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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首席經濟學家董忠雲:中國應堅定製度自信應對經濟格局變動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6月29日 02:42   北京新浪網

  文 董忠雲 劉慶東 符暘

  6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突破了1000萬例,累計死亡接近50萬例。5月下旬以來,全球疫情擴散再次出現加速趨勢,每日新增確診屢創新高。南亞、中東、非洲、拉美逐漸成爲新的疫情震中,而美國的經濟重啓和遊行示威活動導致其國內疫情出現了明顯的反彈,每日新增確診從前期2萬左右的平臺反彈至4萬以上,累計確診已超過260萬例。對比之下,中國目前累計確診8.5萬例,北京近期出現疫情的小規模反彈,令全國每日新增確診從個位數反彈至兩位數,但仍處於緩慢增長的可控水平。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疫情率先在中國爆發的客觀現實,中國可以稱爲是全球疫情防控最成功的國家。但一些西方國家卻一直抹黑中國在抗疫過程中的努力,導致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複雜化。

  在全球新冠確診突破1000萬例之際,我們有必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找出我國與西方國家在疫情應對方面呈現明顯不同的原因所在,通過分析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我國的制度優勢,強化我們的制度自信,並在此基礎上,展望疫情後,我國將面臨怎樣的挑戰與機遇。

  1、“環球同此涼熱”與“風景這邊獨好”——誰在疫情中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權

  歲末年初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波及面超過了當年的“非典”,就在我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終於看到了抗擊疫情徹底勝利的曙光時,疫情卻開始在全球飛速蔓延。面對海外,尤其是西方國家疫情的爆發,我們一方面對這些國家的人民抱以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越來越困惑:爲何“先進”的西方國家在抗擊疫情中的表現顯得沒那麼“先進”。

  長期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眼中,西方國家代表了“文明”、“先進”和“強大”,中國需要全方位“向西看”。然而讓人吃驚的是,這樣“高大上”的西方國家在抗擊疫情方面不僅沒有成爲中國的“榜樣”,反而呈現出諸多在中國人看來十分“魔幻”的場景。從意大利民衆拒絕佩戴口罩,到英國首相親自垂範“羣體免疫”,再到美國總統竟然頂着美國不斷蔓延的疫情強行催促國民“儘快復工復產”,一幕幕着實讓中國人“開了眼界”。中國人驚奇地發現,原來在應對疫情時秉持科學精神、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並不是各國民衆的普遍觀點,原來“人命大如天”竟然不是全人類的基本共識,在有些政府的價值體系中,經濟發展竟然比人民的生命安全更重要。

  很顯然,長期存在於我們社會觀念中的那個“西方發達國家”實際上遠遠不如我們想象中的那樣“完美”,甚至可能連“美”都稱不上。時至今日,在西方第一強國美國以不到中國四分之一的總人口數實現三十倍於中國的累計確診人數,在歐洲主要大國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接連“後發先至”,以相當於中國一個省的人口數紛紛實現幾倍於中國的累計確診人數時,我們至少可以客觀地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在疫情防控上,中國的表現遠遠優於西方國家。更進一步,如果我們都承認一個事實:即在構成“人權”這個複雜概念的諸多內涵中,“生命權”排在最重要的位置,那麼我們也可以得到另一個結論:是中國,而不是“先進”的西方國家,在疫情中更好地保護了本國公民的人權。

  在疫情上,全世界人民確實經歷了“環球同此涼熱”,但是在抗疫方面,就大型國家來說,中國目前確實是“風景這邊獨好”。中國有資格,有能力,在抗擊疫情方面給衆多好爲人師的西方“發達”國家上一堂真正的“人權”課。

  2、遠超西方國家的行政效率——中國抗擊疫情成功的深層次原因

  當我們承認,從客觀上來說,中國抗擊疫情是相對成功的,尤其是強於美國爲首的西方諸國時,一個合理的問題就出現了,中國抗疫成功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從醫學發達程度來看,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仍有差距。根據QS排名,2019年世界醫學專業排名前50的學校中,美國有18所,英國有9所,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各有4所,而中國大陸無一所在榜。從人均醫療資源的角度看,根據CIA World Factbook 2019年1月份更新的數據,中國每千人擁有1.79個醫生,在全球197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90,而美國、德國、英國和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每千人醫生數分別爲2.59、4.21、2.81和3.23,均超過中國的水平。

  看起來,中國相對落後於歐美的醫療水平、醫療資源與中國成功的抗疫成果放在一起,是一個頗爲“奇怪”的組合。實現這一結果的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就是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率是一個相對“中性”的概念,在涉及到具體問題時,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調動資源解決問題,幾乎是衡量一個政府行政效率的終極標準。從現實層面講,這種資源調動效率通常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對各行政系統及類行政系統本身掌握的資源的調動效率,還有一個是必要時政府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信用”、“道義”和“感召力”等,對社會資源進行徵集。對我國來說,前者指的就是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下,中央政府對直插基層的各級行政組織嚴密的掌控、以黨控軍的軍隊模式下黨中央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國家對掌握資源的各級國有企業的調動權三者合一,而後者則指的是非常時期,我國政府“發動廣大人民羣衆”的能力。正是因爲我國政府在決定政府行政效率的這兩個方面都優於西方發達國家,我們才能在疫情爆發時,一方面迅速調動政府直接控制的資源,另一方面及時動員廣大人民羣衆,發動抗擊疫情的“人民戰爭”,從而取得強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抗疫成果。從中央定性、武漢封城、舉國資源轉向抗擊疫情開始,我國政府和人民體現出的高效、務實和靈活,無疑是遠遠超過連是否戴口罩、是否封城都需要各政治團體、各政府部門反覆扯皮的西方國家的。

  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在醫療資源不足的客觀條件下,依靠“體制優勢”所賦予的高行政效率,通過充分發動人民羣衆來處理公共衛生問題,提高國民公共衛生水平,是有着爲數衆多的成功經驗的。比如建國之前曾經長期肆虐於我國長江以南的湖南、江西等省份的,俗稱“大肚子病”的血吸蟲病,在建國後逐漸被消滅的過程,就是這種“傳統”的典型例子。統計局數據顯示,在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區區35歲,孕產婦死亡率高達1500/10萬,而今天的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已經提高到77歲,孕產婦死亡率已經降到18.3/10萬。這一成就的達成,主要得益於黨帶領人民在建國後經過長期發展,建立了由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等組成的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而能夠在醫療資源相對不足的情況下建立這套體系並使其長期發揮作用,則離不開49年以後我國所建立的,無論橫向對比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還是縱向對比中國曆代政權,均在行政效率上高出一截的行政體系。

  3、體制之辨——爲什麼西方發達國家抗擊疫情如此不力

  西方國家的行政效率明顯低於我國,以至於抗疫表現不佳的原因是什麼?在明知我國的諸多方法確實行之有效的前提下,爲什麼西方國家的政客普遍不願意、抑或是無法學習我國的抗疫方法?對於這個問題的探究觸及了隱藏在行政效率背後的、關於各國政府組織的更本質的問題,即一國政府的合法性來源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責任範圍問題。而政權合法性來源本身,則又與一國政府目前的基本架構建立時的時代背景,以及推動因素密切相關。

  在人類歷史上,一個國家的政府組織形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往往會隨着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動而被動調整。在歐洲,西羅馬帝國崩潰到近代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其主流的國家組織形式一直是分封制。在這種制度之下,國王、領主和教會互相影響和制約,國家不存在對民衆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和統治。直到工業革命爆發,新興的資產階級在自身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極度不匹配的情況下,推動各國進行資本主義改良或者乾脆在一些國家進行暴力革命,歐洲持續了一千多年的分封制才逐步瓦解,新的近現代民族國家才得以建立。而這些歐洲新興的民族國家,其政府的組織理念就是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權分立”。結合其產生背景,我們不難看出,歐洲、以及歐洲人到了美洲後建立的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之所以“三權分立”爲政府架構基礎,原因就在於當時主導變革的資產階級需要這樣一個政府架構來限制君王、領主們的封建權力和教會的宗教權,同時最大限度地保護其自己的財產、便利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開展。可以說,某種程度上,西方世界“三權分立”的政府架構,其合法性的原始來源並非現代意義上的“保護人權”等正義訴求,而是最大程度上承認並保護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

  我們自己的歷史與西歐明顯不同。我國早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支後就結束了封建制,自秦朝始至清朝滅的2000多年,無論朝代如何更迭,郡縣制的基本政治架構都得到了延續。在這種政治架構下,理論上,以皇帝爲首的中央政府總攬全國事務,擁有對全國的統治權,而各地方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中央授權,在政治實踐上呈現出較強的對上負責傾向。到清朝末年時,因爲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這種體制在自身的慣性下與外部勢力被動合流,使我國人民陷入了極端困苦的生存環境中。在此種情況下,中國人民歷盡百年苦難、在嘗試過各種改良主義均告失敗後,終於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通過暴力革命,建立了具有現代政治結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國政權合法性的原始來源,是中國最廣大的人民在革命組織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通過暴力革命推翻封建王朝、驅逐帝國主義及其買辦勢力的“革命正義”,和西方國家有着顯著區別。

  政權合法性來源的不同,使得我國和西方國家在政府運作過程中的傾向性上出現了顯著的差異:西方國家政府雖然名義上對全民負責,但在實際的組織架構上和政治操作上極端偏向資產階級。我國政府則長期秉持“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迄今爲止在大多數的制度設計和政府運作中都堅持“平等”的原則。具體到此次疫情來說,我國政府在疫情中一直在強調和貫徹“人命優先”的理念,強調“應收盡收”和政府對新冠肺炎治療費用的兜底。同時,無論是官方媒體還是衆多非官方媒體上,都沒有部分西方媒體的那種以赤裸裸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爲基礎,把人命和經濟放在天平上來衡量的情況。中國政府視人民的生命健康重於經濟發展,在個別企業提前復工時不斷強調“不能放鬆警惕”、“防疫第一”,與西方部分政客在因疫情封城僅僅幾天後,即爲了“經濟”而催促民衆迅速復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樣一些通過精心設計的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使民衆產生掌握權力的幻覺,又通過法律、制度等多種手段,全面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西方國家,又如何有意願和有能力學習中國以人民生命健康爲第一要務,不計代價的全面抗擊疫情的“中國模式”呢?

  4、結構之困——疫情下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性問題更加凸顯

  近期美國國內疫情的反彈,除了經濟重啓的原因外,全國範圍內的抗議遊行增加了人員密集,也是導致病毒傳播的重要因素,而全國抗議遊行的背後折射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長期存在且日益加劇的社會結構問題。

  2020年5月25日,四名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致黑人喬治·弗洛伊德死亡,隨後美國全國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爲口號,開啓了此起彼伏的反對種族歧視的抗議浪潮,部分抗議甚至升級爲違法暴力活動,種族問題已經導致美國的社會穩定性受到嚴重挑戰。隨後這種抗議浪潮還向其他西方國家蔓延,如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捷克等國均出現了反對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活動,雖然名義上是聲援美國,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種族問題是西方國家普遍面臨的困境。

  我們認爲“種族歧視”一部分確實是源於對某些人種、膚色的偏見,但還有很大一部分“種族歧視”的本質其實是階層歧視。如美國黑人面臨種族歧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黑人處於美國社會的底層,而美國社會結構相對固化,甚至貧富差距越拉越大,下層向更高社會階層躍遷的難度越來越大,這導致社會結構性問題日益嚴重,而種族問題只是社會結構之困的一個表現方面。

  貧富分化是西方國家面臨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也是導致長期內社會不穩定的最關鍵要素。據wind數據,2018年美國的成人人均財富基尼係數爲85.2%,歐洲爲82.4%,均高於中國的70.2%,反應美歐貧富差距問題更加嚴重。據總部位於美國華盛頓的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美國稅收公平協會(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的分析,在今年3月18日至6月17日的之間,美國643位億萬富翁的總資產從2.9萬億美元增至3.5萬億美元,而與此同時,美國勞工部6月25日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已連續14周超過100萬人,累計申請人數約4700萬人,大量民衆需要依靠政府的救濟維持生計。這顯示疫情或導致美國貧富分化更加嚴重,且目前尚看不到能夠驅動這一問題出現改善的因素。

  5、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國的國際輿論困境與西方霸權的實質

  在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中,西方國家除了讓中國人“開了眼界”,見到了諸如“羣體免疫”等各種“奇葩”操作外,還充分讓中國人見識到了其媒體和政客在顛倒黑白和搬弄是非方面的“專業”。

  以美國爲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媒體和政客在各自國內疫情嚴重爆發後,對於他們自己的“體制問題”絕口不提或者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反而爲轉移國內輿論壓力,紛紛甩鍋中國,無端指責中國隱瞞疫情、要求中國爲全球疫情擴散負責、刻意將病毒稱爲“中國病毒”等,這些行爲令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更趨緊張。然而,比西方媒體和政客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媒體和政客長期洗腦宣傳下,大批的西方民衆、以及接受西方教育、長期依賴西方媒體獲取信息的世界各國精英階層對中國的看法因疫情的影響而更加負面。西方的大部分媒體以及以美國好萊塢爲首的大部分文化產業,表面上提供各種眼花繚亂的文化產品和各式各樣的觀點,但細究起來不難發現,在“西方性等於現代性”、“越像西方等於越先進”等隱含價值觀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長期以來,西方媒體名義上永遠“理性客觀”,但實際上通過帶有傾向性的飽和信息轟炸讓信息接受者一邊享受“新聞自由”,一邊被慢慢洗腦,如同赫胥黎在《美麗的新世界》中描繪的一樣。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這種看似分散實則統一的宣傳模式令我國在國際輿論場上備受壓力。

  西方的國際輿論霸權,實際上是其全方位的國際霸權在國際輿論場上的投射。這種霸權,肇始於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自那時起,西方國家通過對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殘酷的殖民掠奪,逐漸建立起了自身全面的經濟和科技優勢。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們,長期以來致力於淡化自己發家的血腥歷史,組織輿論宣揚他們取得今天的經濟成果的必然性,極力地把西方世界物質的發達歸因於他們獨特的“體制”。在西方國家營造的國際“話語體系”中,很少或不會提及衆多全面實行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經濟經過多年發展依然落後、人民生活依然困苦的非西方國家,即使偶爾提到,也會極力地把他們的落後與“學習西方不夠到位”聯繫到一起。

  這種霸權體系,其實質就是對“正確的發展路徑”和“正確的政治體制”的“認證權”的壟斷。也正因爲這種霸權特點,在此次疫情中,西方國家才不約而同地開始抹黑中國,因爲中國抗疫的成功可能會促使衆多西方的“追隨者”對正確的發展路徑和正確的政治體制產生“別的想法”,從而動搖西方霸權的根基。

  6、疫情將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以制度自信應對中國復興的挑戰和機遇

  縱觀人類自1945年二戰結束後的歷史,大概只有1991年的蘇聯解體,在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上可以和此次全球全面爆發的新冠疫情相比。如同蘇聯的解體從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一樣,此次疫情之後,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又將如何變動,我國又將面臨怎樣的挑戰和機遇?

  在面臨的挑戰上,當前我們至少要考慮到兩種疫情結束後可能出現的情況:(1)疫情對全球經濟形成了巨大沖擊,疫情結束後,爲了轉移矛盾,中國可能會面臨更嚴重的“國際輿論圍剿”,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出現個別國家化“叫嚷”爲實際行動的情形。(2)中國政府在抗擊疫情中展現了巨大的物資和人員的動員能力,中國人民在疫情期間展現了強大的紀律性和耐受力,這很可能讓部分西方國家決策層感到恐懼。雖然這種恐懼不是擔心中國軍事層面有所動作,但僅僅是擔心疫情之後,自己在國際產業價值鏈上的生態位可能被中國取代,也很有可能讓某些一直處在爭論中的對中國的遏制計劃加快出臺。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對已經飽受《瓦森納協定》困擾,長期被西方國家技術封鎖,目前在衆多領域仍然受制於人的我國來說,可能會是比較大的打擊。

  同時,本次疫情對我國來說也可能會帶來重大的歷史機遇:

  (1)目前我國疫情已經得到較好的控制,在常態化防控的政策思路下,大概率不會導致疫情再次大規模爆發,而歐美部分國家在疫情依然較嚴重的情況下急於重啓經濟,導致疫情已經出現了反彈。同時,我國通過前兩年的去產能、去槓桿等政策,已經大幅化解了經濟中的結構性風險,並且也爲我國應對疫情衝擊實施經濟刺激提供了較歐美國家更爲充裕的政策空間。上述因素有利於我國經濟迅速實現復甦,並在今年全球經濟總體大概率衰退的背景下爲世界經濟增長作出更加重要的貢獻。近日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萎縮4.9%,其中美國經濟將萎縮8%,歐元區經濟萎縮10.2%,中國經濟增速爲1%,爲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增長的國家。

  (2)疫情發生以來,西方國家政府意識到基礎工業生產能力的重要性,並藉機引導企業將製造業向本國回遷,但從企業的角度來看,這一次中國在最短時間內成功控制住了疫情並重啓經濟恰恰證明了中國具有良好的危機應對能力,同時我國醫療物資方面從緊缺到充裕再到對外出口和援助,也再一次向世界證明了中國工業體系的強大力量,這些反而可能增強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令產業鏈進一步向中國轉移,結合中國巨大且不斷升級的消費市場,“投資中國”仍將是未來世界的主旋律。

  (3)雖然西方媒體和政客對中國不斷抹黑,但是在全球,仍然會有大量的不依靠西方二手信息來了解中國的政商人士理解並認可我國的努力,如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就曾表示中國是抗疫做得最好的國家,這對我國將來在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構成利好。我們相信,只要中國堅持目前正確的防疫和經濟發展方針,繼續走好我們自己的路,時間一定會爲中國在抗議過程中的努力和成績“正名”,當中國的抗疫成功被世界普遍認可之時,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地位有望得到顯著的提升。

  (4)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生產力提升的重要途徑。疫情之前,全球經濟就已經面臨增長乏力的問題,各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導致經濟增長缺乏充足的動力。未來全球新一輪長期增長週期的開啓需要寄希望於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而誰能夠主導下一輪科技革命,誰就有望掌握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因此,我們看到科技領域已經成爲中美之間實質上的博弈焦點。長期以來,西方國家一直對華採取科技封鎖,但我國依然取得了衆多高科技領域的突破和成就,如高鐵、5G等,在本次疫情的疫苗研發方面,我國也走在了世界前列。目前,包括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在內的“新基建”已經成爲國家明確的重點發展方向,在政策的引領下,各方面資源會向相關領域聚集,加速我國高科技領域競爭力的打造。同時中國作爲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爲高科技研發提供了最廣闊的成果應用和價值兌現空間,從而爲進行大量科技投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性條件。可以看到今年在疫情衝擊下,A股科技股及海外市場的科技中概股普遍漲勢喜人,內外資在資本市場上的押注體現了其對我國未來科技發展的信心。

  綜上,本次疫情的全球傳播充分說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並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世界的客觀現實,發展並實現更美好的生活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在這一理念下,全世界人民都是平等的。2018年全球有近76億人,而歐盟和美國加在一起僅有不到8億人,他們的聲音再大,也代表不了真正的國際社會,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必將在世界舞臺上發出更響亮的聲音。世界上沒有最完美的制度,人類社會的進步就是在經濟基礎發展和社會制度變革之間螺旋上升的。中國應秉持制度自信,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以實際行動向世界展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並不會以鄰爲壑,而是帶動全球共同發展與進步。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必然會面臨巨大的挑戰,但同時,我們也應滿懷自信,看到正站在未來向我們招手的歷史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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