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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突尼斯到倫敦:騷亂中Twitter的無差別挑戰 東方早報
2011年08月09日 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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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戰場

  發端於突尼斯、埃及的新媒體革命,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疾風驟雨的快速階段性勝利後,於利比亞、敘利亞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內在缺陷的第二階段,又在倫敦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革命的本質特徵正逐漸得到比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現為新媒體技術對主權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無差別挑戰。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博士

  倫敦及其周邊地區的騷亂已經進入了第三天:由8月4日一名非洲籍男子被擊斃為起點,8月6日開始有示威者上街要求“正義”,隨後示威演變成為“騷亂”,並擴散到倫敦周邊的三個地區。而根據最新的歐美媒體披露,示威者使用了黑莓手機和推特(Twitter)等新媒體工具作為主要的組織工具。執法部門官員說,他們在密切監控社交網站,看這些網站是否被用於煽動或組織暴力活動。黑莓生産商Research in Motion的一位管理人員說,這家加拿大公司向英國當局保證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提供協助。

  如果真是這樣,這說明利用社交媒體煽動騷亂的行動已經從“阿拉伯之春”那些國家轉移到世界最發達國家之一的街道上。稍微有點長期記憶的人,都會覺得這一幕多少有點面熟。沒錯,就在2010年底2011年初,類似的一幕發生在了突尼斯,並迅速席捲了中東北非地區。當時觸發問題的是所謂“小販不堪城管粗暴執法而自焚”,隨即有媒體將其稱為“推特革命”、“臉譜(Facebook)革命”或者“維基革命”,因為社交新媒體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與目前倫敦情況最大的區別在於,中東北非的事態發展被媒體稱之為“革命”,而倫敦的事態,則被貼上了“騷亂”或者“暴亂”的標籤。這其中的道理並不複雜,冷戰時期的那句名言“一方眼中的恐怖分子就是另一方眼中的自由戰士”,已經解釋了造成標籤差異的原因:立場和利益的差異,對自己有利的,符合自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就是“革命”;挑戰自己利益的,自然就是“騷亂”了。這在利己主義盛行的現存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不罕見。人們只需要有點基本的獨立自主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就應該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

  由於時機、地點、技術手段等方面的因素,倫敦的騷亂可能會變成一個更加重要的符號,承載着遠比其表面更加深刻的意義。倫敦騷亂髮生的時機非常巧:8月4日男子被槍擊身亡,8月5日標普調低了美國政府債券的信用等級,8月6日發生示威進而引發騷亂。這是一個很具有歷史諷刺意義的巧合,兩件事情看上去並沒有也不太可能有什麼直接的因果關聯,但他們從兩個方面折射出看上去繁榮興旺的發達國家內部所隱藏的脆弱與矛盾。信用等級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動蕩,反映的是經濟發展層面的問題;而僅僅因為一個男子的死亡就引發大規模騷亂,折射的是社會分配等方面掩蓋的深層次問題。如果將英國倫敦的騷亂和此前挪威發生的極右翼恐怖襲擊事件相聯繫的話,那麼其中可供玩味的深層意義就更加豐富了。

  根據已經披露出來的消息顯示,騷亂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大量地使用黑莓手機、推特等移動互聯網終端,以及社交新媒體組織實施行動,同時還把現場拍攝的照片實時通過手機傳送到社交網站上炫耀成果,吸引更多的參與者,一如在突尼斯、埃及等地的“革命者”所做的那樣。而另一方面,作為其主要對手的倫敦警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很快也會面臨類似的新媒體的挑戰,繼續在使用傳統的警用無線電系統進行內部指揮。但如何在社交媒體空間裡與騷亂組織者爭奪受衆,傳達信息,蘇格蘭場似乎還沒有展現出相應的應變能力。而且更加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倫敦警方有關槍擊事件的官方解釋遭遇的是普遍懷疑,受害者家屬更希望從其他信息來源找出“真相”。

  從事發的原因、參與的群體、技術的基礎、社會根源等角度出發,倫敦的事態發展可以看作是所謂“新媒體革命”的第三階段:發端於突尼斯、埃及的新媒體革命,在經歷了第一階段疾風驟雨的快速階段性勝利之後,於利比亞、敘利亞、巴林等地陷入了暴露其內在缺陷的第二階段,又在倫敦進入了第三階段。這一革命的本質特徵正逐漸得到比較充分的展示,它主要表現為新媒體技術對主權國家政府治理能力的無差別挑戰

  盡管美國等國家嘗試馴服新媒體技術作為為其外交政策與戰略目標服務的工具,但新媒體技術的擴散,以及民衆,尤其是底層民衆用這些新的工具謀求自身福利水平與生活條件改善的需求,是沒有實質性差別的。新媒體所具有的力量放大器、事件催化劑等功能並不會因為國別和環境的差異發生變化。任何國家內部在此前發展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各種矛盾,都有可能被新媒體引爆,並以意外突發事件的發生為契機,構成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是無差別的,全體主權國家都面臨着同等的風險,而相信在此次倫敦危機消退之後,更多的國家,尤其是那些原先篤定可以駕馭新媒體工具作為實現狹隘的國家利益工具的國家,會有更加迫切的衝動,來推動針對新媒體以及全球信息空間管理的國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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