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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確切死亡日期會怎樣?將完全改變未來生活

http://finance.sina.com   2018年07月04日 17:48   北京新浪網

一些研究人員認爲,我們堅持某些信念,從而避免對死亡的恐懼不安。一些研究人員認爲,我們堅持某些信念,從而避免對死亡的恐懼不安。

  新浪科技訊 北京時間7月5日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你和你所認識的每一個人終究會死亡,依據一些心理學家的觀點,這種令人不安的事實始終潛伏在我們的大腦意識之中,並驅使我們做一些事情。例如:到教堂祈禱、吃蔬菜、到健身房鍛鍊身體、做好生育孩子的準備、寫書、創辦公司等。

  對於健康的人而言,死亡通常潛伏在我們意識深處,對潛意識層面施加影響。目前,美國費城兒童醫院、費城大學兒科醫生和倫理學家克里斯·富德特納(Chris Feudtner)說:“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是渾渾噩噩地度日子,沒有意識到自己未來有一天會死亡,我們關注的是‘活在當下’,更多地考慮眼下最重要以及需要應對的事情。”

思考到死亡,會使我們變得更加愛國,同時也會使提升我們對外界的同情心。思考到死亡,會使我們變得更加愛國,同時也會使提升我們對外界的同情心。

   然而,如果圍繞我們死亡的不確定因素被消除,未來將會發生什麼呢?如果我們突然被告知自己死亡的確切時間和方式,那會怎樣呢?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仔細考慮這個假設情景可以揭示我們的個人和社會動機,並暗示如何在這個世界上以最好的方式度過自己的有限生命。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死亡如何影響現實生活中的行爲方式。上世紀80年代,心理學家對我們如何處理潛在的巨大焦慮和恐懼十分感興趣,美國紐約斯基德莫爾學院心理學教授謝爾登·所羅門(Sheldon Solomon)曾表示,我們只不過是“能呼吸、排泄、具有自主意識、可能隨時死亡的肉塊”。

佛教僧人對死亡的提示似乎不具有典型自我防禦反應,與“恐怖管理理論”的預測正好相反。佛教僧人對死亡的提示似乎不具有典型自我防禦反應,與“恐怖管理理論”的預測正好相反。

  所羅門及其同事們爲他們的發現創造了一個術語——“恐怖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認爲人類應當信奉文化建構的信念,例如:世界自有其存在意義,我們的生命存在一定的價值等,這些都是爲了抵禦那些原本存在卻被忽略的恐懼。

  1000多個同行評議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即將死亡時,我們會更加執着基本的文化信仰,並努力提升自我價值感。同時,我們也變得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忠誠,並對任何威脅到它們的事物充滿敵意。

以一種特定的、明確的方式思考我們自己的死亡,可以鼓勵利他行爲,比如:獻血。以一種特定的、明確的方式思考我們自己的死亡,可以鼓勵利他行爲,比如:獻血。

  即使每一個關於死亡的微妙意識,例如:電腦屏幕上平均42.8毫秒閃現的“死亡”一詞,一次在殯儀館的悲痛對話,都足以引發行爲上的改變。

  “當提及死亡時,我們對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人更加輕蔑和暴力。”

   那麼,這些變化是怎樣的呢?當我們想到死亡的時候,我們會對在容貌、政治觀點、出生地和宗教信仰上有相似之處的人們更有好感,同時,對於我們無相似之處的人更加輕蔑和暴力,我們對於那些認同世界觀的浪漫伴侶會承諾“海誓山盟”,我們更傾向於投票給那些有魅力的領導。

  同時,當我們想到死亡的時候,我們也變得更加信奉虛無主義,酗酒、吸菸、購物和暴飲暴食,並且不太關心周邊環境。如果每個人都突然知道他們死亡的確切時間和方式,那麼這個世界上可能會出現更多種族歧視、排外主義、暴力、好戰行爲、自我傷害和環境破壞。

有些人可能會決定不與自己的死亡日期抗爭,而是花時間做一些能給自己帶來快樂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會決定不與自己的死亡日期抗爭,而是花時間做一些能給自己帶來快樂的事情。

  然而這一切並非完全註定的,所羅門這樣的研究人員希望通過意識到死亡焦慮從而引發廣泛的負面影響,我們或許會採取一些行爲抵消這些負面影響。事實上,科學家已記錄了一些與普遍趨勢相反的情況,例如:韓國佛教僧人不會對未來死亡的提示做出一些消極行爲反應。

  研究人員分析了一種叫做“死亡反射(death reflection)”的思維方式,他們發現讓人們思考不僅僅是一般性、抽象的死亡方式,還要思考他們將如何死亡,以及他們死亡對於家庭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引發截然不同的預期反應。

如果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己推向更高的創意高度。如果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己推向更高的創意高度。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會變得更加無私,例如:不論社會是否需要獻血,他們都會自願報名獻血。同時,他們也更願意反思生活中積極和消極事件,從而改變他們在生活中的作用。

   根據這些發現,瞭解我們死亡的確切日期可能會讓我們更加關注生活目標和社會關係,而不是下意識地保持孤立態度。奧地利薩爾斯堡大學心理學教授伊娃·約納斯(Eva Jonas)說:“如果我們提倡一些策略,幫助我們接受死亡是生命歷程的一部分,並將這些策略融入我們日常選擇和行爲生活中,那麼這一點將非常正確。”瞭解生命的稀缺可能會增加人們對生命價值的認知,並讓人們產生“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的感覺,促進寬容和同情,並將防禦反應降至最小化。

  不管整個社會是否因爲發生什麼令人不快的事情還是好事而轉變,我們在個人層面上對死亡認知的反應將取決於個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體情況。英國諾丁漢大學心理學助理教授勞拉·布萊基(Laura Blackie)說:“你越神經質、越焦慮,你就會越專注死亡,而無法專注於有意義的生活變化。”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訴自己在90歲的時候會平靜死亡,那麼你可能就不會有什麼動力參與其中,例如:哦,沒有關係,生活繼續吧。

  無論你的生命是13歲還113歲終結,對絕症患者的研究都能闡明對死亡的典型反應。富德特納指出,姑息性治療患者(Palliative care patients)通常會經歷兩個思考階段,第一階段,他們質疑診斷的前提,詢問死亡是否絕對是不可避免的,還是他們能夠與之抗爭;第二階段,他們會考慮如何充分利用離開的時間,大多數人都屬於兩種階段之一。他們要麼決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盡一切可能戰勝疾病方面,要麼決定反思自己的生活,儘可能將剩餘時間與愛人在一起,做能給他們帶來快樂的事情。

創傷性事件的倖存者,比如:奧蘭多槍擊事件,一些報告表示,他們的恢復能力更強。創傷性事件的倖存者,比如:奧蘭多槍擊事件,一些報告表示,他們的恢復能力更強。

  在假設確切死亡日期的情況下,同樣的過程可能會發生。富德特納說:“即便你知道自己還有60年的壽命,但最終你的壽命也會縮短几年、幾個月,甚至幾天時間。一旦死亡時間越來越近,我想我們會看到人們在兩個不同選擇方向徘徊。那些選擇阻止自己死亡的人可能會沉迷於如何避免死亡,尤其是隨着時間的流逝。一些知道自己註定要被淹死的人,他們可能會不停地練習游泳,這樣他們就有機會生存下來;而那些知道自己會死於交通事故的人可能會選擇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使用交通工具。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會走相反的路——試圖以自己的方式結束生命來欺騙他們所預言的死亡。在某種程度上,這將使他們能夠控制整個過程,約納斯和她的同事發現,當他們要求人們假想自己會遭受痛苦,逐漸死於某種疾病時,受調結果顯示,他們會自主選擇某種方式來結束生命,從而獲得更多控制,對死亡焦慮表現出更少防守偏見與死亡的焦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我們自身死亡的認識可以引發諸如吸菸、酗酒和暴飲暴食之類的虛無主義行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我們自身死亡的認識可以引發諸如吸菸、酗酒和暴飲暴食之類的虛無主義行爲。

  那些選擇接受死刑的人可能會有不同反應,一些人將被鼓勵充分利用他們所擁有的時間,他們將盡可能在創造性、社交、科學和創業成就上達到一定的高度。所羅門說:“我想說的是,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會讓我們表現出最好的一面,這會給我們心理上帶來一定的自由度,讓我們能夠爲自己、爲我們的家庭和社區做更多的事情。”

  的確,從創傷倖存者那裏獲得頗有希望的證據表明,意識到自己所剩時間是有限的,可以激發自我提升。雖然很難對這些人收集基準數據,但是許多人堅持認爲,他們的變化是深刻的、積極的。布萊基說:“他們說自己更堅強、更有靈性,可以識別更多積極的可能性,更珍惜生活,他們意識到生命非常短暫,總有一天我會死亡,我應該充分利用。”

人們一旦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傳統宗教信仰將受到徹底動搖。人們一旦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傳統宗教信仰將受到徹底動搖。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會成就他們最好的自己。相反,許多人可能會選擇脫離現實,不再對社會做出有意義的貢獻,並不一定是因爲他們懶惰,而是因爲他們被一種毫無意義的感覺驅使。正如殯葬師、Order of the Good Death機構創始人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所說的:“如果你知道自己將在明年6月份去世,你會有心情寫這篇專欄嗎可能不是?”

  “我們有許多文化都是爲了避免死亡而設計的。”

  道蒂說:“毫無意義的感覺也可能導致許多人放棄任何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果死亡是註定的,無論如何我再也不會考慮吃有機食物,我要喝的是普通可樂,而不是健怡可樂,也許我會嘗試一些藥物,然後整天臉上塗着蛋糕。事實上,我們的很多文化都是圍繞着避免死亡、維護法律和秩序而設計的。”

  不過大多數人很可能會在極度興奮和虛無之間做出選擇,選擇一個星期坐在家裏,準備30包餅乾塗抹乳酪醬吃,然後在Netflix網站上觀看《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而在下個星期,這些人又去做“救濟廚房做志願者”。但是,無論我們身處哪個領域,即使是我們當中最聰明的人,尤其是我們接近死亡日期的時候,將偶爾變成“顫抖的廢墟”。

  富德特納承認稱,改變是有壓力的,這裏我們討論的是發生在某個人身上的最大變化——從活着到不再活着。

  “新的社會儀式和慣例可能會出現,死亡日期可能像過生日一樣被慶祝。”

  實際上,無論我們生活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們的日常生活都會因爲提前知道我們何時、如何死去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更多的人可以會接受治療,這將發展出與死亡相關的特殊領域。新的社會儀式和慣例可能會出現,死亡日期可能像生日一樣被慶祝,但是計算方式會發生改變,慶祝的主題變成倒計時,而不是隨着年齡增長。

   現存的宗教核心將被徹底瓦解,邪教可能在精神覺醒之中萌芽。道蒂說:“我們會崇拜這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會死亡的系統嗎?向這個系統進行祈禱供奉嗎?將自己的處女女兒送出去嗎?這絕對會破壞傳統宗教信仰。”

  家庭關係差不多也會受到影響,發現自己死亡日期相近的其他人則成爲一種迫切要求,而專門爲自己同類人羣設計的約會應用程序將使該任務變得更加容易。道蒂說:“使人們感到死亡是最可怕事情的一個原因是將失去他們最愛的人,如果我89歲時將死亡,爲什麼我要和一個40歲死亡的人生活在一起呢?”

   同樣的,如果有可能從生物樣本中確定死亡時間,有些父母會決定流產註定夭折的胎兒,從而避免今後失去孩子的痛苦。另一些人知道自己活不到某個年齡段——可能會選擇不生孩子,或者相反,儘快地多生育幾個孩子。

   同時,我們還必須努力應對新的法律和規範制度,播客Flash Forward探討類似死亡日期場景創始人羅斯·埃弗萊斯(Rose Eveleth)表示,可能會有關於保護死亡日期隱私問題的法律,從而避免僱主和服務提供商對本人的歧視。另一方面,公衆人物可能會在競選前被迫分享他們的死亡日期如果拒絕這樣會引起社會公憤。他指出:“如果一位競選總統在就職後第三天死亡,公民在投票之前還會選他嗎?”

很多人可能會優先考慮尋找一個與自己的死亡日期相近的伴侶攜手生活。很多人可能會優先考慮尋找一個與自己的死亡日期相近的伴侶攜手生活。

   即使沒有強制性要求,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在他們手臂上紋上死亡日期,或者佩戴類似的“身份識別牌”,以便在發生事故的時候,緊急醫療人員是否決定對他進行全力搶救。同時,殯葬業也將受到深遠影響,它將迎合活着的人,而不是逝世的家庭成員。埃弗萊斯說:“殯儀館將不會在人們悲痛的時候榨取更多的錢,死者家屬知道親人具體的死亡時間,選擇權重新回到他們的手中。”

   在死亡日期這個重要的日子裏,一些人可能會精心策劃一次聚會活動,就像那些選擇“安樂死”的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所做的那樣。另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會以傷害他人方式死亡的人,可能會在道德上或者情感上感到孤立無援。還有一些可能會選擇利用他們的死亡實現更高藝術境地或者個人目的,參加每個人最終死亡的“遊戲”,或者最終爲了自己所信仰的事業而死。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死亡的具體時間和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很可能會發生深刻變化,道蒂說:“我認爲人類文明的確是圍繞着死亡而發展起來的,如果人們知道自己未來的死亡時間,這將徹底破壞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系統。”(葉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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