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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步爲人類帶來平等了嗎?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6月22日 13:28   新京報

  技術進步爲人類帶來平等了嗎?

  《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 作者:(美)格爾哈特·倫斯基 譯者:關信平、陳宗顯、謝晉宇 版本:甲骨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年1月

  格爾哈特·倫斯基(Gerhard Lenski,1924—2015),美國社會學家,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社會學榮休教授,以其對宗教社會學、社會不平等和生態進化論等方面的貢獻而聞名。

  人類彼此間的不平等多麼令人觸目,從摩奴法典到聖經,從保羅到亞當·斯密,從洛克到馬克思,古往今來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曾討論過這一問題。

  這些理論家大體分爲兩派,保守派認爲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公正的。進步派則認爲,不平等既不必然,也不公正。雙方對人性是自私還是利他,社會是合作還是衝突,提出了不同的假設,並各自建立起邏輯自洽的理論。

  在《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一書中,格爾哈特·倫斯基試圖綜合這兩種看似衝突的理論,通過廣泛利用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資料,觀察和比較各種社會類型(如採集狩獵社會、園耕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等)中的不平等現象,從兩種理論中取出各自符合經驗事實的部分,構建一個新理論來解釋人類社會中廣泛存在的不平等。

  倫斯基認爲從原始社會到現代,隨着技術進步,不平等程度不斷加深,在農業社會達到峯值,進入工業社會,這種趨勢則有所逆轉,“各社會之間的不平等的最終根源是技術進步”。

  到底是什麼力量在分配中起作用

  比起關注階級、種姓、等級、地位這些不平等的結果或表象,倫斯基更在意的是一個社會中的分配動力學,即到底是什麼力量在分配的過程中起作用——那些人們都想要卻又稀缺的好東西到底是怎麼分配到不同人的?這一過程又爲什麼存在着不平等?

  倫斯基認爲分配過程由兩項原則主導:第一項是“生存原則”,即“人們在分享勞動產品時,首先要保證讓那些爲社會所必需的或者對社會有貢獻的人能夠生存和延續生產力”;第二項原則是“權力主導原則”,即在滿足第一原則之後,“權力將決定社會層面上幾乎所有剩餘產品的分配”。

  在狩獵採集社會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存原則”。

  人類存在着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狩獵採集社會當中,直到一萬年前,某些地區才進入簡單園耕社會。技術傳播十分緩慢,在“地理大發現”以後,仍有不少偏遠地區的土著以狩獵和採集爲生。人類學資料表明,這一社會類型的人在權力和財產分配上十分平等。因爲食物生產和儲藏技術水平非常低,衣服、居所、運輸工具、武器等製作技術也很粗糙,人們僅有很少的個人財產,採集和狩獵的所得按需分配,勞動分工也還沒有出現,所有人都必須辛勤勞動才能使羣體勉強生存。整個羣體幾乎沒有什麼生產剩餘,“權力原則”還無從起作用。

  隨着技術的發展(鋤和犁、車輪、牲畜的馴化、水利系統的修建、施肥和冶金技術等發明)人類進入簡單園耕社會和先進園耕社會,在維持生存外有了剩餘產品可供分配,不平等也就開始加深了。一方面,人們有了管理公共財富的需求,需要更加專職化的首領,然而由於人們的疏忽,國王和酋長的個人財富和公共財富並沒有明確區分,使得政治領袖抓住機會爲自己攫取了大量好處,從而鞏固起自己的特權。這一不平等過程唯一可能的阻礙,是國王或酋長們的官吏和隨從,但他們也從被侵吞的剩餘產品中分肥,站在攫取者的一邊。缺乏組織的普通人民對此無能爲力。另一方面,生產剩餘所帶來的閒暇使得頻繁的戰爭成爲可能,隨着征服而來的是勝者爲王,敗者爲奴。與鄰居的衝突促使族羣必須發展起更高效的政治組織、更有力的戰時領袖,擴張所帶來的剩餘產品能夠籠絡更多同胞加入自己的隊伍,強化他們的忠誠。

  倫斯基總結道:“那些主要作爲羣體生活功能必須的制度就成爲主要用於自我擴張和進行剝削的工具。”專制統治便建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不像專制制度那樣普遍,在園耕社會中仍然存在着立憲制度。在少數社會中存在着限制國王或酋長權力而保護平民百姓權利的制度,這樣的社會中無論財富還是特權的分配都更加平等,儘管隨着技術的發展這樣的社會越來越少。

  農業社會是迄今爲止最不平等的社會

  倫斯基認爲:“強力既是統治權的基礎,也是分配製度的基礎。”因爲:“生存是絕大多數人的首要目標,果真如此,操縱人們生死的能力就是權力最有效的基礎。”“雖然人們不會爲了微小的得失而訴諸武力革命,但當關繫到對社會全部剩餘產品的控制時,這種前景還是很有誘惑力的。”

  隨着技術進步,人類進入農業社會,這爲社會產出更多的剩餘,也爲通過強力掠取幾乎全部剩餘提供了條件。

  犁的發明,耕種新作物,馴化新動物,利用水力等新能源以及無數的技術和知識進步,使得“人類勞動總產品中的一小部分就能使人生存並具有生產力,餘下的大多數可以用於其他目的”。馴化的馬、車輪、冶煉等技術的進步使得騎兵、戰車、城堡、盔甲等軍事技術得到發展,從而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社會分裂——能控制足夠人力或擁有足夠財富的人就能通過生產新的武器裝備,掌握壓倒性的權力,而一般人則不再能夠像其他人那樣武裝自己,這爲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提供了條件。

  在所有的農業社會中,權力、特權和榮譽的分配都極不平等,對這些社會的歷史稍加研究就會發現,政府制度是社會不平等的首要來源,即以國家名義行使權力之人的行動是社會不平等增加的主要原因。對於農業社會的統治者來說,“國家是統治者可以用來爲自己謀利的一份財產”。“他們對把我們叫做‘公共財產’的東西變成私人的這點,既不覺得不妥,也不覺得不道德。”“財產主要是由權利構成,而不是實物構成的。”通過行使稅收、進貢、勞役,統治者對其領土範圍內的所有土地和產業都有實質的所有權,儘管這些權利有大小之別。

  總有一小撮人與國王共享政治權力,這部分被稱爲“執政階級”的人一般不會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其財富和統治者加起來卻可能佔到國民收入的一半或更多。“在前市場社會,財富是尾隨權力而來的”。距離權力中心稍遠但仍能分享利益的階層包括侍從、商人、僧侶,而農民、手工業者、賤民和被遺棄者則處在地位逐漸降低的底層。統治者和執政階級間會爭奪權力,他們發動的戰爭全然是爲了自己的黨派利益,農民革命成功的機會很少,即便成功也無法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只是成功的集團取代了原來的統治者而已,各階層間的不平等沒有多大改變,其程度也僅僅取決於執政階級剝削的意願與技巧。

  工業社會爲削弱不平等創造了條件

  隨着技術進步不平等程度逐漸加深符合“分配二原則”的邏輯結果,然而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相比,其不平等程度卻減弱了。政治不平等減少了,政治權力更廣泛地分佈在人民當中,政權雖然仍爲精英掌握,在制定政策時他們卻不得不考慮底層民衆的利益。從財富分配上看,不平等也有所減弱,農業社會中前2%的人口至少掌握一半以上的國民財富,工業社會中這一數值降到了國民財富的四分之一。

  不平等趨勢逆轉所代表的不是原來的假設錯了,而是那高度一般化的理論忽略了某些其他影響因素。

  首先,由於技術的進步、專門知識的發展,身居高位、發號施令的人不再能理解他們下屬的所有工作了。除非政治權威願意並能夠犧牲效率,否則他們不可能像農業社會那樣,而必須依靠授予別人權威或者依賴市場手段進行統治,這就導致了權力和特權的分散。在相對份額上的讓步,因經濟發展帶來的絕對份額的增長而變得可以接受。

  其次,人類知識的巨大擴展產生了一大批不易替代的技術工人,這些人的談判能力要強於那些沒有技術含量又有大量後備軍的單純體力勞動者,加上他們工作的效率與動力取決於收入和健康程度,並不像農民那樣只滿足於維持生存,這也使財富分配比農業社會更加平等。

  再次,雖然政治權力的鬥爭本質上是“零和遊戲”,但是在工業社會中,戰爭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將所有人都捲入進去,這一趨勢具有一種平等效應,而軍事活動只限於少數人的情況下,不平等是最顯著的。

  最後,隨着傳播技術的發展,文字更加普及,教育也隨之擴大,中間階級和工人階級能更好地聯結起來,新的民主意識形態的產生和擴散發揮了作用,“國家是人民公僕”的觀念取代“君權神授”成爲了普遍信念。

  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逆轉了不平等的趨勢,雖然不能說技術進步會使民主成爲必然,但工業化確實創造了有利於民主生長的條件,也爲人類社會更趨平等的未來創造了希望。□張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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