並不充分。從國際比較來看,消費對我國GDP的貢獻率處於何種水平呢?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1-2015這五年間,資本形成占中國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和42%,五年均值是46%。和中國該指標數值相同或比中國更高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國的排名分位(1985-2015年)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 (樣本數:180個國家/地區,中位數口徑,紅色的為中國的數值 藍色的為全球平均值)   

  以2014年為例,當年中國的資本形成額占GDP的比重是46%,同期美國為19%、德國19%,日本21%,韓國29%、中國香港24%、俄羅斯20%、印度32%、巴西20%。由此可見,中國的投資占比大約超過發達國家一倍,同時也遠高於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實際上,統計全球126個有效樣本,發現2011-2015年資本形成對GDP的平均貢獻為22.2%,中國的這一占比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如果從固定資産投資的角度做國際比較研究,發現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額占GDP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從1992年的不到30%,到2006年已提高至50%,繼2015年之后,2016年該比例仍然高居80%。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

  2016 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總額接近60萬億元,但資本形成總額只有31萬億元,由此可見,中國的投資規模占GDP的比重大約是資本形成占比的兩倍,说明投資效率在明顯下降,因此,不能因投資效率的下降而認為中國已轉變成消費拉動型經濟了。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盛旭供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研究所盛旭供圖

  此外,2015年以后非民間(主要是政府和國企)投資逐步上升,從占固定資産投資比重的35%提高到今年第三季度的40%;而美國和歐元區固定資産投資占GDP的比重只有20%左右,其中,美國政府投資占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為20%,歐元區不到15%,日本為23%。

  由此可見,政府部門為了實現經濟穩增長的目標,採取了逆周期的投資政策,擴大廣義財政赤字規模,重點是增加基建投資規模。2016年,中國的基建投資占固定資産投資的比重為20%,與2009-2010年為應對次貸危機時的基建投資占比相差無幾。這也说明我國經濟依賴投資拉動的模式並沒有改變。

  消費升級的真相是什麼

  不少學者喜歡將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作為消費升級的理由,他們可能忽視了兩點:一是8000美元是現價美元,不能與上世紀發達經濟體按當時美元計算的人均GDP水平作簡單類比。二是中國GDP中所含的居民收入份額低於所有的發達經濟體。

  如有人認為,2016年中國人均GDP為8123美元,接近上世紀70年代末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以及80年代初的英國和90年代初的韓國。這顯然忽視了不同年代貨幣的含金量。如上世紀70年代的高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7000多美元,如今則提高到12600多美元。

  中國人均GDP在2015年達到8000美元,2015年美國人均GDP為5.6萬美元,若以2015年美元不變價計算,則美國早在1935年就達到了8000美元;日本2015年的人均GDP為3.4萬美元,若以2015年美元不變價計算,則1968年時日本就達到8000美元;台灣地區2015年是2.2萬美元,1986年時達到8000美元。

  中國、美國、日本及台灣地區:人均GDP美元不變價(1930-2016年)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wind,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wind,中泰研究所王曉東供圖

  此外,在判斷是否步入消費升級階段時,還需要考慮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因素。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低(與經濟增長靠投資拉動模式有關)、儲蓄率高(與社會保障水平相對低有關),以及貧富差距偏大等問題,導致消費占比較少。尤其是近三年來,國內居民部門買房加槓桿的現象非常突出,槓桿率快速上升,這也影響到消費支出占GDP中的比重。

  據統計,2010年至今,中國居民消費占比GDP不到40%,而美國接近70%,台灣地區超過50%。因此,簡單用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作為參照系,認為中國已經步入類似於日本70年代末的消費升級階段,進而看好國內的消費升級,推理過程很不嚴謹。

  當然,中國當前確實正在發生消費升級,這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有關,但解釋的邏輯不是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而是應該用另外兩個解釋:一是從購買力平價(PPP)的角度去看消費升級,二是從多達3億人口的中高收入群體可支配收入大幅提升的角度去理解消費升級。

  盡管用購買力平價去解釋“合理”的匯率水平一直飽受爭議,但它還是能夠比匯率更能反映不同國家之間消費水平的差異。大家可以認為美國的房價並不比中國貴,也可以發現很多,名牌消費品的價格比中國便宜,但並不能否定美國的物價和服務價格總體要比中國高。如不少人用漢堡包在中美之間的價格比來確定購買力平價,即假如在中國需要花16元人民幣買一個漢堡包,在美國需要花4美元,則比價關係為4:1。

  即便中國相對於美國的購買力平價到不了4:1水平(即在中國4元人民幣可以買到的東西,在美國需要花1美元),我個人以為,5:1還是有的。假設大家認可中美5:1的購買力平價,那麼,中國人均GDP所對應的購買力水平可以比現有匯率水平下提高30%左右。

  當然,漢堡包未必具有代表性,故中美之間的購買力平價實際很難確定。但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遠低於美國,如果單純計算服務的購買力平價,則比價關係可能就是1:1了。舉例來说,這些年來國內方便面銷量大幅下降,一定與快遞業的高速發展有關,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和較高的人口密度,讓快遞業迅速崛起,廉價的送餐服務使得在校學生等都很少泡方便面,從而實現了“消費升級”。

  從這些年來中國八大類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漲幅看,食品、衣着等生活必需品的漲幅很小,但交通通訊、醫療服務、教育服務等漲幅較大,全社會的恩格爾繫數在下降,這也是消費升級的一個體現。

  消費增速放緩——被忽視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

  雖然中國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但由於不同階層之間收入差距較大,難以讓全社會都實現消費升級。這兩年來,居民收入增長的平均數超過中位數,说明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趨勢。因此,消費升級一定是在中高收入群體中最先體現的。例如,從2015年下半年以來,高端白酒的銷售增速持續上升,但低端白酒的銷量則持續下降。這並不意味着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因為高端白酒占白酒總銷量比重只有5%左右。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占城鎮居民40%的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群體(3.16億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450美元左右,假設這一群體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為40%,則他們的人均GDP約為21125美元。

  中美國土面積差不多,3.16億的中高收入群體也與美國人口相仿,這意味着中國有和美國人口規模一樣大的群體已經跨入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行列,盡管中國仍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消費升級就不難理解,因為3億人口的發達經濟體就足以和美國並駕齊驅,成為全球的G2了。

  盡管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奢侈品消費第一大國,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卻在下降,如201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速為14.8%,到今年10月份的同比實際增速只有8.6%。消費的不振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有明顯的相關性,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收入增速的放緩對消費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                                                        

  從2016年第一季度開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增速開始低於人均數,今年上半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中位數從去年上半年的8.4%降至7.0%,中位數是平均數的86.9%,说明貧富差距延續2016年以來的趨勢繼續擴大(2016年基尼繫數上升至0.465,2015年為0.462)。如2016年農民工的收入名義增速只有6.6%,低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盛旭供圖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盛旭供圖

  中國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消費層級非常多,因此,不能把3億中高收入城鎮人口的消費升級當成社會普遍現象,畢竟中國仍有超過4億人的家庭連衛生廁所都沒有(國家統計局數據)。因此,一定要關注中位數,今年以來,中位數與平均數的缺口進一步擴大,聯繫到消費領域,表現為部分高端消費品價格上漲,供貨短缺(如茅台),低端消費品價格疲弱,産能過剩。

  如何讓中國經濟轉型為消費主導模式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迄今為止,中國仍推行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盡管消費的比重在上升。要成為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繼續降低投資增速。中國投資增速這些年來出現了明顯回落,有利於提高經濟運行的質量,也符合十九大提出的高質量增長目標。但不可否認的是,低效的投資項目仍不少,投資流向與人口等生産要素的流向不盡一致,導致生産要素錯配。

  降低投資增速的另一個邏輯:投資增速若緩慢下行,未必會導致失業壓力。從過去五年的案例看,几乎每年新增就業都是1300萬左右,而投資增速卻大幅下降了。這说明,由於第三産業比重上升和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在過去五年中減少了1800萬左右,使得就業壓力大大減輕。

  第二,提高社會保障和福利水平。中國居民的儲蓄率過高,與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健全有關,導致很多人不敢消費,如果能夠進一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如提高義務教育、養老和醫療保障水平等,則居民的儲蓄率水平就會有所下降,從而促進消費。

  第三,降低居民部門在房地産和金融投資領域的槓桿率水平,讓經濟逐步脫虛入實。如當前採取的發展公租房、經濟適用房等政策需要持續推進下去,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理念,有助於減少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中用於購房的支出,從而增加其消費支出。

  第四,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精準賦稅”等政策,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同時提高對高收入階層在財産性收入方面的稅負。因為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遠大於高收入群體,故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有利於經濟向消費主導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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