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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金融城何去何從? 金融時報
2013年02月27日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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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是一位謀求削弱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的策劃者,我會把德國的金融中心從法蘭克福挪到柏林,就像上世紀90年代德國把首都從波恩遷到柏林一樣。這樣,德國金融中心就會成為一個世界性大都市的一部分,成為真正吸引外國銀行家和律師在此居住的地方。

  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不過其他歐洲法律法規正在破壞倫敦金融城擴張成世界頂尖國際金融中心的50年進程。如今,倫敦金融城正面臨這樣的未來:它既無法穩居歐洲金融中心之位,也無法成為來自美國、亞洲和新興市場的全球資本的離岸中心。

  倫敦金融城過去曾多次面臨轉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era)的全球擴張;1963年,美國政府對購買外國證券的行為征稅,令倫敦金融城通過歐洲債券市場復甦;1986年,去監管化的“大變革”(Big Bang)令倫敦金融城成為歐美銀行的天然中轉站。

  而1999年歐元的誕生也曾令倫敦金融城再次面臨潛在轉折。事實證明,英國拒絶加入歐元區對此毫無影響。在那以后倫敦金融城成為歐元區交易中心,同時還吸引了來自俄羅斯及其他地區的股票上市和各類交易。到2007年,紐約已開始擔心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會被倫敦取代。

  或許,倫敦金融城的衰落只是被推遲了。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推動對銀行家獎金比例作出嚴格限制,這是2008年以來旨在遏制對沖基金、金融交易以及“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的多項努力之一。另外,歐元區還謀求建立銀行業聯盟,這些都威脅到倫敦金融城的存在基礎。

  有些人可能會表示這也是好事,這其中不乏英國人。倫敦金融城過於無拘無束的文化導致了過度冒險,除了其他諸多問題之外,還導致英國政府為蘇格蘭皇家銀行(RBS)這類銀行紓困,對英國納稅人來說,這類紓困代價不菲。而且,倫敦金融城還將如此多的寡頭和富有的銀行家吸引到倫敦,以至於其他人無法承擔與這些人共同生活的高昂開銷。

  不過,雖然英國確實對銀行業及相關財會和法律這類專業服務過度依賴,英國亟需從這種過度依賴中解脫出來,但是一上來就將過去幾十年建設的成果貿然推翻十分不智。畢竟,倫敦經濟復甦的幅度是英國其他地區的三倍,2011年金融服務占了英國出口額的26%。

  這不是為阻礙改革開脫,對於最強的産業英國几乎從未持保護主義立場。實際上,英國始終是改革的先鋒。在歐盟(EU)內,英國曾為提高資本標準和將投行和零售銀行圈護起來進行過鬥爭,而法國和德國在這兩件事上的立場要溫和得多。

  對於《巴塞爾協議III》(Basel III)框架下對全能銀行的資本要求,法德兩國都降低了標準。另外,它們採納的結構化改革提案也是由利卡寧(Liikanen)提出的寬鬆版本,而不是更嚴格的英國體制。正如法國央行(Banque de France)行長克里斯蒂安·諾亞(Christian Noyer)坦率承認的,這可能“有悖於國家利益”。

  它們更熱衷於設立監管法規削弱金融交易和對沖基金,這其中既包括“另類投資基金經理指令”(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 Managers directive),也包括上上周歐盟達成的協議,鼓勵各國對金融交易征稅。盡管英國拒絶了上述協議,該協議仍可能增加倫敦的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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