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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公益慈善與風投間創造價值 21世紀經濟報道
2012年04月16日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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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 Meredith 斯坦福大學公益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公益這個概念,常常被理解為慈善捐贈,往往指的是經濟上的捐助。但事實上它的含義要廣泛得多,可以是智力資本、金融資本,也可以是人力資本的捐贈。公民社會是私營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公共區域,也可以稱為“獨立部門”。在美國獨立部門的就業人數占了全體就業人數的10%,它的資金來源就是公益資本。至於社會創新作為一種新的策略和理念,在政府、商業和公益這三個領域是共通的。這三個領域都在尋求創新的方式,並利用他們各自獨特的力量或者說影響力來推動社會創新。在中國,在我觀察到的社會語境中,社會創新這個理念,以及商業、政府和公益這三個領域之間逐漸模糊的界限,已經引起社會大衆關注。

  社會創新的契機與中美慈善捐贈的差異

  美國出現的社會創新方面的新理念,特別關注三個社會領域之間越來越模糊的界限。上周我們與“加州參議院銀行和金融機構委員會”在斯坦福大學曾組織一場會議,談到了一些新型公司——靈活的目的企業、福利企業以及它們與NGO的模糊界限。2011年10月通過的法案為這一類企業提供了種種便利,但僅有少數加州企業參與注冊。而美國僅有5個州有意識並且已經立法來尋找和鼓勵創造社會價值的企業,加州是其中之一。對這類企業的資助來自何方?可能來自慈善的捐贈——這會引起非政府組織的擔憂;也有可能來自一些風投、股權投資或者銀行業。

  談到中國的公益創新,我不禁想到中國文化的兩大傳統——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在中國,企業逐漸向著社會目標的方向轉變,我認為是基於這兩大傳統的一種自然演變。中國有着強政府的悠久歷史,而美國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公民社會萌芽時,還沒有形成全國政府。學校、宗教組織和醫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並且在之後的兩百年裡,與政府平行地發展着。而中國是先有強有力的政府,再出現公益組織,所以情形決然不同。中國在外交上的睦鄰政策,比如2011年日本發生大地震之後中國伸出援助之手,在我看來也有着重要的意義。

  根據世界銀行的記錄,中國現有1843家基金會,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長達到32%。由此可見公益慈善在中國文化中的厚重分量。

  中國慈善捐贈總額只占到GDP的0.1%,和印度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總共捐贈了600億人民幣,這個數字與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億,這是政府呼籲企業捐贈的成果,2008年之慈善捐贈回到了比較正常的水平。與中國不同的是,美國政府不會出面號召企業捐贈。這體現了中美兩國慈善運營的方式有所不同。

  另外一個區別在於,中國捐贈的10%-15%為個人捐贈,80%-85%為企業捐贈,而在美國占主要比例的則是私人捐贈。美國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贈總額達到三千億美金,占GDP2%-2.2%,這2%或者2.2%GDP創造了美國10%的就業機會。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大約30%的資金來自政府,同時政府也會減免一些稅收作為優惠政策。隨着慈善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經成為我們熱論的話題之一。這三千億美元的71%來自於私人捐贈,這是2010年的情況,過去40年亦然。另外8%來自於個人遺産,兩者相加即占到了83%-85%,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此外,基金會的貢獻是14%,而公司在5%左右。這個比例,中美兩國是反過來的。在美國很大一部分捐贈給了宗教組織,這個比例已經從50%下降到了35%,而這些捐贈裡只有10%最終留在宗教機構,絶大部分在社會領域再分配。

  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合作的新趨勢

  另外一個備受關注的方向,則是探討如何在扶貧中運用社會創新。比如在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就有一些專門針對扶貧的項目和發明創造,比如De Light、Embrace(一種兩千美金啟動資金的孵化項目)。在美國加州,尤其是斯坦福大學,我們一直在探討怎麼樣利用資源推動社會創新的情況。

  公益事業目前存在一些新趨勢,包括全球化、微型金融、投資者合作、捐贈圈、複雜性趨勢、公益創投、價值分享。我們需要把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人結合起來,同時要更加有耐心。對於一些風投來說,要得到期望的投資回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社會影響力投資概念的影響下,我們如何更進一步影響人們的行為和對公益的看法?在不斷舉行的會議和沙龍中,很多問題會不斷湧現出來,所以這項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戰略性。美國公益界像今天這樣的對話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提出問題,希望能夠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策略以及評估的標準,看看對整個社會能夠産生多大的收益和效應。我們會越來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的合作,解決社會問題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結在一起,而不是單獨的一種力量。

  影響力投資非常關注對資金的使用,尤其關注對社會所産生的影響力,能不能引發出社區更大的參與積極性,是否試圖了解投資人在想什麼,願不願意付出耐心資本。當一個公司産生經濟效益的時候,分享價值隨之産生,盈利和社會影響這兩者如何能夠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在這方面有一些相應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在美國可以向政府籌措資金。籌資對於社會影響力方面的一些長期産品的創新非常重要。同時它的比較優勢、在金融方面的績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在非盈利和商業這兩者之間走鋼絲,非常需要領導者和相關的人力資源。

  建立相應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每個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個人是必須要公佈的,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開的機制對於整個企業的運轉是非常重要的。

  要縮小鴻溝或者說縮小差距,作為企業的領導人,如果與非盈利NGO進行合作,如何確保公共和私有部門兩者完美的結合?更好地發覺企業社會責任所能夠發掘的潛力,作為一個企業或者公司來說,你們和政府還有非盈利機構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從而發揮最大的合力,這一點最重要,同時也要有共同解決的問題。對於政府的領導者來說,他們也非常樂於看到這一點。看一下中國的公益和慈善事業,我們必須要了解,它對於整個社會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以及我們應當為此成立一些什麼樣的基金。比如,非洲對水資源進行了非常重要的資金的籌措,人們會問,水和整個非洲的慈善事業究竟有什麼樣具體的關聯呢?事實上,當人們進行評估以後,所有人都同意,需要開發水資源的領導力,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領導。因為社會資源方面的僱員有90%到95%是女性,對於剩下5%的男性來說,他們如何為女性提供相應的培訓,如何提高她們的領導力,由此達到逐漸消除差異和鴻溝,更好地把婦女納入到整個社區的工作中來。

  在美國,他們也做了一些類似的事情,但方式不同。就增強商店僱員的能力來說,她們來自於低收入的婦女,以及教育水平比較低下的婦女。我們會問她,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你是如何面試的,你是怎麼樣來賣貨的,我們會為她們提供相應的培訓。這樣,我們幫助失業的女性僱員重新找到工作,幫助她們取得更好的工資績效,所以這是一種很好的消除鴻溝的做法。

  我們必須要通過教育,通過減貧,或者通過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來促進整個社會慈善事業的發展。同時,也需要把一些實踐者、專家和相應的機構納入進來。

  中美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新趨勢

  吳伯凡(二十一世紀商業評論主編):中國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創新,與許多商業的創新一樣,把不可能的事情變成可能,把賺錢的商業和滿足社會福利的 事情做到一起。孔夫子最早講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古老中國的哲學命題,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是“寓義於利”。這是所有企業、非盈利部門包括政府部門應該關注的問題。我們 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財經媒體,一直倡導集中三種部門的人一起探討這個問題。社會創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投資,用投資的手段來啟動社會創新。

  王振耀(北師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速度要比我們此前想象的快得多。人均1萬美元是發達國家的門檻。到目前為 止,中國社會對人均GDP1萬美元還沒有做好准備。當社會財富量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階段,需要我們進行大量的社會創新。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公 益慈善事業面臨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轉型,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小額捐贈和學雷鋒做好事,而是要運用慈善組織、大額的捐贈、金融投資等各種社會要素來提升中國 社會。

  目前還有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平台不夠,現在非常缺乏像21世紀社會創新研究中心這樣的對話平台和經常性的聯繫。第二,沒有通俗化的系統理論 體系做支撐,來說服中國大衆。第三,倡導力度非常有限,它需要多種多樣的活動。在香港,港府民政局和大衆在一塊擺攤參與社會創新,用財政款項來做社會創 新。

  今天《21世紀經濟報道》其實已經搭建了一個很好的平台,我希望這個平台能夠促進整個民族理念的轉化,解放那些具有巨大潛能的生産力,為中國的公益慈善和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源源不斷的動力。

  成卓(愛心火炬基金髮起人兼主席):美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優惠政策比如說稅收減稅是怎樣的?

  Kim Meredith:現在美國能夠給社會企業比較靈活的政策,最近加州發布了《社會企業法》,允許社會企業盈利並享受一定的減稅優惠,還鼓勵社會企業接受捐贈。

  Elliott Donnelley(美國西部慈善論壇主席、白沙投資集團總裁):很多創業公司一方面做資産組合投資,另一方面又做影響力投資,他們整體的態度還是比較謹 慎小心的。最近的例子是做“捐贈者指示基金”(donor-advised fund)的Impact Assets。過去“捐贈者指示基金”的捐贈對象僅限於非盈利領域,現在可以做影響力投資了,他們通過自身項目的推動,也推動法律體系針對這種捐贈形式做 到進一步完善。同時他們也在創造産品和服務,比如小額信貸服務和一些水資源項目,給捐贈者更多的選擇。政府也會出台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進一步監管,相關人 士包括捐贈者都在推動政府政策的出台。

  Kim Meredith:事實上每個人都在推動法律的變革,為社會影響力投資的基礎建設做貢獻。剛才Elliott提到Impact Assets,他們得以讓捐贈人把減稅後的資金再投入有可能盈利的社會項目。不管對個人還是風投公司,這都非常有吸引力。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 Legacy Ventures,他們原來只做投資,獲得的利潤全部投入社會項目,産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力。他們已經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Elliott Donnelley:我們家族基金會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討和探索,比如在“捐贈者指示基金”中,要是有人的捐款投給了類似谷歌這樣的公司,結果獲得了 10億美元的利潤,他不能要回這筆錢,這筆錢還是留在資金池中,只能繼續投給新的社會項目。另外,在傳統的非盈利組織裡出現了“非盈利財政分 紅”,Impact Assets把它叫做PRI,即項目關聯投資,讓其他人向現存的“捐贈者指示基金”賬戶投資。這種機制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們對這種投資提供一定的財政激 勵,如在管理費之外保證6%的年利息率,若此賬戶盈利更多,投資者還能得到更高的“分紅”。這種多樣、複雜的金融機制在慈善基金會中出現,是非常激動人心 的。

  慈善能否經營,慈善如何經營

  趙萌(斯科沃莫斯科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斯科沃新興市場研究院研究員):在美國和歐洲,個人的捐款已經能夠被投放到二級市場進行再生産,而且個人 可以創辦基金會。政府甚至設計出一套政策,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問題,幫助政府和公衆把節省下來的資金用來償付公共債券,這些社會企業的項目可以發行社會債 券,每個人都可以投資。在中國,個人的資金給到非盈利組織這一步是明確的。到底什麼是適合中國國情的、能夠擴大中國非營利組織和中國慈善捐贈人資金來源的 機制建設?它可以來自基層設計、政府層面、銀行部門的金融産品創新,以及社會企業自己的産品創新。

  王行最(扶貧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慈善需要經營,慈善必須要經營。一種意見是,基金會屬於慈善性質,不能經營它。但經營並不等於商業化賺 錢,非盈利組織也是要盈利的,只不過所盈的利用於什麼目的,是工作人員分了,還是所謂股東分了,還是繼續投到公益裏面,這是本質的區別。我們一直堅持慈善 是可以經營的,以財務管理為核心,以最小的人員投入産生最大的收益。

  另一方面是隱性的小額信貸,它與傳統的慈善不同。公司化經營是社會企業的一種形式,它的主要追求仍然是社會影響和社會目標,但是採取商業化的方 式經營。但這一形式同樣遭受到捐贈人的負面反饋。我把錢捐給你,你拿捐款發放貸款,而且用的是非優惠的利率,近似於高利率,這怎麼行?如果一筆錢你捐了 100萬,發給100個學生應該是1萬塊錢,一年以後全沒了。但這筆錢如果作為小額貸款發下去,到一年期收回來,會不斷增值。

  小額信貸確實促進公益慈善發展和社會創新。但是我們的融資碰到很大的問題。我們跟國家開發銀行合作,國家開發銀行的總體戰略是走下去扶持草根金 融。我們也跟農行合作,農行商業化以後往深一層,鄉鎮一級肯定覆蓋不到,這樣我們用小額信貸的方式給它嫁接,等於把服務半徑延長,這也是農行服務三農的方 式。在小額信貸沒有合法化名分的時候怎麼辦?干的足夠大的時候,國家自然就認可你了。比如現在放款一千萬,服務對象五千人,讓國家批准合法化可能嗎?但是 當服務一百萬農戶,年貸款量超過100個億的時候,我相信那個時候就有分量。

  我問Kim一個問題:中國公衆捐贈不超過20%,西方國家公衆捐贈往往是80%或者超過80%以上,這個問題很困惑我們,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可 能由於稅收的問題,還是說美國慈善傳統?美國的慈善是從貧民慈善發展起來的,從社區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中國所謂慈善是政府推動的,是自下而上的。

  Kim Meredith:你剛才講的很有意思。政府在這方面發揮了一點作用。事實上我想要澄清的一點是,確實美國政府有自己的稅收政策,但是我們也能看到整個公 民社會的成長,以及他們與政府之間不同的關係。因此我覺得這是一個1+1等於3的發展模式,在中國也可以適當的借鑒。

  在美國,個人是不是願意交的稅款用於慈善呢,這是我們的個人稅收政策所決定的。對於企業來說,由於整個市場上不斷有慈善家湧現出來,不斷産生積 極的社會影響,他們不得不迎頭趕上。監管機構也在跟蹤企業在社會公益方面的運作和做法。社會公衆,或者說企業的潛在股東們對這方面的關注也日益加深。現在 美國在激勵機制這方面也在不斷改進。

  成卓:你是否認為企業在未來會有更多的貢獻?比如說來自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

  Kim Meredith:我現在很難下結論說會有這個趨勢。在2009年企業慈善增加了10%,2010年又增加了8%,兩年內增長近20%。這種比例的上升背 後,也可能是經濟形勢造成個人捐贈的數值下降了。但是縱觀50年左右的時間,我們會看到,企業的捐助逐漸呈現增長的態勢。美國國會正在討論,對個人和企業 的慈善捐贈稅收減免政策是否要調整。如果這樣的政策轉變真的發生,企業的慈善所占的比例可能也會發生一些轉變。

  Elliott Donnelley:從傳統慈善公益來看,美國慈善款的效率很低,我們需要有非常聰明的決策和戰略才能夠擁有高效率和明智決定。往好的方面看,現在出現了 很多聰明的投資者,不再進行低效的慈善投資,而是進行高效的社會影響力投資。在商業領域,公司是基於利益的,如果公司破産就出局了,因此商業領域的資金是 高效的。我覺得中國也有這樣的一些趨勢。在美國我們總是希望能夠更高效地配置這些資源,在中國可以來思考一下如何對西方的做法去粗取精。

  趙萌:我們一直討論美國有什麼,中國有什麼,包括基於政府、民間、宗教的機制,包括透明度、問責、第三方認證等問題。如果有一些機構幫助非盈利 組織,會更有效益。特別像社會企業指數,或者專門提出來一些指標,衡量哪些公司做得好,告訴人們從什麼公司接受捐款。第三方認證機構非常重要,人們需要了 解,我做投資以後誰來真正檢驗這個過程是否公正和有效率。中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現在各個大學几乎每個星期都在開展這樣的討論,事實上會形成一種環境,讓 人們自然地互動,慢慢打破一些隔膜,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肖晗(嵐山社會基金創始人):我覺得,目前中國整個公益行業缺少一種動力。多年來互聯網行業突飛猛進,它的動力是什麼,如果能把這種動力引入到 公益行業裡來,對這個行業有極大促進作用。現在公益組織都覺得缺人,缺錢,缺效益,缺自由導向,沒人去問責,沒人去要求透明,所以整個公益行業跟現在基本 的商業機制有點脫軌。其實社會投資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商業化的機制引入到公益行業裏面來,讓公益行業更有效率,能吸引更多人才和資本。

  (本版文字未經嘉賓書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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