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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復盤“中華朝貢體系”得與失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3月16日 10:40   中國經營報

  歷史復盤“中華朝貢體系”得與失

  李伯重

  在近代以前,東亞世界各國在國家形態以及其他諸多方面都千差萬別,它們對“國際關係”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要處理彼此之間的關係,必須有一個大多數國家認可和接受的體系,通過它來解決矛盾和衝突。那麼這是一種什麼體系呢?在其中,各國又是如何相處的呢?

  日本歷史學家濱下武志(著有《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指出:近代以前的東亞世界,確實存在一種處理各國之間相互關係的國際關係體系。這種體系是“以中國為中心、几乎覆蓋亞洲全境的朝貢制度,即朝貢貿易體系,是亞洲歷史上,也只是亞洲歷史上的獨特體系”。

  東亞版的“家天下”

  這裏要指出,中華朝貢體系是東亞世界中一個重要的國家關係體系,但並不是全部,因為有不少國家處於這個朝貢體系之外。同時,在東亞世界中,並非只有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中國的一些鄰邦也都努力建立了它們自己的朝貢體系。例如日本對琉球,朝鮮對女真,安南對占婆、南掌等,都提出了朝貢的要求,從而形成了次級的朝貢中心。但不可否認的是,中華朝貢體系是東亞世界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國際體系。

  這種體系之所以以中國為中心,原因很簡單,全在於中國的特殊分量。在疆域、人口、經濟實力、政治制度等方面,中國都處於非同尋常的地位,周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與之抗衡。正是由於這種地位,鄰國一直從中國獲取各方面的資源(包括制度、科技、文化等),而中國從鄰國獲得的資源則很有限。此外,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東亞的中心地區,其他國家則圍繞着中國,中國人自古也把自己的國家視為“天下之中”。

  這種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國際關係體系,是建立在中國傳統的外交理念上的。依照儒家“家天下”的觀念,要把遠近鄰邦變為一個大家庭,使大家在其中和睦相處。在這個大家庭裏,中國是家長,其他國家則是家庭中的成員。政治上,中國與這些國家是一種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係;經濟上,彼此通過朝貢貿易互惠交流。藩屬國對中國的主要義務是承認后者政治上、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在規定的年限內派遣使節表達象徵性的歸順,但不要求實際歸屬中國的直接統治。

  作為回報,中國朝廷授予藩屬國的統治者以金印,賦予他們合法性,通過冊封的方式來表現中國皇帝“天子”的權威。這些藩屬國的君主必須向中國皇帝進貢本地土産,也就是所謂“貢品”,而從中國皇帝那裏得到比貢品多得多的回賜。所以,老一輩美國中國史學家費正清認為:

  “不能说中國朝廷從朝貢中獲得了利潤,回贈的皇家禮物通常比那些貢品有價值得多。在中國看來,對於這一貿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種帝國邊界的象徵,以及一種使蠻夷們出於某種適當的順從狀態的手段。”

  由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今天有許多對歷史感興趣的國人抱怨,在這種朝貢體系中,中國經濟上得不償失,只是為了滿足皇帝本人的虛榮心,“花錢賺吆喝”。

  “為之佐鬥,不亦惑乎?”

  在中華朝貢體系中,中國有責任維持地區穩定和天下繁榮。那些藩屬國,一方面在內政上保持獨立,另一方面在國家安全上則需要中國保護。如果受到侵略或發生內亂,其統治者往往向中國求援,中國也有義務幫助他們抵抗侵略者或者平叛。可見,這種朝貢體系的宗旨是維護地區穩定,中國並未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大多數情況下也不追求用武力來解決問題,除非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脅。

  有些外國學者認為,中國與鄰國之間的關係,並不具備“朝貢”與“宗藩”的實質,彼此並沒有相應的義務和權利的規定,中國統治者似乎也不在意對藩屬國擁有實際的控制權,朝貢不過是貿易的外衣。這些學者提出:平等相處,互不幹涉,是朝貢制度下中國與鄰國政治關係的本質特徵。

  縱觀歷史,我們必須承認,因為有了這個體系,東亞世界各國之間在近代以前發生的衝突,無論從數量還是規模來说,都遠遠少於同期的歐洲、中亞、西亞等地區。身處該體系之中的大多數國家,彼此之間得以保持長期的和平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说,它是以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為特點的國際關係。

  當然,即使是一家人,各個家庭成員之間也總會存在各種矛盾和利益衝突,作為“家長”的中國以和平手段調停衝突,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能奏效的。到了無法奏效時,戰爭就難以避免了。

  明朝就是以中華朝貢體系作為對外關係的基石,用和平手段維持東亞國際秩序的。早在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定下兩項明確的對外政策:對海外國家不得加以攻打;不得利用朝貢關係牟利,朝貢貿易不可與私人海外貿易相混淆。他親自製定的《祖訓錄》中,訓示其后繼者说:

  “凡海外夷國如安南、占城、高麗、暹羅、琉球、西洋、東洋及南蠻諸效果,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逼近中國西北,世為邊患,必選將練兵時謹慎備之。”

  朱元璋還特別列出如下“不征之國”:朝鮮、日本、大琉球國、小琉球國、安南、暹羅、占城、西洋、蘇門答剌(今蘇門答臘北部)、爪哇國、溢亨國、白花國(拔沓或西爪哇)、三佛齊國(室利佛逝或巴鄰旁,今蘇門答臘中南部)、渤泥國(婆羅洲)。

  由於這種基本國策,明朝對於朝貢體系中國家之間的糾紛,除非真正危及中國自身,通常不動用武力進行干預。如晚明著名文人袁宏道在談到朝鮮與日本的糾紛時就说道:“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為之佐鬥,不亦惑乎?”

  明代的大部分時間裏,這種朝貢體系基本上能夠奏效,從而維持了東亞世界的長期和平。但某些時候,中國也不得不使用武力幫助藩屬國抵抗外敵。如明正德六年(1511年),滿剌加被佛郎機(即葡萄牙)人攻陷,該國國王派使節向明朝求援。明政府隨即譴責佛郎機,令其歸還滿剌加之地。又如安南不斷侵略占婆(東南亞古國之一,領土範圍大致在今天越南的南部),明朝亦對之加以干涉。不過類似的情況很少發生,也正因為通常不依靠武力,朝貢體系很難有效地解決國際關係中的重大糾紛。

  到了晚明,隨着東亞世界新的地區強權興起,它們不斷挑戰中國在既有的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甚至直接向中國發起進攻。結果,東亞固有的國際秩序名存實亡,其主導者明朝被迫面對一個截然不同而充滿危險的新局面。

  本專題作者為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席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兼任哈佛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東京大學、法國國家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與美國國會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等多所名校及學術機構的客座教授(研究員)。有《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等着作若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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