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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超級富豪的家族辦公室:客戶平均年齡51歲 64%為男性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5月17日 16:52   第一財經日報

  “家族辦公室”:揭秘超級富豪的 傳承之道

  周艾琳

  從洛克菲勒家族歷經六世穩而不倒,到英國黛安娜王妃運用家族信托為兩個兒子留下巨額財富,再到近期熱播的《人民的名義》中高小琴設立2億港元信托基金……曾經顯得神秘和高高在上的財富傳承及作為其主要金融工具的家族信托,越發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財富積累快速上升的中國。

  然而,说到家族辦公室(FamilyOffice,簡稱FO),可能不少人就知之甚少了。作為財富管理行業“皇冠上的明珠”,家族辦公室為家族財富提供系統頂層設計,在歐美已成為很多富豪和超級富豪的選擇。

  家族信托只是家族辦公室的功能之一。家族辦公室為超高凈值人士及其家族提供涵蓋戰略財富管理、投資規劃、信托與遺産服務、慈善贈與、家族傳承與領導、稅務與財務規劃以及管家等方方面面事務的服務。

  近年,隨着中國傳統製造業和房地産行業造就一批富豪,財富意識的覺醒、富有家族的離婚率大幅提高,以及CRS(金融賬戶涉稅信息自動交換標準)背景下的全球稅務籌劃需求提升,乃至家族辦公室門檻降低等,都使得家族辦公室在國內也開始得到了長足發展。

  近期,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與惠裕全球家族智庫聯合發布了中國首份《中國本土家族辦公室服務競爭力報告》(下稱“報告”)。報告顯示,本土家族辦公室中67%成立於2011~2016年間,半數以上成立於2015~2016兩年間。信托公司背景的家族辦公室比例最高,占39%,商業銀行和律師背景各占25%,企業家背景占21%。絶大部分家族辦公室管理的資産規模在100億元人民幣以下。

  那些家族辦公室的經典案例

  家族辦公室在海外已有上百年曆史,衆多頂級富豪家族都採取這種模式管理財富。其中,最為著名的案例無疑就是洛克菲勒家族。1882年,約翰·D.洛克菲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家族辦公室。

  老約翰辭世時留下了外界估值達14億美元的財富,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1.5%。此后,小洛克菲勒作為委託人,先后為他的妻子、孩子和孫輩們設立了信托,受托人是信誠聯合信托(FidelityUnionTrust)。

  世界傳媒大亨默多克是另一個經典案例。默多克在與第二任妻子安娜·托芙離婚時支付了17億美元,損失慘重,因此在與第三任妻子鄧文迪結婚前,他把名下的主要資産,特別是新聞集團股權通過GCM信托公司都裝入了家族信托進行隔離保護。默多克與前兩任妻子的4個子女是這個信托的監管人。

  2013年末,與默多克離婚的鄧文迪僅獲兩套房産和讓兩個女兒成為870萬美元基金的受益人,而默多克仍然笑擁超過139億美元財産,並牢牢掌控新聞集團的控制權。

  還有一個例子便是“英倫玫瑰”黛安娜王妃,當年雖然猝然離世,留下了2100多萬英鎊的巨額遺産,但她的遺囑信托卻堪稱業界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1993年,當時年僅32歲的黛安娜就已立下遺囑,要求在她去世后,將遺産設立成信托基金,並交由信托組織負責經營及管理,她的兩個兒子作為受益人將可平均享有信托收益。遺囑還規定,當威廉王子與哈利王子年滿25歲時,可以開始自由支配遺産的一半收益,30歲開始可以自由支配一半的本金。

  當然,離我們最近的無疑就是《人民的名義》中高小琴的案例。最后結局中,高小琴為她和妹妹的兩個孩子存了2億港元信托基金等。雖然基於財産來源的問題,高小琴入獄后,這筆信托基金會不會被沒收,有待商榷,但僅從劇情來看,該信托的設立也很有講究。

  境內信托基金一般指的是信托投資基金,即集合不特定投資者的資金,並委託專家代為投資,使其減少投資風險、分享投資收益,實際上是一個理財産品;而在香港成立信托基金指的是家族信托基金,是一種遺産規劃和財富傳承的工具,並非一個理財産品和投資工具。

  資深家族辦公室合伙人曹克斌分析稱,委託人把資産注入信托后,即失去該資産的所有權。家族信托將資産的所有權與受益權相分離,富人如果離婚分家産、意外死亡或被人追債,這筆錢都將獨立存在,不受影響。此外,也可避免家族成員的失誤或矛盾造成財富減損;在西方發達國家,通過信托方式進行收益分配,還可以規避高稅率的遺産稅。

  曾擔任多年法官的承以信家族辦公室創始合伙人蔣辰達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英美法系歷來以雙重所有權解釋信托的法律實質,實現了信托財産三權分立,即委託人、受托人和受益第三人的權利;但中國《信托法》沒有明確規定財産的所有權屬於受托人,而只規定信托財産的經營管理的權利在受托人,因此在中國內地的信托無法完全實現所謂的財産隔離的功能。”

  曹克斌也表示:“中國物權法2007年5月通過,其中有對於私人財富的界定,但中國的房子能否放到信托?因為住戶沒有真正的所有權,只有使用權,地不是私人的。所以,國內家族信托多通過離岸信托構架進行,例如在庫克群島、開曼群島等設立,受英美法系管轄。”

  中國本土家族辦公室崛起

  依托於英美法系、源自西方的家族辦公室,作為一個“舶來品”,隨着中國“創一代”的財富積累,財富保值和傳承的需求越來越高,近年已在中國嶄露頭角。

  SAIF與惠裕全球家族智庫前述報告的調研樣本主要針對中國本土的聯合家族辦公室(即服務超過一個以上的家族客戶的機構,與此相對的是只為一個家族服務的單一家族辦公室),共回收超過35家全國各地的家族辦公室問卷並深度訪談了這些機構。

  報告統計發現,中國本土的聯合家族辦公室所服務客戶的平均年齡為51歲,64%的客戶為男性,當中76%的客戶目前仍然在運營着家族企業。

  被調研機構所服務的家族客戶的代際結構主要以三代人為主,占比為79%,部分機構(29%)服務到四代人。但服務的主要客戶還是以一代為主,占到89%之高的比例。這也反映了目前家族客戶的財富仍然掌握在第一代的財富創造人手中的現實情況。

  客戶的平均可投資資産規模分佈最多的是在1000萬~5000萬元人民幣之間。在國內,86%的家族辦公室對其客戶設置了準入門檻。最低可投資資産規模從1000萬元到5億元不等,其中39%對資産規模的最低要求設為1000萬~5000萬元。

  在報告的訪談中,家族辦公室對其客戶群體的画像大概為:一代財富擁有者為主,50歲以上,大多為企業家、上市公司股東、投融界和演藝界成功人士,部分也提及優秀的二代接班人。同時也有部分機構提及其服務的客戶並非自己的客戶,而是其他金融機構的客戶,這種外包服務在類似於跨境業務等要求特殊資源的服務類型中特別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就中國客戶而言,除了“留學與移民規劃”和“日常法律顧問”這些較為“剛性”的需求的配置率較高之外,其他管家服務功能處於相對低的配置比例;在國外,“家庭收支管理”是家族辦公室服務中非常重要的一項,而在國內的家族辦公室只有29%的配置率(僅11%的機構內置)。這也體現了國內外超高凈值家族對於財富的價值觀不同。

  可見,本土家族辦公室的核心功能與歐美仍然有較大差異。“國內仍更多關注維護和增長財富,而后者在經歷數代的財富傳承之后,更多考慮的是有效地享受和傳承財富。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家族辦公室在‘其他’選項中提及配置了‘精神傳承’的功能,這也反映了市場對於這方面服務的需求提升。”SAIF教授吳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縱覽中國家族傳承核心功能

  就具體內容來说,巨額人壽保險、私人銀行賬戶、家族信托、低風險穩健投資、全球資産配置,一般是家族辦公室財富傳承的核心。

  成立家族信托基金有三個步驟。步驟一:信托成立前的三大要件:信托目的、受益人、信托財産;步驟二:選擇受托人、管理人、銀行、獨立信托機構、資産管理機構;步驟三:簽訂信托契約,包括可撤銷或不可撤銷契約。

  曹克斌給記者介紹了一個客戶案例:A客戶,男,中國內地人士,居住在北京,拿到香港投資移民身份,是香港上市XX公司的主席,企業已經交給職業經理人管理,每年分紅。妻子健在,有3名子女。A客戶身體健康,希望有一份大額人壽保險,可免遺産稅;希望規避未來的遺産稅,因此適當減少內地房産配比;希望建立信托基金限制揮霍的受益人隨意取用;希望身故后有信托分配計劃,預定時間進行信托分配。

  該信托基金計劃最終設定為:50%分配給配偶;50%給三個子女平分,包括年至23歲支付生活開支,年至35歲獲得合計50%的基金份額,年至40歲獲得基金余額。

  也有不少家族辦公室合伙人對記者提及了大額保單的避稅功能。例如,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去世時在台灣留下價值逾600億元新台幣的巨額遺産。該筆遺産稅稅率高達50%,其繼承人須繳納119億元新台幣遺産稅后才能獲得全部遺産,這在當時創下台灣地區最高遺産稅紀錄。

  而曾經的台灣首富蔡萬霖身故時所留下的超過1564億元新台幣遺産,卻僅需繳納6億元新台幣的遺産稅。其原因即在於蔡萬霖生前購買了數十億元新台幣巨額壽險保單。通過保險安排,蔡萬霖所應繳納的遺産稅大大降低,其財産得以安全傳承給子女。

  此外,在家族辦公室管理人看來,商業風險與個人財産的風險隔離在中國而言也越來越重要,且易被忽視。

  蔣辰達對記者表示:“例如境內很多公司老闆,公司貸款需要股東擔保,本來公司是有限責任制,即使破産了也和個人無關,但實際上個人做了擔保,最終也將被牽連,因此要預先做真正的財産分離,即財産不能放在自己名下,也盡量不要用個人名義做擔保。”

  對此,風險隔離的方式一般有兩種。蔣辰達告訴記者:“可以拆分成多個公司,再用資産好的公司來為需要貸款的公司做擔保,就可以避免公司破産牽連個人財産;第二種方式,就是將個人資産做境內外配置,再設置境外信托,做風險隔離。”

  就財富管理功能方面,曹克斌表示,其所在的家族辦公室一般選擇知名、穩健的FOF(基金中基金)産品,例如富達基金、貝萊德等老牌基金,也包括高質量的信用債,收益率一般在6%~8%不等,主要起到穩健保值的功能,進取型的客戶很少。“只要達到500萬美元就能贈送一個信托功能,且與私人銀行相比要更為個性化,甚至可以做團購,實現申購、贖回等費用的減免。”

  面臨專業人才缺乏等挑戰

  在家族辦公室的服務人群不斷擴大的同時,第一財經記者也從多位業內人士處了解到,中國從業知識和案例積累不足、專業人才缺乏、客戶需求多元化和複雜化等都是行業面臨的挑戰。

  令人好奇的是,家族辦公室的人才構成和培養成本究竟是何種格局?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典型的家族辦公室高管是以“私人銀行家+律師+資産管理師”的背景為標準配置,各自的比例約為61%、57%和50%,意味着61%的本土家族辦公室配有私人銀行家背景的高管、57%配備律師背景的高管,以及50%配備資管行業背景的高管。

  根據SAIF與惠裕全球家族智庫的調研,家族辦公室一般以小團隊作業,規模不等,少則3人多達280人。中位數而言,一個典型的家族辦公室具有一個28人的工作團隊,其中3名管理層、5名投研團隊、8名市場/銷售團隊、3名風控團隊、4名運營團隊以及4名其他人員。

  值得注意的是,市場/銷售團隊的人數位居所有人員配置之首,反映了這個行業所面臨的困境:一方面強調服務的隱私性,另一方面因為市場的認識和接受度不足,必須進行推廣和客戶教育,所以需要維持一個較大規模的市場/銷售人員去獲取客戶,這在增加管理費的同時也會影響到客戶服務的質量。

  曹克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所在的家族辦公室的人員成本几乎占到了70%,偏好的人才無非來自於三類領域:其一,中資大行的私人銀行部,其中資管人才衆多;其二,“港漂”,指在香港或新加坡從事金融服務的專業人士;其三,以私人銀行或財富管理業務見長的境內外資銀行人才,這些銀行可結合國內外的經驗或資源。

  他還提到,“未來30年,中國的財富集中化程度會越來越高,這種‘馬太效應’難以避免,對應地,家族辦公室需求越來越高,更多人才會離開傳統金融機構,而加入自由度和回報更高的財富管理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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