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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歷史 中國最頂級的金融奇才卻曾都在監獄裏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4月19日 17:07   北京新浪網

  中國最頂級的金融奇才卻曾都在監獄裏

  來源:雪球

  2006年,法院以變相吸收公衆存款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非法獲利之罪,判處唐萬新入獄8年,罸金40萬元。44歲的唐萬新又在獄中開啟了他考古的新生,12歲的德隆則永遠地關上了它的生命之門。

  在中國金融中心上海,提籃橋監獄內,關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經在比利時留過學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經成了中國對市場快速改革感到恐懼的代名詞。即使是在爬滿了常春藤的高大紅墻內﹐這位曾經的中國金融市場之王,仍然對與的上海商業界有着深遠的影響。

  一、金融市場之父-管金生

  在中國金融中心上海。提籃橋的哎嘆聲能跨越黃浦江傳到人聲鼎沸的金融市場,提籃橋監獄內﹐關押着一位身材不高﹑曾經在比利時留過學的金融家--管金生。他的名字已經成了中國對市場快速改革感到恐懼的代名詞。即使是在爬滿了常春藤的高大紅墻內﹐這位曾經的中國金融市場之王﹐仍然對與的上海商業界有着深遠的影響。

  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能夠着手進行的最基本和影響最廣泛的金融現代化措施之一﹐就是向債市重新引入對沖産品﹐尤其是債券期貨。然而﹐在政府賴以獲取大部分資金的市場中﹐引入期貨交易會導致市場力量掙脫束縛。管金生1995年的那次投機活動引起金融市場巨大的混亂﹐以至於中國禁止了一切衍生金融産品的交易﹐並將他送入監獄。一位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高層管理人員最近被問及管金生的情況時﹐他立刻眉頭一皺﹐他認為﹐有管金生這樣的案子作為前車之鑒﹐監管部門對重新推出國債期貨肯定會非常謹慎。

  管金生其人頗具傳奇色彩。他是江蘇省人﹐在上世紀90年代初時加入到中國邁向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他曾與香港的李嘉誠合伙做過一次生意﹐並被《中國日報》稱為“老闆”。甚至在中國還沒有股票市場的時候﹐他就誓言要建立中國自己的“美林公司”。他以前的一位同事最近在接受道瓊斯通訊社採訪時這樣稱呼他﹕“中國證券市場的奠基人之一。”

  管金生是1995年國債事件的主要操縱者。他最終被判入獄17年﹐監管當局則在此事件后下令禁止了國債期貨交易。這場巨大風波也被稱為“中國巴林”事件﹐因為就在同一周﹐英國巴林銀行因期貨交易損失巨大而倒閉。據接近管金生家庭的一位消息人士稱﹐管金生目前仍然被囚禁在監獄中﹐這駁斥了中國市場上關於他已經住院治療﹑他成了一個木匠﹑他已離開中國﹑甚至重返中國金融圈的傳言。管金生出生於一個農民的家庭﹐在1988年他39歲的時候創辦了上海萬國證券公司﹐此前﹐他曾留學比利時攻讀金融與法律。他憑藉市政府的資金﹐使萬國證券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也最有活力的證券公司﹐而當時的中國證券市場上充斥着傳言和肆無忌憚的投機者。

  在巴林銀行的交易員尼古拉斯.裏森成為新加坡交易所日經指數期貨市場的入場交易者之前﹐管金生就已經主導了中國的高級金融市場﹐特別是當時中國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市場--國債期貨市場。據一位以前在萬國證券負責紀錄管金生所下達交易指令的執行情況的人士稱﹐管金生的交易量有時候能占到整個市場成交量的75%。管金生並不是生活很奢侈的人﹐也不是不想看到中國的資本市場得到發展。在她20多歲的時候﹐她很驚訝於監管部門怎麼會簡單地把萬國證券提出的建議寫入監管條例。當時﹐她全身心地追隨管金生及其事業﹐每天晚上都睡在辦公室裏﹐除了周四﹐因為她要上夜校。她说﹕“管金生是位紳士。他的貢獻很大。”

  據稱﹐在1995年2月23日的下午﹐管金生對期貨市場的主導演變成了濫用職權。萬國在收市前的8分鐘瘋狂拋售﹐導致債券期貨市場崩盤﹐對此沒有人提出疑問。據说當日成交量達到了人民幣8,500億元﹐為正常水平的85倍。據新華社報導﹐萬國試圖回補虧損的頭寸﹐“蓄意違規﹐操縱市場﹐扭曲價格”﹐並打擊了這個“尚不能很好應對投機行為”的系統。中國證監會認定﹐沒有嚴格監管的期貨市場將會變得非常危險﹐此類事件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這次瘋狂拋售導致的損失約為100億美元﹐波及面如此之廣﹐以至於中國的監管機構下令將在這8分鐘內完成的交易全部取消。如此一來﹐管金生就成了最大的虧損戶﹐公司面臨破産。政府几乎立刻就禁止進行“試驗性”的債券期貨業務﹐然后將注意力轉向管金生。攪亂欺騙市場被廣泛認為是管金生的主要罪行。然而﹐上海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1997年判處管金生17年徒刑﹐罪名是行賄並在期貨市場成立開張前的數年裏濫用公共資金﹐總額高達人民幣269萬元。

  二、德隆帝國掌門人——唐萬新

  還沒有哪個民營企業像德隆這樣,成為世紀之交的中國持續關注的熱門話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德隆成為一個標桿,以至於媒體至今濫用的標題常是“下一個德隆”或“又一個德隆”。這是因為,德隆玩的“産業整合”,是許多民營企業心之所向,而德隆玩得“資本心跳”,也是后人驚羡不已。其實,德隆想在“不尋常的轉型時代”,玩一把“超常規發展”,它借了非常之勢,走了非常之道,用了非常之技,可惜沒有非常之命之運,結果在非常時代死於非命。

  如果只有一人當選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資本梟雄,唐萬新一定是呼聲最高的,因為他的德隆案至今仍保持着中國最大的金融黑洞紀錄。至於德隆案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能排到多少名,目前沒人研究。據说正在服刑的唐萬新在獄中最大的愛好就是考古,不知道是否想過就這個問題進行考證。不過對於一個今年44歲,只剩下6年刑期的男人來说,他更有可能天天在盤算着如何在知天命之年改天命,來一個比史玉柱還漂亮的鹹魚翻身、東山再起。但翻身容易翻案難。盡管唐萬新的一生遠未到蓋棺之時,但德隆案已經早有定論:産業整合很有想法,資本手段實有違法。

  (一)新疆一介生意人

  在德隆未亡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把德隆的算盤當成迷宮,但今年回顧起來,一切已經變得相當清晰,尤其是起步階段,與大多數民營企業非常相似。唐萬新生於1964年,曾兩次考入大學,但因故都未能順利畢業。無奈之下就在烏魯木齊與幾個朋友一起做小生意,最初在學校裏賣盒飯,之后搞彩色攝影沖印,賺了一筆錢。然后折騰過服裝批發、掛麵廠、化肥廠等小型實業,還在1988年承包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科委下屬的新産品技術開發部,但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到1990年,不僅將之前攢的錢全賠掉,還背上50萬元債務。 1991年,唐萬新開始做電腦生意,一度是新疆最大的配件供應商,據说光四通打印機就賣出2萬台,把錢又賺回來了。看到賺錢容易,時任中學教師的大哥唐萬里也加入進來,唐氏兄弟正式聯手。 1992年,唐氏兄弟注冊成立新疆德隆實業公司,注冊資本800萬元,日后將響徹中國資本市場的德隆呱呱墜地。

  (二)股市初潮一匹夫

  1992年下半年,深圳股市傳來消息,將通過認股抽籤表發行5億元新股,敏鋭的唐萬新花錢一下請5000人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連排3天,抽籤表很快變成了德隆的大把鈔票。據唐萬新后來回憶,“1993年之前法人股和流通股界限不清,只要是股票,大家認為都可以上市,我把法人股全部賣了,幾個月就賺了幾千萬。比賺錢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資本市場有了切身的體驗。”真正重要的是,唐萬新藉此真正完成了原始積累。

  (三)情歸故里一實業

  唐萬新對實業還是有一定的情結。賺到大錢之后,他沒有因此一頭扎進股市,而是又重返實業,可能對於一個29歲的小伙子來说,股市還有點太虛,實業意味着實在,能作為事業的根基。 1993年2月,唐萬新注冊成立烏魯木齊德隆房地産開發公司,但沒玩成。1994年,他乾脆跑到北京新街口,開了當時首屈一指的JJ迪斯科歌舞廳,很成功,據稱年盈利達3000萬元以上,但對唐萬新來说,他並非真正喜歡娛樂業,這個JJ對他來说就是個交際場。 1994年,唐萬新才真正找到能大展宏圖的實業,這一年,他注冊成立新疆德隆農牧業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本1億元,在新疆搞農牧業開發,先后投入2億多元在新疆各地建立起四個大型現代化農場,首期開發土地10萬畝之多。新疆廣袤的土地和特殊的優惠政策,使農業成為唐萬新最早設想的産業根基。1995年,注冊資本為2億元的新疆德隆國際實業(000159)總公司成立,“新疆德隆”現身江湖。

  (四)産業整合一梟雄

  唐萬新雖然找到了事業根基,但也沒有一心撲到實業上,有過1992年的特殊經歷,他深知股市雖然機會不多,但只要逮着一次,就抵干實業好幾年。所以做實業的同時,唐萬新一隻眼睛一直還在盯着股市,有空就在一級和一級半市場倒騰一下,發點外財,直到1996年,他突然讀到君安證券研究所所長王明夫的一篇文章,從“走到K綫背后去”這個新穎而響亮的口號中,嗅到了資本與實業互搏的玄機。王明夫文中稱,投資者要想獲得超額利益,需要進行一次從發現價值到構造價值的跨越,“發現價值是去尋找黑馬,而構造價值是去培植黑馬”,按照唐萬新的理解,前者是挑股,后者是養股,通俗说就是“坐莊”。 1997年5月,德隆在北京召開了“達園會議”,這是德隆歷史上頗具轉折意義的一場務虛大會。會議上,唐萬新基於自己對世界範圍內産業調整的判斷和王明夫的坐莊理論,確立了由“實業投資”轉為“産業整合”的戰略定位。

  這就是産業整合之路,说得簡單一點就是先控制一定上市公司,然后將手頭的實業裝進去,必要時改變一下原上市公司的主業或産業概念,然后利用槓桿原理再從資本市場融來更多的錢,順着産業概念大舉併購,整合,整合來的公司想辦法搞點托管、委託加工等,迅速實現盈利,方便再融資,再併購,如此來回大循環,以槓桿原理滾雪球,最終成為産業之王。事實也確實證明,唐萬新的這個産業整合思路是可行的,雖然比不上傳統産業思路,即建工廠、做産品、打品牌、拓渠道來得實在,但確實速度更快,效果更明顯,手段初看起來也更高明。唐萬新是不折不扣的資本梟雄,但這個梟雄跟一般的資本來資本去的空手道還真完全不同,他不是簡單地套白狼,是真想稱王,只是有些操之過急,就像史玉柱的巨人大廈一樣,建得有點過高,超出了資本負荷。

  一位原德隆高層曾透露:唐萬新在資本上頗有投機性,但在産業上反而相當認真謹慎,他不是哪個産業都進,選的都是有國際競爭力的農業和製造産業。據说為了研究産業趨勢,唐萬新還專門養了一個100多人的研究班子,分70多個産業部類,專門研究每個産業的前10強,然后還劃分區域,將每個區域內的1億元規模以上的企業都納入研究範圍。就是在如此嚴謹的基礎上,德隆選定了三大行業。雖然德隆大廈最終轟然倒塌,唐萬新徹底輸掉了整場戰爭,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三大戰役還是相當漂亮,可圈可點。

  (五)三大戰役一統帥

  控股屯河:建立農業根據地。唐萬新設想的第一個根基是農業,第一仗也選在了家門口。1996年7月,新疆屯河上市,主業是水泥,今后也准備繼續奮鬥在水泥産業。1996年10月,德隆擇機介入,出資受讓了新疆屯河(SH 600737)部分法人股,成為第三大股東,第二年又通過控股屯河集團成為第一大股東。也就是從1997年起,唐萬新邊干邊琢磨,踩出了一條令人眼花繚亂的産業整合之路。 1998年,新疆屯河在年報中預告,公司從1999年將突破水泥業,轉而利用新疆的資源優勢,發掘農業和礦産。外界很快看到了唐萬新的第一個目標:番茄醬,后來被形象地稱為紅色産業。1999年,新疆屯河投資7183萬元,引進年産2萬噸番茄醬生産綫,使新疆屯河的番茄製品收入為4900萬元,占其總收入的16%左右,轉型正式啟動。第二年,唐萬新又連續拋出8項蕃茄投資,總額近5億元,使紅色産業的收入達1.88億元,占到屯河總收入的40%左右,和水泥基本持平,紅色農業概念呼之欲出。2001年,唐萬新又追加5項投資后,屯河的蕃茄醬儼然已成國內行業老大,第一個産業整合順利完成。從1996年介入到2003年收官,屯河無論是銷售收入還是産業地位均增勢迅猛,1998年公司年收入只有2.11億元,到2003年,這一數字已經變成22.47億元,增長10倍多。唐萬新還利用屯河平台操作過北京匯源,曾在2001年6月出資5.1億元合資設立北京匯源,並持股51%,如果不是后來缺錢而提前倒手,德隆僅此一筆投資都足夠賺上幾十億。

  咬住合金:搭上機電順風車。在盯上農業的同時,唐萬新還瞄上了工業。不過由於羽翼未滿,唐萬新第一次試手先選了一家小型機電公司,這就是1996年11月剛上市,年收入不過5000萬元左右的合金投資。1997年6月,德隆集團及其關聯企業北京總府置業分別受讓瀋陽資産所持有的國家股1500萬股和568.5萬股,僅以6433萬元的代價拿到40%的總股本。與整合屯河不同,唐萬新不再是簡單地注資,追加生産綫,而是明確沿着既定的産業方向展開一系列收購活動。 1998年,合金投資出資9000萬元收購了上海電動工具製造商星特浩企業有限公司75%股權,使上市公司年收入突破億元大關。關鍵是在收購之餘,唐萬新還動起了經營手腕,公司當年收入達到2.89億元,凈利潤也達到1.02億元。1999年,唐萬新又借上海星特浩出資2000萬元和3210萬元收購了蘇州太湖電動工具集團公司75%股權、蘇州黑貓集團公司80%股權。2000年,他又差點通過合金投資收購美國Murray。對方是世界領先的民用草地花園設備供應商和生産廠家,年銷售額約7.5億美元,雖因種種原因,購併未能完成,但通過合作,合金投資的大部分機電産品都順利實現出口。一番産業整合之后,合金投資2003年主營業務收入一度達到10.95億元,相當於1998年銷售額的14倍,同時,公司也從默默無聞的機電小兵搖身一變,成為行業主導者。

  吞湘火炬:挺進工業最前沿。在唐萬新的三架馬車中,個頭最大,跑得最快,唐萬新最得意的還是湘火炬。湘火炬於1993年上市,德隆集團在1997年11月受讓株洲市國有資産管理局持有的2500萬股國有股(占25.71%),價格為2.8元/股,代價只有7000萬元。1998年之前,唐萬新對湘火炬的動作並不大,1999年突然發力,先后收購香港鴻本實業、香港鴻源貿易公司和STEVE W.WANG全資擁有的美國MAT AUTOMOTIVE,INC.和MIDWEST AIRTECHNOLOGIES,INC兩家公司,以及在中國九家子公司75%的股權,汽配行業概念已隱約可見。

  2001年起,唐萬新明確提出湘火炬將集中做重卡、變速箱及其他核心部件,然后三個平台一起發力,配合湘火炬的主攻。 2001年,湘火炬先是與陝西汽車齒輪總廠合資設立陝西法士特齒輪,出資1.31億元,持股51%。次年又先后出資2.5億元和2.55億元,分別與陝汽集團組建陝西重汽,與重慶重汽組建重慶紅岩汽車,皆持有51%的股份;同時,還投資3600萬元,與東風汽車(600006)合資設立了東風越野車(持股60%),投資超過1億元組建2家齒輪傳動公司。 2003年,湘火炬又受讓珠海華晨持有的航天華晨汽車50%股權(更名為航天火炬),交易金額達3.60億元。同年,子公司陝西法士特與行業巨頭伊頓公司合資組建了西安伊頓法士特齒輪有限公司,子公司陝西重汽則與德國MAN公司簽署了引進技術和長期戰略合作協議。

  3年大整合之后,德隆花7000萬元入主的湘火炬搖身一變,成為主營業務收入高達103.14億元的巨型上市公司。更有影響的是産業影響力,一番整合之后,湘火炬下轄兩家整車企業——陝西重汽和重慶紅岩,佔據國內載重量15噸以上重型車市場份額的85%;陝西法士特生産的重型車變速箱也佔據載重量15噸以上國內市場份額的50%以上,同樣極具影響的還有火花塞産銷量和主機配套率,均列國內第一。此外,湘火炬旗下公司還能年産空調壓縮機24萬台,銷售列全國第四。

  (六)資本斷鏈一雪崩

  2003年,德隆的雪球達到頂點,成為中國擁有上市公司最多,市值最大的民營資本集團,而且三架馬車的速度絲毫未降,勢頭凶猛,唐萬新本人也春風得意,一度當選中國工商聯副主席,大有紅頂資本家之勢。但暗流一直在湧動,德隆的三個致命危機,唐萬新一個也未能從根本上化解。第一是雪球內核不實,這是滾雪球最大的風險。對德隆來说,雪球的內核就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德隆往年的數據顯示,三架馬車規模合計達到150億元,但盈利能力都很差。老大湘火炬還因為收購過快,經常虧損,資産負債表更是嚇人,2003年高達70%,欠款34.5億元,而1997年這個數字只有1.1億元。合金投資與屯河雖然都基本保持盈利,但每年的利潤貢獻不過一兩個億,而唐萬新后期的滾動已經動輒需要幾十億的資金,三家公司的盈利根本支撐不住。

  按槓桿原理來说,就是唐萬新選的支點太靠近手臂,不止是四兩拔千斤。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唐萬新的這種産業整合思路都是收購上市公司,而不是IPO,無法得到大把資金,而他多年來的股本擴張也非常有限。唐萬新過於求快求大,除了天生的野心與野性,還源於一個戰略誤判。據稱,在2000年德隆內部有過討論,是否要擇機退出二級市場。唐萬新認為,中國股市將看漲10年,股指可以往上看到2萬點。在1999年“5?19”行情以后的狂熱氣氛中,這一判斷被德隆上下接受了。由此,德隆繼續深陷在二級市場,維持着“老三股”不敗的神話,但2001年起,股市就由牛轉熊,德隆重組與併購的負擔急劇加重,但已經有些自負的唐萬新並未迅速做出相應調整,尤其是在核心湘火炬的併購上,依然高舉高打,絲毫不在資金方面省吃儉用。這正是唐萬新的第二個致命錯誤,其實這個錯誤除了戰略誤判之外,本身還蘊含著唐萬新的身份錯位。

  唐萬新有兩個老師,君安證券的王明夫和華潤的寧高寧,前者是個聰明人,空手套白狼,不玩産業,賺錢就走。后者是標準的“紅頂産業資本家”,為國紮實做産業,資本無窮,名正言順。唐萬新的莊家技術學得爐火純青,産業之心也直逼寧高寧。但在中國現有資本市場水平,僅以莊家之術,民營之身,就想在産業上趕超國家資本,那就只有兩條路:一是徹底變身國家資本,二是走邪道。唐萬新努力過,而且是兩個方面都很“努力”。為前者,他曾當選中國工商聯副主席,為后者,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但作為民營資本家,他還是把更多的努力留給了后者,而后者則無異於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事實證明,唐萬新也不是排爆高手,這恰恰構成他的第三大危機。唐萬新學成了王明夫,落下一個惡劣的莊家之名,但沒學成寧高寧,仍被視為機會經營者,而不是産業整合者。在2000年12月“中科事件”后,社會輿論突然將矛頭對準了德隆,“德隆是莊家”成為數百家媒體的顯著標題,200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炮轟德隆(《新財富》當月刊登了郎主筆的《“德隆系”類家族企業中國模式》一文)成為這一時期質疑風潮的標誌。之后,德隆旗下的金新信托因此發生擠兌風波。但唐萬新對此卻出人意料地保持沉默,故作神秘,大有任憑雨打風吹,我自巋然不動之勢,結果只能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2003年7月,中國證券市場“啤酒花(600090)”、“南方證券”、“青海信托”等一連串危機事件爆發后僅一個月,全國範圍內就有十幾家銀行對德隆開始“只收不貸”,所謂害德隆之心未必有,但防唐萬新之心不可無。這一下子就掐斷了德隆本來已經脆弱到極點的資本循環。2004年,情急之下的唐萬新錯上加錯,飲鴆止渴,竟然拋售流通股套現,結果市場越拋越緊張,直到4月13日,合金投資跌停。 4月14日,德隆“老三股”全綫跌停,幾周之內,不可一世的德隆僅流通市值就損失達上百億元,自此一發不可收拾。6月,調查組進駐,唐萬新出逃,但未能逃掉。2006年,法院以變相吸收公衆存款和操縱證券交易價格非法獲利之罪,判處唐萬新入獄8年,罸金40萬元。44歲的唐萬新又在獄中開啟了他考古的新生,12歲的德隆則永遠地關上了它的生命之門。

  三、資本冒險家—張少鴻

  硝煙散盡,中國股市上的“莊家鼻祖”張少鴻全軍覆沒,曾經的“中國十大傑出青年”等諸多榮耀也隨着他的商業部落一同淪陷。與剛剛落馬的“戰友”、德隆系操盤手唐萬新黯然長嘆的表現迥異,牢獄中的張少鴻正謀劃“東山再起”。盡管現在,眼淚是他留給兩萬餘名被害人的最大“補償”。

  2008年初,這位原河南省讀來讀去讀書社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三讀公司)掌門人接到了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裁定:其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名成立,判刑10年,並處罸金40萬元。斯時,繁華落盡的張少鴻在鄭州等地監所“生活”已近四年。五年前,正是因為這個“極具市場價值的個人商業運作項目”,張少鴻讓兩萬餘人領略了一次“天堂”的風采,又殘酷地將他們扔進了現實的“地獄”。2001年8月9日,是張少鴻最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潛逃路上的張少鴻在河北邢台折戟—距離鄭州警方《通緝令》的發出尚不足9天。此前,他曾致信河南省公安廳,幻想扭轉乾坤,但終究回天乏術。張少鴻面對的是法律與公理的拷問和27955位被害人的注目。從鄭州市金水區法院的判決書中,可以看到張少鴻步入“地獄”的故事梗概。

  1994年7月,張少鴻的三讀公司“在未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的情況下”,開始“擅自以‘讀書押金奬讀金’等形式向社會公衆吸收存款”。1997年1月7日,人民銀行河南省分行和河南省工商局曾聯合對其進行查處,並課以310萬元的重罸。不過,張少鴻的“非法吸收存款”之舉很快便死灰復燃。在其策划下,該公司向社會吸收存款時又多了“委託理財”項目,並承諾每年給予一定比例的高額利息。至1998年9月10日,該公司“已向社會不特定對象27955人吸收資金約5.85億元”。這些錢几乎全部被張少鴻用於期貨、股票等高風險投資。期間,他用公衆存款購置的1530萬股“深發展”股票被套,市值縮水愈半,“崩盤”悲劇最終在三讀公司上演。

  案發后,警方發現,該資金中尚未兌付的群衆計655543人次,金額約4.48億元。1530萬股“深發展”股票凍結日市值僅為2.28億元。27955位受害人5.85億元的存款“收穫”是:按集資債權兌額計算比例成為“深發展”的股東,拿回手中的現金僅約3573萬元,直接經濟損失近2億元。2001年9月6日,三讀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銷。不過,對於這樣的一個結局,張少鴻似乎沒有勇氣面對。一方面,他承認自己應該對三讀公司的“讀者”負責,並表示“只要他們債權沒有兌現,我就不會忘卻對他們的最終責任”。而另一方面,他又以“十分委屈”的姿態出現,認為自己是一個“蒙冤者”。

  2004年1月,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一審判處張少鴻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罸金40萬元。判決下達后,張少鴻即提起上訴,要求依法改判。“我將用我畢生的努力,來洗脫因體制轉軌時期個別部門濫用法律而強加給我的不實的罪名!我將在后半生中,以百倍的奮鬥精神,並用多種方式和成效來證明世紀交替時期發生在鄭州、發生在張少鴻身上的所謂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是個滑稽可笑的冤錯慘案!”在寫給有關部門的信中,44歲的張少鴻展露的仍是一幅“志在千里”的形象。

  此番思想緣自何處?在中國的企業英雄傳裏,張少鴻不乏傳奇。1961年1月10日,張少鴻出生在河南省安陽縣白壁鄉張家莊村。18年后,這位寒門弟子考進了河南省金融管理學院。完成學業的他進入中國銀行河南省分行工作,徹底跳出了農門。在父老鄉親為其暗自祝福之際,張少鴻又有了驚人之舉。1985年,24歲的張少鴻辭職“下海”。兩年后的1987年3月,“鄭州市金水區讀來讀去讀書社”問世,“個體戶”張少鴻現身商界,注冊資金10萬元;1990年,商號裏面的“金水區”三字被張少鴻輕鬆抹去,注冊資金增至100萬元,“個體經營”一躍成為“私營企業”;1992年,商號升級為“河南省讀來讀去讀書社有限責任公司”,注冊資金增至1000萬元;1994年,注冊資金又增至2000萬元;同年7月,“河南省讀來讀去讀書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張少鴻任法定代表人……

  與此同時,社會各界給予張少鴻的榮耀也紛至沓來:河南省私營企業協會副會長、河南省優秀青年企業家、河南金融管理學院客座教授、河南大學名譽教授、全國青聯常委……“創辦了一所沒有圍牆的圖書館”成為人們評價張少鴻時,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定語。由於各界的追捧,1995年,“文化使者”張少鴻當選為第五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斯時,成為三讀公司的“讀者”對不少鄭州人來说,是一件“很快樂”的事:你只需交納820元、850元、888元不等的“押金”,就能得到一張讀書卡。憑此卡你可以免費借書一年,而且可以在三讀公司旗下的任一分支機構換書閲覽。最令人愜意的是,一年期滿之后,三讀公司支付給你的現金是1000元—其回報遠高於銀行的正常存款利息。

  事實上,這也是三讀公司“讀者”數以萬計、張少鴻被推上神壇的一個原因所在。那麼,張少鴻是如何維持這樁“賠本生意”的呢?據相關資料顯示,張少鴻早在1993年5月即開始投身鄭州商品交易所(下稱鄭商所),設立席位進行期貨交易,並借力鄭商所20余個席位隱身施展財技。此外,張少鴻還參股黃河證券,並在海通、國泰君安、安陽信托證券佈陣,先后操盤“深發展”、“金杯汽車”、“川化股份”、“湖北邁亞”等股票謀利—而本錢就是“讀者”們的“押金”。顯然,這是一場游離於“讀者”視線之外的巨賭,“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喜悲或許就在彈指間。慶幸的是,厄運並未立即降臨到張少鴻的頭上。

  1997年至1999年,鄭商所憑藉著綠豆期貨執全國期貨交易所之牛耳,鄭州亦躍居當時的中國期貨市場中心,其“綠豆價格”影響全球。而作為綠豆期貨的“莊家”之一,張少鴻曾一度與鄭商所共享輝煌。當他攜期貨主力轉戰滬深股市時,相當威風,張少鴻集結河南、浙江、海南的期貨聯軍衝進深圳股市,發動了深圳房地産股的回歸行情,並創造了“深發展”歷史上的最高成交價48元。現在看來,倘若不是綠豆期貨終因過度投機而受到了監管層懲處,該品種也因為政策打壓而一蹶不振;倘若不是張少鴻的另一個戰場—斥資5億元操盤的“深發展”遭受重創,市值大幅跳水;倘若沒有因此引發更多的“倘若”,張少鴻的今天也許將是另一種結局。

  張少鴻何以有如此結局?“企業家並非天生偉大和高尚,只有在一系列制度的約束下,才能使得他們在自己利益的驅動下行動,又在客觀上肩負對社會的責任。”總結張少鴻的落馬,一位知情的河南省政府官員坦言,除了張“法律意識談薄、決策缺乏理性”之外,“企業融資難、職能部門監管缺位、市場制約機制不健全等制度環境的缺憾也是張少鴻失足一個重要誘因。”

  近年來,此類案件在當地頻頻發生,國人耳熟能詳的就有“三星”、“百花”、“紅高梁”等多個故事版本。“他們玩的都是‘借鷄生蛋’的財富游戲,國美電器掌門人黃光裕玩的也是這樣的游戲,為什麼結局迥異?”河南一位從事企業管理諮詢的業內人士堅持認為“根源還是在經營者的主觀方面”,“人家黃光裕的‘借鷄生蛋’游戲是不斷升級的:先借要還本付息的錢—銀行的錢;再借還本不付息的錢—廠商的錢;最后借的則是不需還本付息的錢—股民的錢,來發展壯大自己,而‘張少鴻們’除了未能‘升級’之外,‘合法’這個重要的底線也未能堅守。”或許,當年在法律雷區中穿行的張少鴻根本不具備“升級”的條件。一個令人驚詫的詮注是,三讀公司的“集資業務”竟然未設會計賬目,該公司“高管”張輝、張光華、劉梁紅等人要麼是剛扔下鋤頭,要麼是下崗職工,文化程度均為初中畢業,張少鴻之“經營管理”水平由此洞見。

  頗有“八卦”意味的是,張少鴻獲刑前后,一份題為《中國第一批操盤手的真實下場》的名單在網絡上廣為流傳。這份名單所列的29位操盤手,多曾是資本市場中呼風喚雨之人物,張少鴻與唐萬新更是高居榜首。其結局有七:8人窘迫;7人逃亡;5人入獄;3人轉行;3人賠光;剩下3人的結局分別是禁入、失蹤和“勝利”。倘若除卻轉行的3人不提,“首批”股市的大小“莊家”們似乎都缺乏完美的結局。“對民企財富擁有者,應是有問題則清算,無問題則必加保護,但最重要的是要解決産生‘問題富豪’的現行體制中的弊垢。”卓達集團董事長楊卓舒在與北大博士后研究員趙曉探討如何面對企業家“原罪”時,一語中的。如今,已被“清算”過的張少鴻正加緊鍛煉身體,圖謀東山再起。“每天早上5點起床,跑步500圈,計7.5公里;每天上床休息前連續做仰卧起坐1000個。”張少鴻向外界披露说。

  “讀來讀去”變為“賭來賭去”。1985年,24歲的張少鴻下海,創辦讀來讀去讀書社。1992年,張少鴻的“河南省讀來讀去讀書社有限公司”注冊資金增至1000萬元。1993年,張少鴻投身鄭州商品交易所,開始涉足期貨交易。1994年,讀來讀去讀書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同時,張少鴻開始憑讀書卡、“讀書押金奬讀金”向公衆吸收存款,回報高於同期銀行存款利息。1995年,“文化使者”張少鴻當選為第五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1997年9月,張少鴻又以“理財委託”形式,變相吸收公衆存款,承諾每年給與15-20%的高額利息。1997-1999年,張少鴻利用超過5億元的公衆存款轉戰期市、股市,成為有名的操盤手。2001年,張少鴻的期貨交易出現危機,他轉戰股市后投資的“深發展”又遭深度套牢。同年9月,他的公司被河南省工商局吊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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