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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上長城空自許 一度最強大的清軍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1月26日 10:48   中國經營報

  先鋒話題 從清代盛世看“改革開放”

  李伯重

  上回说到,“清代經濟史留給我們的經驗教訓”,是我近來研究和思考的一個重要話題。為什麼要以清代經濟作為反思現實的參照對象呢?因為清代中國與當代中國有很多可比性,比如同樣是政治統一,疆域廣大,多民族和諧共處,經濟繁榮,而且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同時,近年來海內外的一些最新研究也表明,我們過去對清代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流看法,如“閉關自守”“落后停滯”等,極有可能是誤讀。這種誤讀,一方面讓我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過去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自有其悠長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也不利於我們從數百年來國人融入世界的努力和挫折中,汲取營養,獲得警醒。

  接下來,我進一步談談有關的想法。

  清政府的另一面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近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聲言:

  “中國曆史上,國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其他文明沒有的。到今天為止,國家在(中國)經濟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其他各大經濟體中所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早在“冷戰”剛剛結束的1992年,福山就以提出“歷史的終結”這個極具爭議的論斷而一舉成名。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有清一代,“國家”(也就是政府)在經濟運行中到底起什麼作用?

  傳統的觀點是:清代“國家”既專制又腐敗,不僅沒有採取有效措施來積極促進經濟發展,還奉行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打壓工商業的成長;清代“國家”是地主階級的工具,保護其對農民、手工業者的殘酷剝削,並將剝削所得全部用於揮霍享樂而非擴大再生産;清代“國家”的法律制度不保護産權;清代“國家”奉行的儒家價值體系和教育制度,抑制發明創造精神,等等。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一直是這麼描述的,大多數中國人印象中也覺得,清政府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極端保守。但正如我之前強調過的,20世紀下半葉起,越來越多關注中國明清以來歷史尤其是經濟史的海外知名學者(其中既有華人,也有地道的西方人),開始質疑上述“定見”。

  到了21世紀初,劍橋大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諾蘭教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傳統的中國政府堅定地鼓勵市場,但不允許商業、金融利益集團和投機業控制政治和社會。不僅在直接的增長問題上,而且在廣泛的社會穩定和凝聚力問題上,傳統的中國政府都介入到市場失敗的地方中來。……當這些功能有效運轉的時候,就産生了‘巨大的和諧,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當它們運轉不佳的時候,就産生了‘巨大的動亂,經濟衰退和社會混亂’。”

  顯然,諾蘭教授的結論,顛覆了很多中國人的固有觀念。那麼,我們不妨再深入探究一下,清代的“國家”對18世紀中國的經濟繁榮(即人所共知的“康雍乾盛世”),到底做出了什麼樣的實質貢獻。

  我認為,清代“國家”最重要、最積極的貢獻在於:實現了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推動了中國曆史上最徹底的財稅改革,建立了“小政府”,官方退出直接的商業經營,並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還深入開展了社會改革。

  塞上長城空自許?

  先说實現國家的安全與穩定。

  今天中外遊客登上萬里長城,無不感嘆它的雄偉壯麗,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偉大成就。但如果從政治史和經濟史的角度看,我們引以自豪的眼前這道萬里長城,也就是明長城,其實隱藏着許多無奈甚至悲哀。

  修建明長城所耗費時間,前后超過200年。有學者估計,其間共使用磚石5000萬塊(條),夯土1.5億立方米,可以说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項工程,你想想要花多少錢、多少人力?難以計算。

  明王朝花大力氣修築長城,是為了防禦北方及西北的蒙古游牧部落的再度入侵。可惜長城並不能真正阻擋蒙古人的兵鋒。1449年“土木堡之變”(土木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綫的內側,是京北三大堡之一)中,明軍崩潰,率軍親征的英宗皇帝被俘,瓦剌(蒙古部落的一支)大軍兵臨北京城下。若非大臣于謙等堅決組織抵抗,大明王朝首都也不保了。

  明朝在長城沿線設立了13個邊鎮,起初駐軍30多萬,后來陸續增加到接近70萬人。數十萬邊防軍不僅要吃飯、穿衣,還要有武器裝備,包括價格昂貴的火器。隆慶三年(1569年),明朝為駐扎在城牆上的6萬軍人配置了大炮8000架,火槍12000支,火藥150噸。這些先進軍火,全是由內地特別是南方地區製造,再千里迢迢北運過去的。以上還僅僅是長城敵台的一綫火力,尚未包括城牆下更多駐軍的基本配備。

  根據台灣清華大學經濟系賴建誠教授的研究:明朝邊防軍每年編列的開支,從嘉靖十年(1531年)的銀336多萬兩,激增到萬曆十年(1582年)的827多萬兩,半個世紀翻了一番多——而萬曆六年,太倉銀庫(明中央政府主要財政儲備機構之一)每年的實際收入,不過367多萬兩。由此可知,防備北方邊患,對明朝來说是一個多麼巨大的負擔。

  明朝几乎傾舉國之力投入邊防,結果卻不佳:不僅國土疆域始終局限於漢人聚居的內地,來自北方的邊患壓力也從不曾真正減輕,最后反而被人口規模、作戰兵力乃至武器裝備遠遠落后於己方的滿洲人破關而入,將大好河山拱手相讓。

  清軍:一度最強大的陸軍

  到了清朝,情勢大變。過去我們看到的,總是鴉片戰爭以來清軍對外作戰每戰必敗的窘況,覺得這些梳着辮子、扛着標槍的士兵不堪一擊,怎麼打仗啊?

  然而,按照軍事史學家布萊克的说法:18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有兩支,海軍在英國,陸軍在中國。他的原話如下:

  “在18世紀的世界上,陸地上最有活力的國家和最成功的軍事強國是中國。中國在17世紀下半期開始擴張,把俄國人逐出了阿穆爾河流域(1682~1689年),戰勝了準噶爾人(1696~1697年)。在18世紀,中國繼續着此過程,於1700~1760年間,最終解決了準噶爾問題,控制了遠至拉薩和巴爾喀什的廣大地區,合併了新疆。中國1766~1769年間對緬甸的軍事行動不太成功,但是當尼泊爾的喀爾喀人開始擴張並挑戰中國在西藏的地位時,1792年中國軍隊前進到加德滿都,迫使喀爾喀人承認中國的權威。”

  這裏要交代一下,那次清朝對緬甸的戰爭不太成功,主要是緬甸境內盛行熱帶病,連帶兵出征的清軍統帥都病倒了,無法全力作戰,而不是軍隊本身戰鬥力不行。

  布萊克對清朝統一全國、穩固邊疆的軍事行動,從西方人的視角加以描述,不免帶有某種成見,在此姑且不予深論。而他指出了一個重要事實:正因為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才使得清代中國極盛之時,領土面積達到了1200萬平方公里,足足是明代疆域的兩倍。

  納入清朝統治的邊疆地區大部分人口稀少,只約占當時中國全境總人口的2%,生産力上也比較弱。控制如此廣大的領土,重點不是為了經濟利益,更多是為了國家安全,它們為清王朝提供了一層堅實的外圍保護和充足的戰略緩衝空間。

  由於清朝國力強大,明朝時期一再向中國武力挑釁的越南,不得不派使臣到北京覲見清帝,為此還專門梳了辮子,換上了清朝的服裝。朝鮮使臣見狀譏笑他們:“你們怎麼變得這麼快?”而一向橫行東南海域,對明王朝不太買賬的荷蘭人,前后向清朝派出的朝貢使團達6個之多。

  清朝在入主中原的頭一百多年間,在那麼幅員廣闊的大地上,創造了一個大體上安全和穩定的內外環境,大大減輕了國防的壓力,為國內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這本身就是一個遠勝於明朝的了不起的成就。

  小政府 大市場

  其次,再看清朝各項經濟和社會指標的變化。

  清朝疆域、人口以及國力都遠超中國以往各朝代,而老百姓的實際賦稅負擔不增反減。在鴉片戰爭爆發前的一個多世紀裏,清政府兌現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佈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國家的人口在增長,經濟在擴張,政府稅收卻沒加碼,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非常少見的。其直接結果是,清代的民間財富得以迅速膨脹。

  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18世紀時清朝的人均賦稅水平,是同期全世界最低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馬德斌等人,也作過一個中國曆代人均賦稅的比較研究,結論是:18世紀時清朝的人均賦稅比宋朝、明朝都低很多。

  清政府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小政府”,因為它的年度財政開支占全國GDP中的比重,通常只有5%左右,是同期全世界最低的。管理一個人口高達4億、領土面積1200萬平方公里的大國,全國在編官員只有兩三萬人,常備軍總數也就60萬人上下(其中八旗部隊20萬,以漢人為主的綠營兵40萬)。加上基層當差的大量衙役,全部“公務員”一共兩三百萬人而已。照此推算,清朝的官民比率大約為1:130~160(130至160人供養一名官員),而據國家行政學院一位學者2016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估計,當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員約5000萬,以13億人口算,官民比率為1:26。

  清朝官方還推動建立了廣大的國內市場。一些大規模的國內長途貿易早在明朝已經在進行,但沒有形成一個穩定的全國性貿易系統。明政府在長江及大運河沿岸設有大量稅關,向販運異地的商品反復征稅,而清代取消了很多此類稅關,大大減輕商人經營成本,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清代地方官府還會因地制宜,推出一些鼓勵貿易的優惠措施。比如,在廣東的珠三角地區,由於棉紡織加工業發展,很多農民將田地改種經濟價值更高的棉花,造成糧食供應短缺,米價騰貴。為了讓本地米商多到鄰近的安南(越南)、暹羅(泰國)採購大米回來銷售,官府特別規定,凡商人販運回來的大米達到一定數量,就可獲賞一個相應的官銜。

  在中國這個18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國內統一市場上,貨物和各種生産要素基本上都可以自由流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內移民浪潮。“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洪洞大槐樹”“南京柳樹灣”等與移民潮相關的民間说法盛行一時,即為明證。

  日升昌是如何“升起來”的?

  在人財物等諸多生産要素自由流動的基礎上,中國國內逐漸形成了若幹個大經濟區。20世紀50年代初曾深入四川等地進行田野調查的美國社會學家施堅雅(1925~2008年),將其總結為東北、華北、西北、長江上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東南沿海、嶺南及雲貴九大經濟區。

  這些大經濟區內部有比較密切的商業聯繫,同時通過大運河、長江和海路彼此聯繫在一起,帶動了更大規模、更大範圍的商品流動。按老一輩經濟史學者吳承明先生(1917~2011年)的估計,到19世紀中期,中國國內跨地區貿易的大宗商品,在全國生産總量和貿易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別為7% 和20%。而依照我的研究,如將所有進入長途貿易的商品合計,其總值應接近於同期貨物貿易總值的30%~40%。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比重。

  對比一下其他國家:在19世紀,大多數國家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農産品,1820年美國農業的商品率約為25%,1890年日本農業的商品率為20%~30%,仍屬於自給性生産;直到1870年,美國的農業商品率才超過50%,成為商業化生産。再看看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前的1976~1977年,全國農業産品的商品率為25%,扣除“返銷糧”(一些貧困的農村地區,農民交納公糧后缺少口糧,政府反過來向他們銷售糧食)后,則只有15%左右。

  隨着資本在國內市場上的大面積、長距離流動,清朝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金融制度變革,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初期,以山西商人為主力建立的全國性金融網絡——賬局和票號,便是典型代表。

  1823年至1827年間,山西票號從1 家增至11家,其分號遍及中國的27個主要城市,每個分號的匯兌金額在銀50萬至120萬兩之間,存貸款總額則達30萬兩上下。山西票號不光遍佈全國,連國外的俄羅斯聖彼得堡、日本橫濱等地都設有分號。到1906年,僅著名的日升昌一家票號,年匯款總額就多達3200萬兩,全國22家票號匯款總額達8.23億兩。

  有了這種新型匯兌機構,任何一個商人都可以懷揣匯票走遍全國甚至是國外,做生意錢銀交割變得既方便又安全,巨額的資金調度也輕而易舉。清政府對這類民間的“金融創新”,並未過多干預。到了晚清時期,戶部等中央政府機構的財政收支匯兌,還一度要借助發達的山西票號系統,以至有人戲稱山西票號是大清的“財政部”。

  歷史的伏筆

  在市場統一、資本流通的基礎上,清代國內各地形成了關係緊密又互為補充的地域分工。跟今天的情況類似,那時候國內也出現了梯度發展的四大經濟地帶,即發達地帶、次發達地帶、發展中地帶和不發達地帶。財富和資金、技術從發達地區地帶流向發展中地帶,而原材料和糧食則從發展中地帶和次發達地帶流向發達地帶。處於發達地帶中心的長三角,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國的經濟中心。

  改革開放前的近30年間,中國內地先后受到西方陣營及蘇聯陣營圍堵封鎖,香港利用獨特的“窗口地位”,把握難得歷史機遇,實現經濟起飛,一度遠遠超越20世紀上半葉的“亞洲第一城”上海。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又成為中國最發達、最富裕的地區,而看起來起點更高、制度更靈活的香港,卻在新一輪城市和區域競爭中,時時擔心被上海反超。

  為什麼香港總是難以與依托長三角的上海正面競爭?因為它不在中國這個廣大市場最發達地帶的中心上——這個廣大的統一市場,正是在二三百年前的清朝盛世時奠基和成型的。相關文章見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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