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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澤平評特朗普稅改:全球減稅競爭與中國稅改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2月11日 03:40   北京新浪網

  特朗普稅改:主要內容、影響、全球減稅競爭與中國稅改——供給側改革系列研究

  來源:澤平宏觀

  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甘源

  導讀

  特朗普稅改終於落地,減稅力度頗大,企業所得稅率大幅下調,個人所得稅率邊際下調,未來海外利潤匯回免稅。這些野心勃勃的減稅政策試圖重振美國製造業和實體經濟。美國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呼之欲出。美國稅改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全球減稅競爭,中美稅負孰高孰低?中國該如何應對?這關係到中美吸引外資、實體競爭力以及誰將引領全球新一輪增長周期。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摘要

  特朗普稅改主要集中在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跨境稅制等方面。相較稅改前稅制,稅制更加簡化,試圖重塑美國市場尤其是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美國企業所得稅減稅幅度較大,名義稅率與我國目前基本相當,但考慮中國還存在占比較高的非稅收入、社保費負擔以及社會保障程度不高,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負較重,需要降稅清費。美國企業所得稅從累進的35%下降為單一稅率21%,考慮州和地方的企業所得稅(約4%),企業面對的稅率約25%,與我國基本相當(基準稅率25%,高新技術企業15%)。但美國的非稅收入占比不到5%,社保稅率為13.65%;我國非稅收入占比約18%,企業承擔的五險一金為工資基數的43.1%,均超過美國。因此,雖然名義稅率基本持平,但我國企業實際稅負和稅負感重,企業所得稅存在下降空間(降低稅率或增加抵扣)。

  美國個人所得稅減稅溫和,對邊際稅率的下調較小。美國對個稅實行綜合徵收,我國個稅按照收入的11大類分類徵收,導致個稅成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簡單估算,稅改可降低企業所得稅約1200億美元/年,個稅減稅約在300億美元/年。從影響的人群看,由於個稅稅基級距的調整,低、高收入群體減稅,收入越高減稅越多,但部分中高收入(年收入15.7萬-42萬美元)群體、高稅率州人群的稅收可能增加。

  美國稅制原則發生重大改變,對股息所得從全球征稅的“屬人原則”轉變為“屬地原則”,有利於資本迴流美國。中國需根據全球資本流動情況調整稅制原則。對來自海外的股息所得100%免稅,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只需要在利潤産生的國家繳稅,而無需再向美國繳稅。同時,對過去的海外利潤一次性徵收利潤匯回稅,有利於資本流入美國。我國目前實施的是屬地兼屬人原則:(1)對中國企業的全球來源征稅、適用抵免制度消除雙重課稅;(2)對在中國有收入來源的外國企業征稅。

  美國稅改引發新一輪全球減稅浪潮,減稅競爭已經在英國、法國、日本和印度開始,中國減稅降費,尤其減企業所得稅和個稅改革是大勢所趨。英國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印花稅,上調消費稅和增值稅;法國取消居住稅,降低公司稅;日本對加薪、增加投資、科技創新的企業減少法人稅,對高收入者增加個人所得稅;印度推出商品與服務稅(GST)法,統一稅制,為統一大市場做准備。中國近年來深化改革,降稅清費,通過營改增、加大對高科技和小微企業的扣除、增加對個人所得的扣除、階段性降低車輛購置稅和企業承擔的社保費,推動降成本。

  在全球減稅競爭中,中國全口徑宏觀稅負高於美國,應繼續堅持減稅降費,加快稅收法定進程,完善稅制,支出方向上持續提高民生水平,“用之於民”。1)繼續清理非稅收入,提高稅收占比;2)逐步提升稅收法律級次,實現稅收法定;3)降低間接稅,簡化並下調增值稅稅率,小幅下調企業所得稅率,改變企業稅負感重的狀態;4)個人所得稅實施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增加可抵扣的項目,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提高稅收遵從度,明確個稅改革的目的;5)改革資源稅、消費稅等稅種,充分發揮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的作用,反映資源的稀缺性;6)加快房地産稅立法,構建地方稅體系;7)清理規範稅收優惠,實現所有企業的公平競爭。

  正文

  一、特朗普稅改法案與現行稅制、中國稅制的比較及影響

  2016年6月24日美國共和黨發布稅改藍圖,特朗普當選總統后於2017年4月27日正式啟動稅改進程——發布白宮稅改方案。歷時近8個月,年底通過稅改法案,成為30年來美國稅制變動最大的一次改革。

  (一)特朗普稅改主要歷程

  1)2016年6月24日共和黨發布稅改藍圖;

  2)2016年9月28日特朗普發布競選稅改方案;

  3)2017年4月27日特朗普發布白宮稅改方案;

  4)2017年9月27日發布稅改框架,特朗普提出四項稅改原則:使稅法簡單明了、易於理解;提高美國工人收入;讓美國成為世界就業的磁石;讓滯留海外的數萬億美元迴流重新投資於美國經濟。

  5)2017年10月5日美國衆議院通過了2018財年4.1萬億美元的預算案,但要求實現“稅收中性”,禁止稅改法案增加赤字。

  6)2017年10月20日參議院通過2018年財年預算,“允許聯邦政府在未來10年新增1.5萬億美元財政赤字”。

  7)2017年10月26日,由於參議院對議案有修正,衆議院再次投票,以216票對212票批准了2018財年預算案,採納參議院通過的預算提案,即允許聯邦政府在未來十年新增1.5萬億美元赤字。

  8)2017年11月2日衆議院共和黨稅改綱要發布。

  9)2017年11月10日參議院共和黨公佈稅改計劃,個稅、企業所得稅、遺産稅等方面與衆議院分歧較大。衆議院籌款委員會批准共和黨人稅改計劃,並發布修改版本的稅改方案。

  10)2017年12月2月參議院會議以51:49通過稅改法案。

  11)2017年12月16日國會共和黨披露兩院修改后的稅改版本;20日參議院通過;21日衆議院通過。

  12)2017年12月23日特朗普簽署法案,成為法律檔案(圖1)。

  圖表1:美國特朗普稅改歷程

資料來源:華爾街見聞,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華爾街見聞,恆大研究院。

  (二)特朗普稅改的特徵

  (1)稅改主要集中在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跨境稅制等方面,尤其是企業所得稅。相較現行稅制,更加簡化,試圖重塑美國市場尤其是製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2)此次減稅是結構性減稅。一方面下降稅率,實現減稅目的;另一方面在抵扣項目上,部分有弱化或廢除,避免財政收入大幅下降。從稅改法案中條款的有效期看,既有永久性的調整,也有特定時期的暫時性調整,比如個人所得稅稅率的下調有效期間就是在2018-2025年,此后失去效力;比如遺産稅扣除標準翻倍,也是到2025年,其后失效,因此減稅在前期的效果更明顯。

  (3)從稅種看,企業所得稅減稅幅度較大,而個人所得稅減稅溫和,對邊際稅率的下調較小。因為企業所得稅占聯邦財政比重約9%,同時當前美國企業所得稅率在發達國家處於較高的35%,因此具備大幅下調稅率的可能。而個稅占聯邦稅收接近50%(圖2),如果大幅下調個稅稅率,將導致財政收入急劇下滑。同時,居民長期依靠槓桿消費、進口大量商品,使得一方面消費與投資不平衡,另一方面引發貿易赤字,因此,相較增加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更符合特朗普振興製造業的目標。簡單估算,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5%下降至21%,可降低企業所得稅約1200億美元/年。由於美國未來十年新增赤字約1.5萬億美元,即平均每年減稅1500億美元,個稅減稅約在300億美元/年。從影響的人群看,由於個稅稅基級距的調整,低、高收入群體減稅,收入越高減稅越多,但部分中高收入群體、高稅率州人群的稅收可能增加(詳見后文分析)。遺産稅在美國每年收入約200億美元,占聯邦財政收入的0.7%,即使提高扣除標準,影響的幅度總體較小。

  (4)從稅制整體看,對股息所得從全球征稅的“屬人原則”轉變為“屬地原則”。對來自海外的股息所得100%免稅,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只需要在利潤産生的國家繳稅,而無需再向美國繳稅,對過去的海外利潤一次性徵收利潤匯回稅,有利於資本流入美國。

  (5)在全球經濟聯繫程度越發緊密的當下,稅收政策的外溢性明顯加強,美國稅改引發部分國家和地區抗議,引發新一輪全球減稅浪潮,減稅競爭已經在高稅率的英國、法國、日本開始。

  (三)特朗普稅改的主要內容:與原美國稅制、中國稅制的比較

  (一)企業所得稅:美下調后與中國稅率基本相當,但中國企業承擔的非稅收入和社保負擔重

  特朗普的《稅改與就業法案》中對企業所得稅的改動較大,主要聚焦在降低稅率、廢除替代性最低限額稅、保留對投資的稅前扣除、限制利息費用的稅前扣除,意在鼓勵研發和投資,控制槓桿率(利息)盲目提高(圖3)。

  第一,稅率方面,稅改最終方案將企業所得稅35%的累進稅率調整為21%的單一稅率,考慮州和地方稅后與中國基本相當,但中國企業面臨較高的非稅收入和社保負擔。稅改前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率高於OECD平均稅率(25%),降低稅率以提高競爭力吸引資本流入,增加就業和投資。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調整的是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加上州和地方所得稅約4%,美國企業面臨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與OECD國家平均稅率、中國企業所得稅的基準稅率持平。

  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率基準稅率25%,對於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實施優惠稅率15%,企業面臨的名義稅率美國與中國基本相當。但是,美國的非稅收入占比不到5%,社保稅率為13.65%;我國非稅收入占比約18%,企業承擔的五險一金為工資基數的43.1%,均超過美國。因此,雖然名義稅率基本持平,但我國企業實際稅負和稅負感重,企業所得稅存在下降空間(降低稅率或增加抵扣)。

  第二,投資資産成本的資本化/費用化處理方面,對抵扣的期間做了調整,為了鼓勵加快投資,中國與此類似。美國稅改前對投資先確認成本,然后在未來期間折舊或攤銷以抵扣企業所得稅。稅改法案規定在2017 年 9 月 27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之間取得並投入使用的特定資産的支出可 100%費用化,隨后扣除比例逐年遞減20%。意味着2018-2022年間的投資可以100%在稅前扣除,而不是通過分期進行折舊與攤銷扣除,相當於提前享受扣除。但是,2023年及以后,扣除比例逐年遞減,投資的積極性可能下降。中國與美國稅改前的稅制一致,企業的投資通過折舊與攤銷逐年所得稅前抵扣;與美國不一致的,中國還有增值稅,購進固定資産的增值稅進項稅可在流轉環節抵扣。

  第三,利息費用方面,現行美國稅制是按照實際發生的利息費用進行扣除,稅改法案調整為“扣除限額為調整后應稅所得的 30%”,中國規定必須符合一定的權益債務比例才可抵扣。如果利息費用據實扣除,則鼓勵企業加槓桿、增加利息費用抵稅。而稅改法案規定了利息當年可抵扣的上限是30%,這樣就避免企業盲目加槓桿擴大可抵扣的利息費用,控制槓桿率。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利息支出不得高於金融企業同期同類貸款利率,同時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有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比例限制。

  第四,研發費用扣除方面,美稅改前規定部分研發支出允許當期全額稅前扣除,稅改法案保留了研發抵免,但自2022年起,特定研發支出需要資本化,並在5年內攤銷。2022年前仍鼓勵研發,但為確保財政收入不至於大幅下降,2022年后抵扣力度弱化。中國為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採取加計扣除的方式抵稅,並且將研發費用分成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其中研究費用按照實際發生的150%(或者175%)當期稅前扣除;開發費用在資本化后按照折舊的150%(或者175%)扣除,中國稅制的鼓勵力度更大。

  第五,對於“穿透實體”(pass-throughentities)這類企業,所得直接歸屬所有者個人,並按照個人所得稅率納稅。稅改法案對於非工資薪金部分的收入新增 20%的稅前扣除,中國的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與此類似徵收個稅。美國對公司分類為C型和S型公司,C型即股份有限公司,商業實體與其所有者分開獨立,繳納企業所得稅;S型公司股東人數不能超過100個,且它的股東必須是美國公民或有永久居留權的人士,類似合伙企業,需要穿透其公司組織形式,在個人層面繳納個人所得稅。稅改法案對“穿透實體”這類企業延續原制度徵收個稅,同時對非工資薪金收入新增20%的稅前扣除,意在減稅。因為C型公司從35%下降到21%,所以也要相對公平地降低“穿透實體”的稅負。在中國,有類似的規定,即根據《關於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投資者徵收個人所得稅的規定》,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徵收個人所得稅。

  圖表3:稅改方案與美國原稅制、中國稅制在企業所得稅的比較

資料來源:普華永道,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普華永道,恆大研究院。

  (二)個人所得稅:美個稅綜合徵收,小幅下調稅率;中國個稅仍分類徵收,成為“工薪稅”,不利於調節公平

  特朗普稅改對個人所得稅的調整力度不大,每年減稅約200億美元/年。一方面小幅下調稅率、增加抵扣以減少個人所得稅,另一方面廢除部分抵扣項目以確保財政收入不至於出現鋭減。因為個人所得稅占美國聯邦財政的比重近50%,如稅率大幅度下降將大幅擴大赤字和債務規模,所以稅率的下調是溫和的。

  美國個稅是按綜合徵收的方式,可以選擇夫妻聯合申報及個人申報的方式,並且考慮了家庭養育子女、房貸利息等多種抵扣。我國個稅是按照11大類所得分類徵收的方式,尚未按照家庭徵收,也尚未考慮不同家庭的負擔、房貸、租房抵扣,而是在工資薪金所得統一按照3500元/月的方式扣除,但為了促進健康險的發展,可以抵扣健康險的支出(2400元/年)的扣除。財産轉讓所得可扣除成本費用和損失等。

  第一,稅率看,美國個稅是七級超額累進稅率,稅改法案保留了七級超額累進的形式,但下調了稅率,級距也做了調整(圖4)。現行個稅的七級稅率為10%、15%、25%、28%、33%、35%和39.6%;調整后,從2018-2025年,七級稅率變為10%、12%、22%、24%、32%、35%和37%。從影響的人群看,由於個稅稅基級距的調整,低、高收入群體減稅,但部分中高收入群體、高稅率州人群的稅收可能增加。具體而言,對於單身人士,年收入15.7萬元美元以下全部減稅,年收入42-50萬美元以上的人群稅率下降,從39.6%下降到35%,50萬美元以上稅率從39.6%下降為37%。但是15.7萬到19.5萬美元,稅率從28%提高到32%;年收入20-42萬美元,適用稅率從33%提高到35%。

  圖表4:美國個稅的七級累進稅率情況

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

  中國按照11大類所得分類徵收,事實上以工薪階層為主承擔,導致不公平。其中,工資薪金所得適用七級超額累進,但最高邊際稅率45%高於美國的37%,存在下降的空間。目前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分別為3%、10%、20%、25%、30%、35%和45%(圖5)。納稅的基數為不含五險一金的工資薪金收入減去月扣除標準(3500元/月)。除此外,中國還有個體工商戶的經營所得、稿酬所得、勞務報酬所得、財産轉讓所得、偶然所得等,均有不同的稅率和扣除標準。分類徵收使得不同來源和性質的收入徵收不同的稅額,並不公平;其次,目前的工資薪金所得是最主要的納稅種類,因為企業代扣代繳而難以逃稅,我國目前實際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群占總人群的比重較低,因此真正負擔個稅的人群平均稅負較高,淪為“工薪稅”。

  圖5:中國工資薪金所得七級超額累進稅率和計算表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實施條例。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實施條例。

  第二,標準扣除額上,美國稅改法案較稅改前翻倍,並考慮家庭情況,隨物價而調整,中國扣除標準近年來未變。美國現行稅制規定個人單獨申報的年度標準扣除額為6500美元,夫妻雙方聯合申報的年度標準扣除額為13000美元,稅改法案改為個人申報12000美元/年,夫妻聯合申報24000美元/年。扣除標準基本翻倍,減輕個稅。據測算,中等收入(年收入7.3萬美元)的四口之家減少2059美元個稅。此外,美國個人所得稅扣除標準每年根據通脹情況做指數化調整,以避免扣除標準隨物價上漲而縮水。

  第三,美國除了標準扣除外還有分項扣除,但只能選擇適用其中一個。分項扣除廢除了諸多扣除,避免過多的分項扣除導致美國財政收入的快速下滑,體現個稅方面的溫和減稅特徵。現行稅制規定聯合申報的分項扣除上限為320000美元,個人單獨申報的分項扣除上限為266700美元(2017年標準);允許個人繳納的州和地方稅在計算聯邦個稅時抵扣;允許100萬美元以下的住房購置貸款和10萬美元以下的住房抵押貸款。稅改法案廢除大部分分項扣除,僅保留以下:允許上限1萬美元的州和地方房産稅、所得稅及消費稅扣除;允許75萬美元以下的房屋抵押貸款利息扣除,廢除了住房抵押貸款的稅前扣除。

  第四,子女稅收抵免方面,標準從現行稅制的1050美元/人增加到2000美元/人。

  圖表6:稅改方案與美國原稅制、中國稅制在個人所得稅的比較

資料來源:普華永道,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普華永道,恆大研究院。

  (三)跨境整體稅制原則:美國從全球征稅的屬人原則改為屬地原則,中國為屬人兼屬地原則,有利於資本流向美國

  在整體所得稅制方面,美國稅改前實施的是全球征稅制,同時存在的境外稅收抵免制度用以消除雙重征稅,稅務機關對美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的收入來源征稅。稅改法案對此改變為實施屬地征稅制,即美國企業取得的源於境外企業的股息紅利可享受100%免稅,美國企業的海外利潤只需要在利潤産生的國家繳稅,而無需再向美國政府繳稅(圖9)。這有利於資本流入美國,增加投資和就業。我國目前實施的是屬地兼屬人原則:(1)對中國企業的全球來源征稅、適用抵免制度消除雙重課稅;(2)對在中國有收入來源的外國企業征稅。

  境外利潤匯回稅方面,此前未完稅的境外利潤在匯回美國后應繳納35%的企業所得稅,稅改法案規定免稅,同時對此前未完稅境外利潤給予一次性優惠,即現金或現金等價物適用 15.5%稅率,非現金形式資産適用8%稅率,可在8年內分期繳納,鼓勵海外利潤迴流美國增加投資。中國居民企業取得的境外利潤適用25%(或1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海外已納稅款可抵免境內應納稅款,不足抵免境內應納稅額的部分仍需補繳,但超過部分不予退回。

  圖表7:稅改方案與美國原稅制、中國稅制在整體所得稅制的比較

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

  二、特朗普稅改前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行動

  (一)英國稅改:降低企業所得稅和印花稅,上調消費稅和增值稅

  2008年開始,個人所得稅基本稅率從22%減至20%,企業所得稅稅率從30%減至28%。隨后企業所得稅率每年均有下調,目前已下調至19%(圖10);同時,英國稅務當局取消了一系列扣除項目以拓寬稅基,緩解財政壓力。

  圖表8:英國企業所得稅稅率不斷下調,目前為19%

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

  所得稅之外,英國近年來也在不斷調整與民生直接相關的稅種,如2017年預算案宣佈改革印花稅,首套房成交價低於30萬英鎊時將徹底免繳印花稅。這將使得95%的首套房買家收益,使80%的首次購房者免交印花稅,刺激樓市。

  在逐步降低直接稅稅率的同時,英國政府始終在上調消費稅、增值稅等間接稅稅率,並加征了如大氣污染稅、垃圾(填埋)稅等新稅種。2009年以來,包括煙、酒、燃油等在內的一系列消費品稅率上升幅度巨大,增值稅稅率也從15%上升至20%。金融危機以來,間接稅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有明顯提升。

  (二)法國稅改:取消居住稅,降低公司稅

  法國宣佈政府將為80%的家庭逐步取消居住稅,直至2020年全部取消。對於盈利低於5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390萬元)的企業,公司稅率自2018年起將從33.3%降到28%(圖11)。

  圖表9:80年代以來法國企業所得稅率下調緩慢

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

  (三)日本稅改:對加薪、增加投資、科技創新的企業減少法人稅,對高收入者增加個人所得稅,新設森林環境稅和國際觀光旅客稅

  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在2017年12月14日下午正式確定了2018年度稅制修訂大綱,旨在促進勞動方式改革、企業提高員工工資水平,以及支持育兒等。新稅改主要在個人所得稅、法人稅等方面進行了調整,並增設“森林環境稅”和“國際觀光旅客稅”兩個新稅種(圖10)。

  個人所得稅修訂旨在對年收入超過850萬日元者增稅,減少自由職業者的納稅額,以促進勞動方式改革。有22歲以下家庭成員的家庭,以及有需要護理的家庭成員的家庭不在上述增稅範圍之內。

  法人稅方面,大企業工資支出比上一年度上漲3%以上並且增加國內設備投資的,其所增加的工資總額按照一定比例享受相關減稅;中小企業工資漲幅在1.5%的就可以享受減稅。可能將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

  森林環境稅方面,通過個人居民稅每人每年增加1000日元用於保護森林,計劃於2024年實施該稅種。此外,國際觀光旅客稅也計劃於2019年1月起增加徵收,針對出國的商務人士及旅遊者每人徵收1000日元。

  圖10:日本對漲薪和增加資本投資的企業降低法人稅

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恆大研究院。

  (四)印度稅改:商品與服務稅(GST)法,統一稅制,為統一大市場做准備

  2017年7月1日,印度總理莫迪與總統慕克吉宣佈正式實施印度自獨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稅制改革法案“商品與服務稅(GST)法”。

  2000年,由來自印度人民黨的瓦傑帕伊領導的中央政府首次提出商品與服務稅改革。經過17年的國內政治角力,這項旨在優化稅種、簡化稅制、建立國內統一市場的稅制終於正式啟動,將取代20項中央與地方稅目。

  由於GST只針對消費環節征稅,屬於商品和服務的增值稅,因而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消費稅。它共分為5%、12%、18%、28%四檔,基本商品稅率最低,奢侈品稅率最高。

  此前,印度的消費稅是國稅和各邦地稅的組合,各邦稅率的不同,使商品運轉極其複雜。繁複且相互重疊的稅製成為外企在印經營的巨大障礙,這些企業即便只銷售少數幾種商品,也必須了解每個邦的稅率和規則。GST將全面結束這種複雜的國稅、地稅混合制度,有利於簡化公司繳稅流程,並最終使消費者獲利。

  (五)中國稅改:營改增累計減稅近兩萬億,清理收費1368項,改善稅收營商環境

  近年來,我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稅制改革成為深化改革和降成本的重要方式。近年來,清費降稅方面均做了較多工作,主要體現在營改增、簡化並降低增值稅稅率、提高小微企業和科技型企業的稅前扣除標準、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降低1.6L以下排量的車輛購置稅、購買健康險可在個人所得稅前扣除、全面清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性收費。五年來,營改增累計減稅近兩萬億,國務院取消、免征、停征和減征1368項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涉及減收金額3690億元。世界銀行發布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營商環境稅收指標世界排名上升,其中納稅時間指標排名提升了32位。

  三、中美宏觀稅負比較:減稅降低美國宏觀稅負約0.8個百分點/年,全口徑宏觀稅負中國高於美國

  宏觀稅負通常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期間內稅收收入(或財政收入)占當期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比重,反映一個國家稅收的總體負擔水平。在不同國家間比較宏觀稅負時,統一口徑是關鍵,不同口徑下的宏觀稅負相差較大,需要考慮不同的稅制結構和國情條件。宏觀稅負的高低本身並不代表着好壞,而應該與福利水平、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經濟發展階段相結合考慮。比如北歐福利國家,宏觀稅負高達40%,但並不影響其居民的滿意度及納稅的意願,關鍵是稅收是否“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支出方向)、稅收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

  美國稅改平均每年減稅約1500億美元,根據18-19萬億美元的GDP計算,預計降低宏觀稅負的水平約0.7-0.8個百分點,越到后期伴隨名義GDP增加,減少的宏觀稅負水平幅度越低。

  由於中美稅制的差異,我們考慮以下口徑:1)小口徑:不包括社保、非稅收入的狹義稅收;2)中口徑:狹義稅收+社保;3)大口徑:狹義稅收+社保+非稅收入;4)全口徑:狹義稅收+社保+非稅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性基金(土地出讓收入)。結論:小口徑中美宏觀稅負基本相當,中、大口徑美國宏觀稅負高於中國,全口徑下中國宏觀稅負2009年起高於美國,源於近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上升。

  自2010年起,中國開始構建公共財政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和社會保險預算,形成有機銜接、更加完整的政府預算體系。因此全口徑的政府收入應當包括上述四個部分,在2013年及之前,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水平整體向上,其后連續三年下降(2014年35.5%,2015年為33.9%),2016年全口徑的政府收入達到24.6萬億,宏觀稅負水平為33.1%。

  2008年及之前美國宏觀稅負高於中國全口徑的宏觀稅負,2008年美國高出中國4.6個百分點(美國32.1%,中國27.5%),2009年及以后迅速超過美國宏觀稅負,2009和2010年中國高於美國3.1個百分點(2009年美國25.4%,中國28.5%)和1.1個百分點(2010年美國31.7%,中國為32.8%),主要源於中國2009年和2010年土地出讓迅速增長帶動政府性基金的增速分別為17.3%和100.6%。2014年全口徑下的中國宏觀稅負35.5%,略高於美國0.5個百分點(圖表11)。

  圖表11:全口徑下,中國宏觀稅負高於美國,源於土地出讓收入增長較快

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資料來源:Wind,恆大研究院。

  注:中國的全口徑包括土地出讓收入;美國政府沒有土地出讓收入,其全口徑與大口徑一致,包括社保的全部稅收及非稅。 

  四、全球減稅格局下中國企業和居民稅負感重:稅制結構、非稅占比和社保負擔、財政支出方向

  在包含土地出讓收入的全口徑下,中國宏觀稅負水平自2009年起中國高於美國,大量的支出用於一般基礎性建設和供養機關人員,用於社會福利相關的支出與民衆期待有差距,導致企業和居民稅負感重,也決定了在全球減稅格局下中國應該繼續完善稅制、減稅降費。中國企業和居民的稅負感重還與以下因素有關:我國以間接稅為主體近90%稅收由企業繳納、稅收法定未完全落實、企業負擔的社保費用高、稅收透明度不高和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導致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感受不深。

  (一)中國企業稅負感重的原因

  1)我國是以間接稅為主導的稅制結構,近90%由企業繳納,而美國間接稅僅占15%。

  2)稅收法定落實不到位,存在大量非稅收入,非稅占比18%,遠高於美國的5%。我國非稅收入占財政比重在在18%,而美國僅5%不到,因此非稅收入的存在使得政府(征稅機關)自由裁量權很大,容易以費代稅,而非稅收入主要是企業承擔。

  3)企業除了繳納稅、費外,還需在用工成本中承擔大額的五險一金,中國繳納費率為43.1%,美國費率為13.65%。五險大約為基本工資的31.1%,加上住房公積金12%,合計為工資的43.1%;對比美國,企業繳納的養老遺屬及殘疾保險稅率為6.2%、醫療保險稅率1.45%,失業保險為6%,合計承擔13.65%。

  4)理論上可以轉嫁的流轉稅,但在實際經濟運行中轉嫁不了。比如增值稅可能因為難以取得相關抵扣憑證而轉嫁不了,由企業自己承擔,比如企業所處的行業競爭激烈,因此難以提高價格轉嫁稅負。

  5)流轉稅在轉嫁給消費者的過程中,占用企業資金。轉嫁給消費者,需要在銷售收入對應的應收賬款收到現金時才能實現。所以當回款能力較慢時,納稅義務已經發生,但仍未收到款項,只能由企業墊付資金。另外,企業繳納的增值稅額等於從銷售中收到的銷項稅減去進項稅額,意味着進項稅的抵扣只能在銷售實現后,再銷售實現前購買的原材料過程中付出的增值稅進項稅同樣占用企業資金。

  (二)中國居民稅負感重的原因

  1)繳納個人所得稅的居民人數占比較低,個稅淪為“工薪稅”。因此1萬億的個人所得稅實際上僅僅是幾千萬工薪階層承擔的,邊際稅率過高(高達45%)有可能導致避稅,財産稅未能開征導致個稅集中在特定群體,提高了實際納稅人群的納稅負擔。

  2)雖然近年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在醫療、社保與就業、住房保障、教育等民生支出方面的占比不斷提高,但財政資金産生的效率與居民的期待有差距。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獲得感不深。

  3)個稅未考慮到家庭的負擔和物價上行的情況,統一按照3500元的扣除標準作為基本的保障水平扣除。當房價大幅上漲而個人還需承擔個稅時,産生出稅收嚴重擠壓可支配收入的感覺。

  4)政府的預算公開不夠,稅制改革的參與感不夠,導致個人實際的納稅與享受的公共服務不匹配。

  五、中國稅制改革的方向:寓減稅於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

  為減輕我國企業和居民個人稅負感強的情況,需要對稅制進行做出一系列改革。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經濟體在全球掀起稅收競爭,雖然中國已經連續出台減稅降費政策,但國際環境仍對我國造成壓力,我國有必要在前期已經實施的減稅清費的基礎上繼續降稅,增值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率均有下調的空間,但也要注意平衡好減稅與財政支出剛性的矛盾,更多地以結構性減稅和改革的方式推動減稅,真正讓利於居民和有競爭力的、高科技的企業,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推動高質量發展。

  1)繼續清理非稅收入,提高稅收占比

  較高的非稅收入比例中存在大量的收費,容易成為稅收不足時地方政府變相籌集收入的手段。中央持續推進清費行動,取消一系列費用並公開收費項目,未來該方向還將繼續。對於確實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通過法律法規加以規範;對於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可以“費改稅”,比如社會保障費。對於重覆收費項目、完全憑藉部門行政管理權的收費項目應取消。稅收占比可能從下降轉為上升趨勢。2017年稅收占比為83.7%,比2016年提高2個百分點。

  2)逐步提升稅收法律級次,實現稅收法定

  我國目前的稅收法律偏少,除《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車船稅法》、《稅收徵收管理法》外,《環境保護稅》於2018年1月1日實施,《煙葉稅法》和《船舶噸稅法》於2017年12月27日通過並於2018年7月1日實施,《車輛購置稅法》仍在徵求意見中,此外則是大量的行政性法規、部門規章。因此,未來將逐步形成稅法體系,稅收立法利於真正實現稅收法定,目前進程在加快,預計在2019和2020年完成。

  3)降低間接稅,簡化並下調增值稅稅率,小幅下調企業所得稅率,改變企業稅負感重的狀態

  逐步降低間接稅,提高直接稅的比重,改變企業稅負感重及稅收歸宿難以確定的問題。作為我國最大的稅種,增值稅(營改增后)占稅收收入比重約40%,是間接稅的主要稅種,未來除立法外,還需簡化當前6%、11%、17%及徵收率3%、5%多級稅率並存的狀態,解決稅率級次較多帶來的不同行業、稅率不同的不公平問題,實現稅收中性。同時,為降低間接稅比重,增值稅的基準稅率可適當降低(比如只保留11%的基準稅率與優惠稅率6%,6%主要適用於與居民生活密切的行業,解決增值稅的累退性問題),為直接稅占比的提高提供改革空間。

  美國降低企業所得稅率給我國帶來壓力。由於中美稅制的差異,企業所得稅占美國聯邦財政不到10%,而我國企業所得稅占比18%,同等稅率的下降,對我國造成的財政收入減少更加嚴重。因此我國企業所得稅改革的方向是:小幅下調稅率而非大幅下調,需平衡好減稅與財政可持續,同時鼓勵科研支出,增加研發支出的加計扣除等有利於促進科技進步和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抵稅,而非簡單大幅下調稅率。

  4)個人所得稅實施綜合與分類相結合,增加可抵扣的項目,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提高稅收遵從度,明確個稅改革的目的

  最近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中國的企業來说又是一大外部壓力,中國可以通過加強個稅管理和改革釋放空間來減少企業壓力。

  當前我國個人所得稅採用分類徵收,不同的收入類別所需繳納的稅收存在差異,不利於體現稅收公平,同時未能對個人的總收入征稅。未來可能實現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辦法,將部分收入匯總徵收。具體而言,將當前對個人所得的11類分類徵收改為對勞動和資本所得兩大類徵收,即工資薪金、勞務報酬、個體工商戶的生産經營、稿酬所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等屬於勞動報酬性質的所得納入到綜合課稅範圍;房屋租賃、財産轉讓、偶然所得等所得,若短期無法綜合課稅,則仍實施分類課稅,但最終過渡到資本綜合課稅。

  同時,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可抵扣的項目,在征稅技術和管理更加成熟時將抵扣項目數額與物價指數掛鉤,以保障居民生活質量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

  目前工資薪金所得個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為45%,在此種情況下稅收遵從度並不高,除工薪階層的個稅由企業代扣代繳外,還有諸多避稅逃稅行為游離在體系外,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可以提高稅收遵從度進而擴大稅基。

  當然,個人所得稅的上述改革背后需要明確個稅改革的目的,是以籌集收入為主還是調節收入為主。不同的目的決定不同的改革方向,如果以籌集收入為主,勢必降低免征額、降低稅率,盡可能地讓更多人納入到繳稅的範圍,同時能夠提高居民的納稅意識;如果以調節收入為主,則應該提高免征額而只對富人征稅。

  5)改革資源稅、消費稅等稅種,充分發揮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的作用,反映資源的稀缺性

  由於要對企業減負,可能造成財政收入增收困難,因此需要從其他地方彌補。資源稅已經做了從量計征到從價計征的改革,但是稅率依然較低,未來將提高稅率並擴大範圍。消費稅則可能調整徵收對象,擴大對高污染、高耗能産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的征稅,同時提高稅率,真正實現以稅收促進新發展理念的實施。水資源稅的試點範圍逐步擴大,從河北實施的情況看節約了資源,未來水資源稅預計將在全國推開。

  6)加快房地産稅立法,構建地方稅體系

  營改增之后,雖然通過調整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分成比例以保證地方財力,但是地方稅體系遲遲未能建立。美國的地方稅體系以房産稅、個人所得稅、銷售與總收入稅為主體,中國可以將房地産稅逐步作為地方稅的主體稅種,與其他地方稅共同構建地方稅體系。目前,房地産稅已經處於全國人大立法的預備階段,由於真正出台房地産稅需要解決不同産權性質的界定、整合房地産相關的稅種、設定徵收的標準(無論以套還是面積徵收均存在不可能絶對公平,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因此短期內出台實施的可能性不大,但未來出台並立法是必然趨勢。根據財政部長肖捷在《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文章,房地産稅將遵循“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的原則。

  7)清理規範稅收優惠,實現所有企業的公平競爭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按照統一稅制、公平稅負、促進公平競爭的原則,加強對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的規範管理。稅收優惠政策統一由專門稅收法律法規規定,清理規範稅收優惠政策。”未來的稅收優惠將形成全國一盤棋的統籌。

  8)稅收支出方向上更加側重民生,提高居民對“用之於民”的感受

  雖然近年中國一直在追求“錢從哪裏來,用在哪裏去”的透明度,但仍有待進一步提高。雖然近年來財政支出更加傾向於醫療、教育和社保等民生支出,但與居民的需求相比,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未來要提高稅收透明度和民生水平,提高居民對稅收“用之於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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