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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水基金達利歐的投資哲學:追求極度求真和極度透明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01月31日 16:01   北京新浪網

  達利歐三題: 預測、原則與自然

  菲戈

  [我們根據常識或意識形態而判定的善惡好壞,價值都不大。如瑞·達利歐所言:“當我開始從理解現實規律的視角看待現實,而不是認爲現實不對時,我發現幾乎所有起初看起來‘不好’的東西,如雨天、缺點甚至死亡,都是由於我對於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持有先入之見。”]

  金融與預測

  馬克思說,“秩序黨中必然是金融貴族佔據領導”(《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所以你只要看哪裏拼命叫秩序,哪裏就多半是金融貴族的天下。

  爲什麼?道理很簡單。如康芒斯指出的:“預期行爲的現時價值就是資本或資產。”(《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索羅斯更直接:“金融市場試圖把未來‘貼現’,而未來又反過來依賴於現在它如何被貼現。”(《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

  所以金融貴族當然要儘可能維持(或者不如說透支)秩序,否則他們怎麼能“預測”(確切地說是虛構)一個無比美好的未來,從而最大化地貼現套利呢?如果他們現在不能套利,他們又怎麼會有未來呢?這是生死攸關的啊。

  不過對掌管數百上千億美元對衝基金的金融大鱷來說,事情似乎有所不同。對衝基金更喜歡複雜多變、前途未卜、充滿風險的環境,這纔是它們能夠賺大錢的機會。比如橋水基金的達利歐和量子基金的索羅斯,看上去如此不同的兩個人,卻有個共同點:他們都不相信預測,而更相信即時的甚至是直覺性的判斷。

  作爲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的門生,索羅斯有自己廣爲人知的哲學理念——“反射性”,也有譯爲“反身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真相和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之間,必然存在着一些偏離,而這種偏離本身就是事實真相的一部分。這就是事物如此複雜的原因。它總將超越我們所能理解的範圍。事物的真相是一個移動的目標,而且一定是永遠超過我們所能達到的範圍。參與和理解,這兩者相互影響,使我們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不完美的,並且使我們的行動具有意料之外的後果。我把這一思維和現實之間的雙向聯繫稱作‘反射性’,反射性就是我的概念框架的基石。”(《美國的霸權泡沫》)

  基於“反射性”,索羅斯發展出了一系列概念,從“徹底的可錯性”“人類未知準則”“開放社會”,一直到大名鼎鼎的“金融鍊金術”——“主流經濟學所建立的基礎是這樣的假設:人們知道什麼是最佳選擇。但正如我所解釋的,行動者無法把他們的決定建立在真實的知識的基礎上。因爲他們行動所依據的理解基礎是不完善的,他們的行動必然產生意料以外的後果。而意料以外的後果又向事物發展的經過引入了新的不確定因素,使得經濟理論難以產生確定性的預測……金融市場並不是一個永恆趨向均衡的過程,而是一個無休無止的、沒有規律的歷史進程,它遵循的路線確實是不確定的。”

  比索羅斯小20歲的達利歐,沒有那麼完整的哲學體系——雖然他也很愛談哲學——但同樣清楚地認識金融市場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和不可預測性。早在1987年發表的一篇題爲“賺錢還是做預測”的文章裏,他就寫道:“說實話,預測的價值並不是很高,而且大多數做預測的人並沒有在市場上賺錢……原因是沒有什麼是確定的,而且當一個人把所有影響未來的不同事物的可能性疊加起來,以便做出預測時,他會得出各種各樣發生概率各不相同的可能性,而不會得出一個可能性很高的結果……我們並不是預測經濟環境中發生的變化,然後根據這些預測調整投資組合,而是在變化發生時捕捉它們,不斷調整我們的投資對象,以使投資始終集中在當時表現最好的市場上。”

  所以,說起來有些弔詭,絕大多數號稱自己在金融市場“投資”的人們,包括高高在上的“金融貴族”們——撇開權錢交易的黑幕不說——實際上都是在預測的圈圈裏打滾,試圖憑自以爲高人一等的預測本事,贏得對預期未來價值的最大貼現,所謂“跑贏市場”;而恰恰是被認爲“投機”的那些人,對金融市場以至人類社會的真相有更深刻——你也可以說更“黑暗”——的認識,因而並不針對貼現下注,而是針對人們思維與行動的缺陷下注。沒有一個確定的未來,也就沒有所謂“內在價值”可言,因此與其關注未來,不如關注現實,與現實中的人們對賭價差。

  原則與道

  讀資本主義金融大鱷達利歐這本半自傳半佈道的《原則》,很奇怪地不斷讓我想到老子。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先秦道家自老子之後,是分兩大派的,即無爲派和有爲派。無爲派,就是莊子那一路,通常會和老子統稱“老莊”,也就是狹義的道家,但細究起來,莊子與老子的差別是極大的,有時候甚至大過老子和他的有爲派後繼者們。有爲派,除了搞黃老之術的“黃老派”和被儒家痛罵的“楊朱派”,說起來你可能不大相信,還有就是惠施、公孫龍、申不害、韓非子這些人,也就是名家和法家的人。40多年前曾因所謂“儒法之爭”而被大捧特捧的法家,整個兒都屬於廣義上的道家、老學。奇怪吧?整天跟人辯論“白馬非馬”的,和通常被認爲因主張嚴刑峻法而對秦帝國的統一大業作出莫大貢獻的,其實都是老子的傳人——而且“白馬非馬”與嚴刑峻法之間還有非常近的親緣關係,一直延續至後漢兩晉時期大爲興盛的“刑名之學”。這且不去說它。你可能馬上就會問,莊子和比如韓非子,近乎南轅北轍的兩個人,究竟是怎麼都源出老子、班列道家苗裔的呢?

  大致來說是這樣的:老子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最終的那個東西,還不是“道”,而是“自然”。這個自然雖不能等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大自然”,但也並不排斥它。“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原來是怎樣的就怎樣,換句話說,自然就是極度真實,撇開一切意識形態的框框,一切人所總結、賦予、維護的東西,一切善惡美醜的倫理道德和強弱高下的價值標準,而直擊那個根本上自成一體、旁若無人的“自然”之實相。所以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惡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但是世人的思維鮮少有不被意識形態和道德價值所框限的,以至“名不符實”成爲普遍現象。所以名家認爲,要能真正迴歸“道”,必須辯清所有爲我們所重之名的虛妄,並破除之。而法家則認爲,循名責實,不能僅靠邏輯辯論,還必須以刑罰、法令相輔助,即韓非子所謂“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歸根到底,無論道家、名家還是法家,都認爲遵循自然之實相來行事,是最重要的,只不過無爲派認爲啥都不用做,“任逍遙”最好;有爲派中的名家認爲還是需要辨明真假的,法家則認爲光辨別還不夠,還要建立一系列制度,讓惰性太重的人能保持對真實的渴望……

  回到達利歐和他的《原則》。

  全書第一段話裏,達利歐就說:“在我開始告訴你們我的思考之前,我想先說明,我是個‘愚人’,相對於我需要知道的東西而言,我真正知道的並沒有多少。不管我一生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其主要原因都不是我知道多少事情,而是我知道在無知的情況下自己應該怎麼做。”

  你是否再次聽到了老子的箴言——“爲道日損”“絕聖棄智”——的英文變體?

  所以當他接下來說“我一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一種以原則爲基礎的生活方式,是它幫助我發現真相是什麼,並據此行動”時,“原則”一詞不就顯而易見地可以“翻譯”成“道=實相”?達利歐不是正以他極其“務實”的賺錢實踐,幫助我們這個發明了“道”這一字眼的國度,驅散千百年來覆加其上的虛無縹緲的迷霧(迷誤),而重歸先秦時代包括名家和法家在內,對它更準確更切中要害的領悟?

  自然哲學

  維特根斯坦說:“在有充分理由根據的信念的基礎那裏存在着沒有理由根據的信念。”這實際上就是老子的“道可道也,非恆道也”,也就是說,一種完全徹底的真實並非是可以推理或證明的,它是一種直接的穿刺和領悟,你到了那一步就知道只有那纔是真實的。但那一步,不是隨便說說的“現實主義”、日常意義上的辨別真假對錯就可以達到的,不僅因爲所有的現實都籠罩於意識形態的迷霧下,而且因爲人最大的本事,其實是自欺。所以徹底的真實是需要絕大的勇氣的,要能置之死地而後生——安迪·格魯夫的金句“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也要從這個高度去重新理解。

  達利歐在陳述之始,就以無可辯駁的兩個“極度”——“極度求真”和“極度透明”,爲所有其他“原則”畫下了重音記號。是的,只有這麼極端,這麼偏執狂,真實才會顯現。事實上,即便是在成功企業家中,這種真實——對事對物對人對己——也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做到,所以真正頂級的、不只賺了大錢而且對人類歷史有深遠影響的企業家,也終究只是極少數。因爲這些企業家觸摸到了“極度真實”,所以他們也的確與哲學家合流了。達利歐和索羅斯這種“酷愛哲學的金融大鱷”,無非就是這樣自我催生的。

  很多人可能會一頭霧水:做金融,或者做企業,一句話,做生意,不去刻意騙人已經很不錯了,幹嗎要這麼突出地、近乎變態地強調“真實”?所謂“商戰”,不就是要真真假假、孫子兵法?事實上,中文版出版一年來,作爲暢銷書,在豆瓣讀書上標記“讀過”的人已達11470人,其中3000多人寫了短評,300多人寫了長評,然而無論對它褒還是貶,我都幾乎沒看到有人就達利歐自己設定爲原則中的原則的“極度求真”與“極度透明”發表什麼有意義的看法。可想而知,對於今日的國人來說,“真實”是個多麼虛無縹緲、不可捉摸,以至沒有興趣去碰,甚至視而不見的東西。達利歐的回答則擲地有聲:“真相(或者更精確地說,對現實的準確理解)是任何良好結果的根本依據……當真相與願望不符時,大多數人抗拒真相。這很糟糕,因爲好東西會自己照顧自己,而理解和應對不好的東西纔是更重要的。”“瞭解真相是成功的關鍵,而對任何事(包括錯誤和弱點)都保持完全透明則有助於加強理解、不斷改進。”“極度求真和極度透明是實現真正的創意擇優的基礎。越多人能看到實情(好事也罷,壞事也罷,醜事也罷),他們在決定採用適當處理方式時就越有效率。”

  怎麼在實踐中達到“極度求真”和“極度透明”?達利歐的思路再度與老子若合符節——“法自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大自然向我們展示了所有的現實規律。這些規律不是人創造的,但通過理解規律,我們能利用規律促進自身的進化,實現我們的目標。”“如果你只通過觀察一個物種(如鴨子)嘗試理解普適規律的話,你會失敗。同樣地,如果你只通過觀察人類理解普適規律,你也會失敗。人類只是約1000萬個物種裏的一個。複雜的力量讓原子不斷組合、分離,形成無數的事物,人類只是滄海一粟。但大多數人就像螞蟻一樣,只專注於自身及其所在的蟻丘。他們以爲宇宙圍繞着人轉,不關注對所有物種都適用的普適規律。”“爲了弄清楚現實的普適規律和對待它們的原則,我發現有益的做法是,努力從自然的角度觀察事物。儘管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非常聰明,但與整個自然相比,我們的智慧就像生長在山岩上的苔蘚。我們沒有能力設計和製造一隻蚊子,更不用說宇宙中所有的物種和大多數其他東西了。所以我的出發點是,自然比我更聰明,我努力讓自然教我認識現實規律。”

  而正如老子會絕不溫情脈脈地斷然道出自然的真相——“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達利歐也指出“自然的一項根本法則,是爲了贏得力量,人必須努力突破極限,而這是痛苦的”“自然會走向整體的最優化,而不是個體的最優化,但多數人只是根據事物對自身的影響判斷好壞”。所以,我們根據常識或意識形態而判定的善惡好壞,價值都不大,甚至——如尼采所言——反而是一種負面的力量。“當我開始從理解現實規律的視角看待現實,而不是認爲現實不對時,我發現幾乎所有起初看起來‘不好’的東西,如雨天、缺點甚至死亡,都是由於我對於自己想要擁有的東西持有先入之見。”

  這麼看來,達利歐如此熱愛中國,20多年前就把11歲的兒子送來北京胡同裏上小學,也因此有了一個符合其“自然哲學”的親緣性解釋。在金融這樣一個純粹現代西方的經濟領域,達利歐這樣的頂級大鱷,相當程度上卻是憑藉他的準東方式思維達致其成就與地位,這不也很值得我們深思嗎?

  某種意義上,巴菲特好像道家無爲派,更喜歡在長時段的自然與歷史變遷之上,順應波浪的起伏而如魚得水;而達利歐和索羅斯就相當於道家的有爲派,他們操作的對衝基金因爲需要面對巨大的風險,而令其對自然風雲的詭譎和人類慾望的險惡有更深的感受,這又轉化爲對現實的複雜性和多變性的充分認識,並試圖運用這種認識,在一定範圍內應對和規範各種難測的變化。前者認爲,你一旦深入認識了自然之道,基本上就只要選一條對的河,跳進去隨波逐流就好了;後者認爲,既然對自然之道可以有所把握,不如衝一下浪,更刺激好玩,即便被巨浪捲走了,死無葬身之地,不也正是自然真實面相之一種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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