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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黎明:改革不惑之年看來路|給40年的一封信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5月25日 07:16   北京新浪網

  陳黎明:改革不惑之年看來路|給40年的一封信

  來源: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

  文 | 陳黎明 IBM大中華區董事長

  機遇在人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毫無疑問,始於1978年的當代改革開放,無疑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機遇,也是國家崛起的最大機遇。回顧過去四十年來自己的人生路,從一個新疆農場長大的孩子,考入大學,出國留學,海外打拼,回國工作,先後從事過農業、食品、營養、化工、能源以及IT等行業,到目前任職IBM大中華區董事長,一路走來,個人的勤奮固然十分重要——我也歷來堅信勤能補拙,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自己幸運地趕上了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中國發展和崛起的機遇與大勢。

  機遇與選擇

  我出生併成長於新疆石河子的農場。要讀書那年正好趕上文革開始。農場的師資力量本來就很薄弱,加上時代的影響,可以說小學、中學乃至於高中,一代人都是在懵懵懂懂中度過的。現在回想起來,我總覺得我當時幹農活要比學習更在行一些。我最拿手的是砌火牆,初中畢業時我甚至領着同學蓋過電影院,我們的教室也是我們自己建造的。

  陳黎明(左一)在石河子農學院讀大學時與老師和同學的合影

  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可以說是一臉的茫然。那時,新疆的農場還很閉塞,教育水平相對很落後,教材奇缺,幾乎沒有什麼參考書。用現在的一句話表述,考大學對我來說就是“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不管如何,1978年我還是參加了高考。早秋的一天,我正在考農場的民辦教師,這時一位老師急匆匆地進來告訴我說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我考上了石河子農學院園藝系果樹專業。能考上大學固然還是令人高興的,但是一些老師和親人覺得我應當復讀一年,第二年興許能考上一所更好的學校。他們覺得上完農學院再回到農場多多少少有些遺憾。但我母親並不這樣認爲,她的理由很現實,那就是甭管從哪個大學畢業,一畢業就是行政22級,在新疆能夠拿到77.49元工資。母親也許都不記得這件事了,她也一定沒有想過,她的這個決定對我的人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抓住當下,而不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在我此後的學習和工作中,始終警示着我。

  陳黎明在康乃爾大學求學

  上世紀80年代,國門打開,國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精彩,留學成爲了年輕人中的一股潮流,而我也加入了這股大潮。大學畢業四年之後,1986年8月,我懷揣着145美元,拖着兩個行李,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

  其實我申請學校的過程說起來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申請康乃爾大學時,我沒有託福和GRE的成績,僅僅憑藉英語培訓中心的成績,就遞交了申請材料。意外的是,1986年4月底,康乃爾大學向我伸出了橄欖枝,發出了有條件的錄取通知書——要求我的託福成績必須達到最低錄取分數線,否則要提前到學校參加一個夏季英語課程,這也意味着我的腳已經鐵定踏進了康乃爾大學的校門。時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當時康乃爾大學爲何會給一個不知名的學校畢業、成績單亦非特別突出、甚至不能提供託福和GRE成績的一個年輕人這樣特別的眷顧。

  陳黎明在康乃爾大學求學

  1996年,去國十年,我終於踏上歸途,回到了國內。而這次迴歸又一次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剛回國時,我出任德國康迪雅中國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由於換了不同的行業,心中總還是有點忐忑。當時公司另一位副總經理鄭和寬先生說了一句話,“隔行如隔山,但隔行不隔理”。這句話令我豁然開朗,影響了我以後的職業生涯。但凡別人能學的,我們普通人大多也都能學。對於一個行業深入的瞭解,亦會增加我們對另一個行業的理解。抱着這樣的信念,我堅定了打拼的信心。未曾想到這一路下來,我就在化工行業幹了十多年,直到2008年我出任英國石油公司大中華區總裁。

  2014年8月,我又一次坐上前往美國紐約的航班,這次是去面見IBM的高級副總裁們。這是一場面試,我見到了10餘位IBM的高級副總裁。當年10月,我見到了IBM董事長兼總裁、CEO羅睿蘭女士。當時,IBM正在尋找一位領導大中華區業務的董事長。對IBM,我久聞大名,但是其實所知有限,只知道幾年前IBM已經把個人電腦業務出售給了中國的聯想集團。從業IT行業,這個想法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進入過我的腦海。在我職業生涯的早期,我曾說過有兩個行業大概是不會考慮的,其中一個就是IT行業。那畢竟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英語有諺,“Never say never”,看來話不能說得太死。爲慎重起見,我讀了幾本關於IBM的書,基於對IBM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充分的瞭解和認同,才真正促使我下決心考慮IBM這個機會。我也認定這個位置一定給我帶來很多興趣和挑戰,我也認定我一定能夠有所貢獻。這正是我選擇職業的標準。事實證明一切如願。

  我常常想,如果當年文革沒有結束,國家沒有恢復高考,我的境遇會是怎樣?如果當年沒有選擇回國,自己的今天會有何不同?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國家的興衰就是個人最大的機遇所在。每當聽到不能客觀看待中國發展的成就和所面對的挑戰的言論,我總會拍案而起。我總爭辯,看待中國的發展和挑戰,必須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來看。縱向來看,也就是從歷史的鏡頭來看,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也是舉世公認的。只看見發展中的問題,既是不客觀,也是不公正的。當然,橫向比較,我們和發達國家相比,在許多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這也是我們應當正視的。作爲改革開放過程的親歷者、受益者、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我切身體會到國家從一個貧窮落後甚至矇昧狀態,進入到了繁榮昌盛的不易。作爲個人,這是我們的幸運,雖然每個人力量綿薄,但是大家一起努力就能積水成潭、積沙成丘。

  跨國公司的角色

  1932年IBM上海辦事處的午宴

  跨國公司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除了帶來先進的產品、科技、人才、管理、創新之外,無疑也帶來很多文化上的衝擊。

  以IBM爲例,早期我們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向客戶提供培訓,把大型主機電腦提供給客戶,單純的只是“爲中國製造”。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將許多科技產品帶到了中國;到了90年代,隨着中國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人才與管理經驗提升,IBM開始在中國成立合資工廠生產筆記本電腦甚至服務器,由此進入到“在中國製造”階段。在這一階段,跨國公司把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到了中國;進入21世紀,中國本地研發人才開始具備世界級的競爭力,IBM逐步在中國設立了多個研究機構,進入到“與中國同創”階段。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將創新帶到了中國。

  1937年4月26日,IBM上海辦事處首任總經理G.W.Baehne寄給IBM總裁老沃森(Watson.Sr)的信。這封信通過中美之間第一架直達的航空郵件航班送達。

  IBM與中國的歷史淵源頗深。早在上世紀20年代,IBM的產品就開始進入中國。1934年,IBM爲北京協和醫院安裝了第一臺商用製表機。兩年後,IBM在上海設立了辦事處。1937年,IBM副總裁兼總經理F.W. Nichol 從紐約向上海辦事處打電話,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從美國到中國的商務電話。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IBM進入中國的歷史可以被視爲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軌這場持續展開的大歷史中的一個小細節。

  遺憾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戰爭和隨後中國大地的鉅變,打斷了IBM在中國的腳步。等到IBM重新回到中國,已經是70年代。1971年4月10日,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和一小批美國新聞記者來到了中國,成爲自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獲准進入中國國境的美國人。由此中美相互打開了大門。或許冥冥之中有天意,這個代表團中的美國乒乓球隊隊長傑克·霍華德(Jack Howard)就是一位IBM的電腦工程師。傑克作爲一位業餘乒乓球愛好者,據說他的水平甚至不足以看清中國球員的發球,但卻在小球轉大球的外交領域綻放了異彩。

  隨着中美關係解凍,IBM開始與中國的一些企業在業務層面有了接觸。這個試探的過程歷經幾年時間,充滿了謹慎與猶豫,也是一個重新認識的過程。1977年,機械工業部下屬瀋陽鼓風機廠終於簽約購買一臺IBM系統370/138計算機,這也成爲IBM在新中國的第一個計算機合約,爲IBM重回中國這個全球最重要的新興市場揭開了新的一頁篇章。中美正式建交以後,IBM開始正式派員工進入中國,1981年在北京設立代表處。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正像一隻飢餓的雄師,對來自西方資金、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抱有強烈的學習興趣。當時中國的IT產業相對薄弱,但是,中國企業客戶刻苦與好學,所表現出來的進步不時讓IBM的工作人員感到驚訝。而爲了向中國出口當時IBM最大的機器,IBM也在獲取出口許可方面付出了諸多努力。

  在過去的四十年中,IBM見證了並參與了中國經濟迅猛的發展。當中國工商銀行第一次引入計算機時,每天用計算機算完一遍數據之後,還會再用算盤核一遍。這樣的情形持續了一年多,直到發現計算機更加的有效也更加的準確,算盤才正式退出舞臺。然而,誰能想到只用了短短20多年,中國工商銀行會成爲“宇宙第一大行”。其實在中國金融業此後的快速崛起過程中,IBM有幸參與其中,爲很多家中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IT技術服務,這種深厚的關係一直持續至今。

  與中國同創

  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

  從2015年開始,面對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爆炸,IBM開始新一輪轉型,從專注於硬件和軟件服務的傳統IT企業,轉向成爲一家以雲計算爲平臺、認知計算爲解決方案的行業應用公司。在此期間,我爲IBM大中華區提出了“3+3”戰略,包括三個戰略支柱和三個戰略支點。

  三個戰略支柱是再造核心業務、拓展新領域,推進新的成長計劃。三個戰略支點分別是信任、文化和簡化,具體是要加深中國政府、合作伙伴、客戶和員工對IBM的信任,聚焦文化凝聚力和人才發展戰略,簡化流程,倡導敏捷的工作方式。

  這個戰略實施三年以來,效果顯著。IBM在中國重新激活了信心,業務上升勢頭強勁,並且與浪潮、中國電子、百洋等合作伙伴展開了深度合作,通過成立合資公司,把IBM具備優勢的POWER服務器、Watson健康、Watson腫瘤等技術落地中國,服務中國的用戶。

  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之際,我相信IBM未來在中國的機會依然巨大。1978年,中國的GDP只佔世界GDP的4.9%,依然是一個貧窮而落後的現代大國。在過去40年,中國年均GDP增長率超過9%,以這麼高的速度、持續這麼長時間增長,堪稱人類經濟史上未曾有過的奇蹟。這個過程中有七億多人擺脫貧困,今天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接近60%,並且中國成爲了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客源國。1978年中國汽車產量僅14.91萬輛,而現在全世界每生產4輛汽車就有1輛是中國製造。這些幾十年前不敢想象的場景竟然成爲了現實。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在進一步轉換經濟增長模式時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過去四十年過度追求GDP增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日益顯著,環境問題形勢嚴峻,貧富差距拉大,未富先衰帶來老齡化危機風險,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多焦慮的情緒,甚至有些人把這些問題歸結爲改革開放的後果。對此,我並不認同,我相信解決這些問題的出路依然在於堅持改革與開放。

  展望未來,人工智能的時代已經近在眼前,科技將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可是,世界的不確定性似乎並沒有減弱。中國與美國作爲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註定將要共同承擔起領導世界的責任。對於矛盾乃至衝突,我們需要抱有求同存異的理解,來積極尋求合作的新姿勢。過去四十年的經驗已經證明,只有堅持改革與開放,才能帶來繁榮與發展,未來依然如此。這不僅僅是中國的經驗,也是世界的經驗。不論是個人、企業和國家,我們都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去推動世界繼續朝向這個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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