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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生産流水線上的工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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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南方周末實習生 劉志毅 南方周末記者 楊繼斌 發自深圳
■編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廠富士康的員工在不到半年內,已發生“八連跳”系列自殺。在“六連跳”時,南方周末的實習生劉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潛伏進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記者又正面接觸大量富士康員工,多次訪問富士康高層……
但這篇報道所揭示的,並非是人們想象中的“血汗工廠”的自殺內幕,而是中國部分地方産業工人的真實生存狀態。
在富士康觀瀾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綫,人几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罸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着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着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即使像自殺員工盧新這樣多才藝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涂爾干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我原來用的那台插針機傷過三個人。一個普工,一個全技員和我們綫長。有兩個都是在運行的時候去調機器,結果把手指扎了。不過也怪,本來是很難開的機 器,在扎傷人之後,連續十幾天都沒出過問題,綫長說這機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員工李祥慶說。
難以用統計解釋的“八連跳”
心理學家稱,富士康“八連跳”的自殺率仍低於全國平均自殺率。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盧新從富士康龍華區VIP招待所6樓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點30分。這是富士康深圳廠區三個多月內發生的第七起跳樓。在“被追殺”的恐懼裡掙扎了三天后,這名外向樂觀的富士康2009級新淦班工人,甚至來不及等待正從湖南趕往深圳的母親和弟弟。
所有認識他的人都說他樂觀、多才藝,2008年,他曾參加過湖南衛視的“快樂男聲”。
“被追殺”的幻覺産生於五一期間。即使是和盧新關係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紅領,也不知道幻覺背後的深層心理動因。5月9日上午,盧新的遺體在龍華殯儀館火化。他殘疾的父親——為了供盧新上大學,2006年父親在煤礦打工時腿被砸斷——並未到場。
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原因掀動了這系列自殺的多米諾骨牌。“但這肯定不會是最後一個。”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團媒體辦公室主任劉坤說。
才過一天,劉坤即一語成讖。5月11日19點左右,富士康龍華園區的一綫工人,24歲的河南許昌姑娘祝晨明,從租住在工廠附近的9樓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邊。據富士康通報稱,4月30日該女工已向工廠請了假,其自殺可能與情感糾紛有關。“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樣成為了自殺的藉口。”自殺學研究的創始人涂爾干在一百年前說,“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
盡管他們的自殺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體因牽涉死者隱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卻有一個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們人群構成,主要是指80 後、90後。資料顯示,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裏面占到60%,大約1個億。劉坤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層員工中,80、90後打工者,已經超過了85%。
死亡掠過的富士康園區,生活仍在精確地繼續着。在距離盧新跳樓處不遠的大道上,人一樣高的車輪轟然碾過。銀行、咖啡館、食堂、商店對大雨中匆匆而過的青年們張着大門。在生産電腦主板的車間裡,白色工作帽下一雙雙眼睛秀麗明澈,他們像往日一樣快速在主板上插進電阻、線圈。等到17點30分下班,刷卡機依例給每個人一個紐扣大小的笑臉標記。
在過去的22年裡,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銘的領導下,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世界工業史上最龐大的工廠,目前在中國各城市共有80余萬員工。因其獨特的生産模式,2009年年底,僅富士康龍華園區,這塊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萬人,其人口規模已相當於中國一個中小縣城,如城中之城。這個工業社區已很難用單純的“工廠”來定義,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團中國總部行政經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稱為“郭台銘紫禁城裡的市長”。
盧新死後第二日,包括清華大學心理學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學醫學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長呂秋雲教授等國內多名心理學專家空降深圳,會診富士康。李金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頂級心理學專家此行,是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的安排。
在專家的分析裡,盧新以及稍早的、同樣跳樓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學校友劉志軍和其他四名死者(“八連跳”中田玉和饒淑琴重傷),跳進了一個統計數據裡。他們稱,由於時間倉促,自殺的原因還無數明確斷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員工的自殺率,是遠遠低於全國的自殺率的。”2008年,中國自殺率大約是每 10萬人中有12名自殺者,而富士康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大約有2名自殺者。
但一個年輕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難以用冰冷的統計來概括和解釋。
南方周末記者的調查發現,就工作強度、加班時間、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遠稱不上“血汗工廠”。在龍華街道富士康維穩綜治辦公室門口,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打工者排隊應征,通過集合、形體查驗、填表、照相、考試、身份證查驗、體檢、分發八個程序後,即可成為富士康員工。高密度的自殺事件,並沒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湧入。在“六連跳”後的4月13日,便有超過3500人進入。即使排上七小時的隊伍等候招工,他們中也仍有不少人談笑風生,滿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殺者中的多數,想必當年也曾以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樣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着。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幾個同學和校友之中。
盧新自殺的那個凌晨4點30分,李祥慶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龍華園區2公里外的H3成品倉庫度過夜班最難熬的一個小時。這個時候,他們通常坐在椅子上,雙手不時使勁地“乾洗”着臉,盯着前方一動不動。
李祥慶是4月12日進入富士康工作的。這是他第二次來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進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覺得“在一個地方呆久了沒意思”,出來了。大約20天后,湘潭大學機電專業的應屆生盧新進入富士康工作。盧新的大學班主任汪洋回憶,畢業前,盧新也去考過公務員,沒考上。後來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還認為這是上天眷顧他的幸運事。
從學歷和閱歷上看,盧新和李祥慶互為鏡像。前者大學本科,後者中專畢業,前者已經自殺,後者常常念叨自殺。但他們互不認識。即使認識,也應該會粗口互稱對方為“屌毛”。在廠房以及宿舍裡,“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稱外的全部人稱代詞。“屌毛”和“屌毛”之間很少有友誼。甚至,在馬向前死後(死於2010 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認定死因為猝死),他宿舍的幾個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個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樣的工作服,一樣的工作。”劉坤說。他認為,這是打工者不願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這樣的孤立中,他們每天上班,下班,睡覺,上班,下班,睡覺。——而這種鐘錶一樣的生活,反過來壓縮着他們社交的私人時間。“老鄉會”、“同學會”這樣的“非正式組織”(李金明語)在富士康几乎是沒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壓力,便沒有任何人可以傾訴和分擔。”李金明說。
這是一個奇怪的場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約15萬人的狹小空間裡,人和人卻似碎片一樣存在着。即使盧新這樣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淦班才藝大賽中,他憑演唱《你的樣子》獲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僅限於同學和校友之中。
宿舍裡一個新的“屌毛”來了,沒有任何歡迎儀式。等到某天下班,發現10個人一間的宿舍空了一個鋪位,才知道一個“屌毛”走了。“一個個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說。
涂爾干在他的《自殺論》談到,個體的社會關係越孤立、越疏離,便越容易自殺。“集體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殺的障礙之一。”
或許恰是在這種孤立裡,性或者愛情對於一個個體心靈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為感情跳樓)。有女生的車間就是好車間,有女生的樓層就是好樓層。
“我真想去跳樓了。”李祥慶用剛發的勞保鞋踹着金屬柜子。剛進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機QQ上的責駡几乎讓他哭了出來。外邊的機器還在轟隆隆地運轉,周遭的一切也都若無其事。那幾天裡,李祥慶甚至看見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侶就煩。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態強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綫長)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沒想到這一切這麼快,女友原本還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沒有足夠的錢可以買點吃的給她,反倒還從她那裏拿了一點回程的路費,“太對不起她了,真的很難受,本來讓她拿走的錢她也沒拿”。
在這樣的人口密度裡,談戀愛也是拮据的。“廠區裡找不到地方談戀愛。”富士康工會副主席陳宏方說。而在整個龍華廠區和觀瀾廠區周圍,也並無電影院以及市政公園。據曾紅領回憶,盧新在去年8月進富士康以來,也尚未戀愛。盡管他多才多藝,並且也經常和曾紅領聊起愛情。
黑網吧可以從另一個途徑解決這些青年人的“荷爾蒙”衝動。它們隱藏在“餐館”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專人負責拉客,拉客的會把他們安排到具體的電腦上,這裏有不少“毛片”。在發工資之前,一些工友有時候也在這裏輕微地“解決一下問題”。但是他們說“看得難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資發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觀瀾宿舍區旁,從一個插着面破舊國旗的小路口走進去,小姐們坐在一棟舊樓下的長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價格,應該也是專為打工仔們設定的。
但不管是性還是愛情,都會撞上“錢”這堵冰冷的墻。
“沒錢沒車沒房”,“沒有錢你會愛我嗎,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李祥慶唱着不知從哪裏學來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說,“媽的,老子十年之後攢夠錢了開車到她家去!開真的寶馬,反正不是倉庫的那種。”
李祥慶所說的“倉庫的那種”,指的是倉庫常見的油壓車。它們大多有毛病,狀況最好的那台,被他稱為“寶馬”,其它的,則只能算作“豐田”“吉利”和 “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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