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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毅強:中國航天三個20年背後的科技推動力

http://finance.sina.com   2019年10月02日 05:59   北京新浪網

2010年8月27日,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製的“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首次突破3700米水深記錄。此後,接連取得5000米級和7000米級海試成功。  新華社  2010年8月27日,我國第一臺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製的“蛟龍號”深海載人潛水器首次突破3700米水深記錄。此後,接連取得5000米級和7000米級海試成功。  新華社

  來源:《中國經濟週刊》

  口述:楊毅強    

  撰稿:《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陳惟杉

  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歷程,生動詮釋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英明論斷。

  我在1987年進入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當時航天事業還處在最低谷。新中國航天事業的歷史總共有63年,我經歷了其中的31年,大致是一半時間。

  起步:錢學森爲中國航天事業留下了哪些遺產?

  如果將中國航天60年的歷史分成3個20年的話,1978年之前的20年算是起步,但是那個時代留下了兩方面難能可貴的東西。

  第一方面是那個時代建立起來的完整的科研生產體系,一院(編者注:即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又叫型號院,戰略導彈和運載火箭研發都在這個院進行。它的基本構架除了院本部,還有總體部、設計所,也就是火箭各個系統的設計所,還有很多“7字頭”的專業所,比如703所就是材料工藝所。此外,還有試驗站和對應的廠,和蘇聯的模式非常一致。

  第二方面是錢學森留下了一套航天管理理念,總結起來就是兩條:第一條是系統工程,第二條是技術民主,這是一直堅持到現在的。

  系統工程的核心首先就是一切服從總體,用俗話講就是“一加一大於二”,具體體現便是總體設計部,通過這種組織機構的設置,保證航天這樣龐大工程的最優化;其次就是所有項目的研製都要有嚴格嚴謹的研製程序,1963年錢老就在東風3號導彈研製時提出制定了嚴密的研製程序,錢老尤其提出要進行充分的地面試驗。

  錢老留給我們的第二條理念技術民主,我認爲在這一點上中國比蘇聯強,比如近幾年俄羅斯的航天事業一直在遭遇挫折,除去經濟低迷、人才缺失等原因,最大的問題出在管理上,靠設計人員無限負責帶來的問題就是極端的不穩定,出現了很多低層次的問題,比如火箭的速率陀螺裝反了,就是因爲他們不是靠一套嚴密的體系文件和作業文件來考覈,而是靠人。

  騰飛:中國航天爲何在20世紀90年代遭遇挫折?

  從1978年到1999年這20多年,中國航天走過了一個很艱難的過程。

  “文革”結束後科技事業煥發了青春,特別是從1978年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是收穫的季節,比如成功完成了第一顆通信衛星發射、向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水下發射巨浪一號導彈這幾項任務。

  但是從90年代初到1999年,卻經歷了一個艱難的過程,那時我們出現了很多次失利,於是就開始反思其中的原因。

  當時我們在反思時用了一個通俗的說法:“舊的丟了,新的沒學會。”什麼叫“舊的丟了”?就是過去靠搞大會戰、靠階級鬥爭,那時一院的主力是1960年到1965年的大學生,他們學會了蘇聯的那套東西,靠人的極端負責來幹事,這批主力到90年代正好是退休的時候,而“文革”十年沒有大學生,也就意味着有整整10年的斷層。隨着這批人的退休,老的、蘇聯的那套東西沒有了,但是美國等發達國家依靠體系來管理的方式還沒能學會,這造成當時多次失敗。因此我認爲當時最大的收穫就是建立起我們的一套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那時我們講得最多的就是技術歸零——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有效、舉一反三。

  首先對問題的定位要清楚。其他工業領域在出現問題後首先想到的是更換,比如一個燈泡壞了,會換掉它,但是很少深究它爲什麼壞掉。航天本身是高風險行業,特別對運載火箭來講,要麼成功、要麼失敗,不存在更換的可能,所以定位必須準確。其次是機理要清楚,也就是爲什麼會出問題?再一個就是問題復現,找到問題後還要將其復現,然後還要有措施,進行驗證。最後是舉一反三。

  此外,我們當時還有一個理念:所有的技術問題背後都有深層次的管理問題。比如有一次在西昌發射場靠人擡一個關鍵部件時把部件摔壞了,這是個嚴重事故,但如果簡單歸因爲相關人員責任心不強就太武斷了,其實背後有兩件事值得深思:第一,崗位配置是否合理。比如相關人員前一天晚上加班到凌晨3點,當天上午又忙了8個小時,這就是在人力管理上存在問題。第二,在手段上能否用機器代替人?

  所以我們當時就提出了管理歸零,即過程清楚、責任明確、措施落實、嚴肅處理,最後完善規章。我認爲在這方面美國人的嚴謹值得我們學習,我經常舉一個例子,比如美國人吊一顆衛星,有二十幾張表格,明確了每個人的職責,在掛鉤和掛點之間肯定有標識。可能起吊只需要一分鐘,但準備需要半個小時,因爲要吊起的不是一塊磚頭,而是高價值的航天器。美國人依靠一套嚴格的體系文件一方面可以控制很多風險,同時不會因爲一個人的離開對工作造成影響。

  因此我們在90年代經歷了一個從強化管理向規範管理的轉變。所謂強化管理,就是依靠懲罰,而規範管理就是依靠一套嚴格的規範,由此中國航天開始建立自己的質量管理體系。

  比如從源頭抓產品質量,航天元器件從選用開始,到選完後的訂貨,再到複驗,一直到安裝之前的檢查,是一個很長過程。例如在複驗環節,購買了100個電路,會隨機抽出10個做破壞性試驗,如果其中一個壞了,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但如果說兩三個都壞了,那這批電路可能就報廢了。

  這套嚴密的制度保證了我們在後期很少出現失敗。可以說從1978年到1999年是騰飛階段,同時我們也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斷層、人員流失的陣痛。

  跨越:成爲穩居第二梯隊的航天大國

  90年代時,中國跟法國、日本、俄羅斯、美國相比差距還比較大。但經過多年的跨越式發展,我們已經成爲航天大國,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重大工程的實施,比如人們熟悉的載人航天工程;再比如探月工程的繞落回,其中“繞”和“落”已經實現;再比如以北斗爲代表的重大空間設施的建設;另外就是新一代運載火箭的研製。

  新一代運載火箭分爲長五、長六、長七、長十一四型。長五的特點是“大”,低軌運載能力可達25噸;長七爲中型火箭,低軌運載能力爲13噸左右;長六和長十一都是小型火箭,長十一也是唯一的固體火箭。

  在長十一立項時,很多人認爲固體火箭沒有用。當時我們就提出來,一方面是滿足國家的一些應急需要,剩下就是滿足商業化和國際化的需要。固體小型火箭集成很快,如果把發動機和其他部件都做好存放在倉庫裏,6個月內可以完成組裝,運到發射場後可以在7天內完成發射。這對於有快速組網需要的小衛星很重要。

  另外,固體火箭還有價格優勢。目前,國外發射衛星每公斤大概30萬元到40萬元人民幣,國內每公斤十幾萬元到20萬元人民幣。固體火箭發射衛星的價格相對便宜,長十一的價格大概爲每公斤15萬元左右。

  長十一已經成功發射了多次,長五、長六、長七的首飛也都取得了成功,新一代運載火箭爲後面的長九,也就是登月火箭的研製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我做過一個統計,1970年到1978年共發射了12次火箭,1979年到1999年間完成第54次發射,2007年完成第100次發射,也就是在2007年以前,用30多年的時間打了100發火箭,2014年完成第200次發射,也就是7年的發射次數頂前面幾十年的發射次數。再從中國在軌衛星數量來看,目前是200顆左右,僅次於美國。航天大國的地位就是靠這些指標體現出來的。

  中國航天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自主知識產權和有梯次的隊伍,這是我們引以爲豪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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