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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後全球流動性或長期充足 影響及如何應對?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6月29日 19:29   北京新浪網

  疫情後全球流動性或長期充足,影響及如何應對?

  來源:中國貨幣市場 

  內容提要

  爲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歐日等央行大量投放流動性,遠超過應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規模。此舉雖然是爲應對疫情的短期衝擊,但從經濟金融形勢和疫情發展態勢看,短期內流動性難以及時回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低利率、量化寬鬆等引發槓桿率提高和資產價格泡沫,對資產繼續大量吸收流動性不利。據此看,後續極有可能發生全球流動性在較長時間內充足甚至是氾濫,我國需對此加強研判並儘早謀劃應對措施,穩定好國內流動性水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以來,嚴重衝擊實體經濟,引發金融市場震盪,各國爲應對疫情都採取了經濟刺激政策,尤其是發達國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釋放了大量流動性。此舉短期內確實解決了流動性短缺問題,有助於穩定經濟金融形勢。但中長期看,是否會形成對流動性寬鬆的更大依賴?隨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流動性能否及時回收,後續全球是否會出現流動性氾濫等問題,值得關注研究。

  一、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投放大量流動性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全球正常經濟活動受到較大限制,實體經濟和投資者信心均受到較大影響,不僅經濟增長衰退壓力加大,金融市場投資者也更加悲觀,金融市場動盪,流動性短缺問題突出,因此各國和地區央行都大量投放流動性予以應對,2019年再度開啓的寬鬆貨幣政策在2020年得以進一步強化。

  美聯儲大規模開展隔夜、定期回購操作投放流動性,從購買長期國債開始購買國債、市政債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MBS),無限量重啓量化寬鬆(QE)。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幾乎全部流動性管理工具都予以重啓。日本央行從擴大資金供給、不設上限購買國債、購買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和日本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J-REITs)、購買商業票據和企業債券以促進企業融資等方面採取相應措施。歐央行在本身已實施負利率且利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從2020年3月開始實施疫情緊急採購計劃(PEPP)、資產購置計劃(APP)等。

  在主要央行實施寬鬆貨幣政策、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大的情況下,其貨幣供應量也快速增加。如2020年4月歐元區M3同比增長8.2%,2020年5月美國M2同比增長23.1%、日本M3同比增長4.1%,同比增速均快速提高。寬鬆貨幣政策引發的流動性快速增加態勢明顯。

  二、多種因素不利於釋放流動性的吸收

  全球仍處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金融危機後各國宏觀調控政策出現重大變化並緩慢退出,造成流動性寬鬆、資產價格泡沫和槓桿率提升,這是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後流動性走勢的大背景。

  (一)政策實施更依賴量化寬鬆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聯儲快速降息並維持低利率,瑞典央行、丹麥央行、歐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等先後實施名義負利率。同時,各國央行也廣泛實施QE。儘管如此,實施名義負利率的國家或地區並未實現穩定經濟增長等目標。2019年受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加大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增長面臨更大的下行壓力,爲刺激經濟增長各國央行進一步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全年35家央行實施了70多次降息,總體利率水平持續走低。

  當前央行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是降息和QE。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後,2020年3月全球央行密集降息。與此同時,美聯儲明確實施無限量QE,多家央行也繼續推行QE。從價格和數量兩方面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措施力度都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由於全球利率處於低水平且進一步下調空間有限,實踐證明名義負利率政策效果不彰,各國或地區央行在貨幣政策實施中會更多依賴QE類的數量型政策。

  (二)釋放流動性難以快速回收

  貨幣政策對流動性的調節包括增加和收回兩個方向,如果流動性釋放後能夠根據情況變化及時收回,則不會帶來流動性氾濫問題。就目前的情況看政策繼續保持寬鬆的可能性較大,而及時收回流動性的可能性較小。這主要可以從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金融形勢兩方面來看。從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看,雖然其對經濟金融是外生衝擊,但各國缺少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疫苗研發需要較長時間,並且新冠肺炎傳染性較強等因素決定了新冠疫情有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

  從全球經濟金融形勢看,全球經濟本身面臨下行壓力,經濟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各國都面臨較大穩定經濟增長的壓力,也需要寬鬆的貨幣政策增加流動性供給。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宏觀政策總體呈易鬆難緊態勢。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遠超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20年4月13日,IMF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增長爲-3%,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爲應對疫情衝擊和經濟本身下行趨勢,短期內大量釋放的流動性難以收回,且中長期內仍有進一步投放的需要。

  (三)資產價格高難吸收流動性

  央行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其不發生流動性氾濫需要有資產來吸收,但目前看這方面的條件很難具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普遍實施寬鬆貨幣政策,流動性快速增加卻未造成高通脹,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有資產吸收了充裕的流動性。美國股市從2009年3月至2020年2月經歷了長達近11年的牛市,總市值增長3.43倍,遠超過2008-2019年M2的增幅87.56%。日本國債未償還餘額在2008-2019年增長44.85%,同樣超過M3的增幅32.36%。同期,我國主要金融機構人民幣房地產貸款餘額增加6.41倍,也遠超過M2的增幅2.18倍。目前看,上述吸收流動性較強的資產已存在資產價格泡沫,未來更需要擠泡沫而不是讓其進一步吸收流動性。後續若無相應的資產來吸收釋放的流動性,流動性過剩壓力終將凸顯並危害實體經濟。

  (四)總體槓桿率處於較高水平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或地區非金融部門槓桿率大幅提升。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統計數據,所有國家或地區非金融部門槓桿率從2008年底的201.2%提升至2019年底的243.2%,升幅爲20.9%。各國或地區非金融部門槓桿率提升速度遠超過國際金融危機前,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國際金融危機後央行降息以及加大流動性投放、全球負債成本降低所致。

  就全球槓桿率情況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國家槓桿率都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尤其是土耳其、阿根廷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甚至出現資本大規模外流、外匯儲備大幅流失、主權債務危機等情況,進一步加槓桿的風險更大。各國非金融部門槓桿率較高並不是集中在一兩個部門,而是同時出現在多個部門,在不同部門間進行騰挪的空間也很小。這種情況意味着,通過加槓桿的方式緩解流動性壓力也較爲困難。

  三、採取有效措施穩定國內經濟金融形勢

  對我國來說,需要對新冠肺炎疫情過後全球流動性形勢加強研判,並做好應對預案。

  首先,做好疫情和流動性形勢研判。疫情發生對宏觀經濟金融造成的衝擊需要投放流動性來應對。因此,疫情發展態勢及其影響,很大程度上影響流動性投放節奏和規模。爲此,需要密切跟蹤疫情發展態勢,並據此研判後續流動性態勢,並制定相應的應對舉措。

  其次,穩妥快速推進金融對外開放。無論全球化後續發展態勢如何,深化改革開放都是我國正確的選擇。我國不僅不能因爲新冠肺炎疫情而延緩金融對外開放步伐,反而需要以更大力度推進金融對外開放,減少金融要素自由流動的各類障礙,提高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水平和金融要素全球配置效率。在此過程中,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和人民幣國際化,在強化人民幣作爲國際支付結算貨幣的同時,提高人民幣作爲國際儲備貨幣的規模和佔比,以支持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再次,綜合內外做好貨幣政策調控。一方面,對於因流動性充裕可能引發的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我國要穩定好人民幣匯率,保持人民幣匯率處於合理均衡水平區間,做好國際資本流動的逆週期管理;另一方面,要堅持以我爲主,綜合考慮全球寬鬆貨幣政策的溢出效應和流動性形勢制定實施貨幣政策,適時調整利率水平,既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又留出貨幣政策調控空間,並做好各類主體政策預期的引導,強化結構性政策工具應用,增強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最後,防範輸入性通脹影響國內經濟。全球流動性充裕加大全球通貨膨脹風險,並通過金融和經濟渠道向國內傳導。我國對此要做好應對方案。按照“房住不炒”的總體要求,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引導,穩房價、穩地價、穩預期,遏制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防範資金脫實向虛或者資金空轉。雖然短期內疫情影響下流動性投放可能導致槓桿率提升,但長期中仍然需要堅持保持宏觀槓桿率總體穩定的調控思路,因勢利導調整政策,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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