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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真正原因

http://finance.sina.com   2017年06月20日 22:32   北京新浪網

  文章來源:FT中文網

  2009年9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紐約召開。時任北京環境交易所董事長的我在參加“中美低碳經濟峰會”時,面對台下的數百位中外聽衆,講過這樣一個故事:國際社會是一個大家庭,歐洲、美國等發達地區,經過長期發展,經濟和社會形態已經高度成熟,好比五六十歲的老人。他們不幹重活,技術先進、能耗很低,70%的排放都來自消費部門。而中國是這個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勞動力:18歲的小伙子,幹活多,自然吃的多。然而我們還不太富裕,處在成長髮育的過程,吃的是粗糧(以煤為基礎),排放自然就高,並且主要集中在工業部門,減排壓力和難度遠超發達國家。

  長期以來,一些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過重的減排責任,這客觀上存在很大難度,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發達國家提供相應援助,例如幫助年輕人“改變膳食結構”,提高作業技能等。忽略發達國家由“青壯年勞動力”發展到現階段所造成的大量排放,一味地要求發展中國家干重活,還不允許增加排放,這在經濟規律和道義上都是講不通的,也不利於解決實際問題。

  過去的八年間,國際社會也是通過很多這樣積極的碰撞,歷經挫折並走向共識,其中一項重要成果是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協定》。然而,國際社會的合作並未如預期中順利推進。2017年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意宣佈退出《巴黎協定》,引起了世人嘩然。在聲明中,特朗普把氣候變暖歸咎於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碳排放,並“組織”出很多數字,例如中國14天的碳排放量可以抵消美國所有的減排成果,《巴黎協定》允許中國新建數百座煤電站,印度煤炭生産加倍,卻限制了美國的工業生産,並將打擊美國經濟、就業和競爭力。他宣稱《巴黎協定》會導致2040年美國GDP下降3萬億美元,650萬工業工作崗位流失。在當下割裂的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的話音能輕易地將應對氣候變化“坐實”為中國抑制美國競爭力而編造的陷阱,並引申出一個看似無法證僞的陰謀論。

  一時間國際社會輿論紛紛,聯合國秘書長、歐盟、中國等主要領導人,美國各界人士發出一片憤懣和遺憾之聲。一個是人均GDP已接近6萬美元,服務業占主導且擁有全球最強科技和金融實力的美國,一個是人均GDP才剛剛超過8000美元,工業化、城鎮化還在進程中的中國,在減排問題上誰的壓力更大,答案不言而喻。因而特朗普這一番言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但若認真地用真實數據去回復其所提出的種種質疑,恐怕是未解真味。特朗普本人怕是沒有興趣了解所謂真相的,他所要做的無非是找出些針對發展中國家聳人聽聞的數據,調製成煽動民衆的藉口,樹立一個上任即兌現承諾和推崇美國利益的總統形象。

  深究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真正原因,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提振經濟和就業的主要手段是復興製造業和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這客觀上需要尋求更低的能源成本和更寬鬆的環境管制,勢必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因此與國際社會共同制定的氣候政策發生衝突。基於此,美國預計很難完成奧巴馬政府之前所提出的國家自主貢獻,而繼續留在《巴黎協定》容易招致美國國內環保團體或地方政府對特朗普政府的不滿,帶來風險和后患,削弱其政策權威性;另一方面,美國共和黨保守派向來反對政府採取任何強制性減排措施,他們普遍信奉自由市場理念。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既能為能源集團打破緊箍咒,緩解美國製造業頽勢,也有利於特朗普與共和黨內保守派搞好關係。

  縱觀國際社會,責任、權力、義務和收益從來都是對等的。特朗普政府短期內似乎通過兌現競選承諾而樹立了威信,有助於轉移目前國內空前的彈劾壓力,並獲得共和黨內的支持。但是長期看勢必會削弱美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使美國的大國霸主形象被其“精緻的利己主義”蒙上陰影。一定程度上,美國利益至上的表現正是其國際地位衰落的表現,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美國一己優先和利益至上的訴求,正是其國際影響力和綜合國力減退的映射。

  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顧長遠責任,作為昔日老大哥的美國,如今對小伙伴們的“家長裏短”失去興趣,為看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奉行美國利益之上,國內利益優先。如果美國只是獨善其身也罷,卻還要跳出來阻撓和幫倒忙,不能維護和遵循有關各方達成的積極共識,此項舉措毫無疑問是與國際社會主流價值體系相違背的。長此以往,不肯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美國,能否對他國維持較強的影響力,對國際秩序保有公信力,話語權,持續發揮自己的軟實力,恐怕都將被打上問號。

  所以,這場不體面的退出,對追求利益優先的美國來说,短期獲益的僅僅是特朗普政府,而美國長期的戰略競爭力、國際領導力和影響力必然受損。對於國際社會而言,美國的退出更是對人類聯合對抗氣候變化的努力的一記重擊。16年前,布什政府拒絶批准《京都議定書》,導致《議定書》拖延到2005年才生效。這次雖然《巴黎協定》的法律效力不會受到影響,並已於去年的11月4日正式生效,但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的退出必定對協議的實施效果和他國的執行情況造成客觀影響。

  首先,美國此舉會打擊其他國家對於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並滋生出更多懷疑論,導致他國減排力度縮水甚至停滯。例如2001年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等國也相繼退出;其次,因為美國的減排不作為,將使得距離2攝氏度升溫目標的減排缺口進一步增大,加大其他國家的減排壓力;同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承諾等將進一步落空。

  無論如何,美國人民所選出的這樣一位長於商業交易、看重利益變現的總統使美國逐漸放棄道義的制高點,難以再承擔應對氣候變化的領袖角色。美國不幹了,“接盤”的任務預計將落到了歐盟和中國身上。歐洲固然希望能夠接過旗幟,成為新的氣候秩序引領者,但從客觀上看,歐洲近年來的衰退趨勢明顯,英國脫歐,難民潮等問題更令其深陷困局,如果美國退出,歐盟扛旗,則意味着全球減排缺口和國際資金缺口將由歐盟承擔,這對歐洲顯然頗有難度。歐盟能否以呼號天下的底氣來力輓氣候變化的狂瀾,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與此同時,很多評論紛紛倒向中國,認為美國的退出能夠幫助中國成為氣候戰役的領袖,這種说法難免有些不切實際。就像上文談到的,“尚在長身體中的年輕人”在國際社會的圍攻倒逼下,加上國內自身轉型升級的壓力,現實處境是其不得不減排。

  所幸這些年,減排的緊箍咒並沒有讓我們喪失改革的魄力和信心。通過瘦身健體,減少攝入,提高效率,中國咬着牙堅持履行着減排承諾,盡管這對於正在長身體的小伙子來说無疑是負重上坡,難上加難,但這並沒有撼動我們以改革謀發展的決心。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意識到應對氣候變暖,治理環境污染,促進能源高效利用等任務已迫在眉睫,轉型升級、節能減排是一件我們必須要做的事。因而我們推動供給側改革,確定“五位一體”總體佈局,並且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力推綠色改革新政,倒逼提質增效,提出2030年碳排放達峰等切實的減排措施,這些舉措都使中國在國際氣候變化治理新框架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全球治理領域領導力更迭和分化之際,以上都是我們能夠看到的戰略機遇和積極因素。當然,我們也應該充分評估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戰略定位。中國要實現已經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總投資預計將超過20萬億元,對此我們已經表示要承擔起負責任大國的減排義務。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此舉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減排責任和出資義務,並對中國國內經濟發展帶來挑戰,與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與承受能力之間存在差距。主導世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絶非易事,我們既要心嚮往之,也要水到渠成,謀定而后動。

  國際社會和國際格局的變化,也要遵循歷史曲折上升的規律。對於美國提出的重新談判巴黎協定的提議,今天各國都不願理會,然而從長遠現實出發,沒有美國的參與,這個關係人類命運發展的重大組織體系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共識基礎的。盡管《巴黎協定》督促世界各國同心協力,提出並貫徹實施國家自我貢獻目標,當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在減排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逆向衝突的價值導向必然會産生巨大的摩擦從而導致《協定》難以發揮作用。要彌補和縫合分歧,需要時間的沖刷,局勢的變遷,歷史的機遇和沉澱。終歸人類命運還是要由我們自身的共同體而主宰,要包括最主要的力量而凝聚共識和合力。

  具體來看,全球氣候秩序變遷的重要歷史節點,往往與美國國內兩黨政治氣候變化高度相關。《巴黎協定》規定成員國加入3年后才能正式退出,此外還有1年等待期,也就是说美國最快在2020年11月左右才能正式退出,屆時正值美國下輪大選,不排除在此期間特朗普政府改變風向,或者兩黨輪替的可能。當然,新的完整體系氣候格局的形成,還要在國際格局和實力較量的過程中,在這種力量的再平衡中實現新的均衡 。

  (作者系國富資本董事長。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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