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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晉:美國真正的危機是技術進步放慢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11月17日 04:59   北京新浪網

  原標題:方晉:美國真正的危機是技術進步放慢

  來源:比較

  作者:比較

  近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祕書長方晉在《比較》雜誌發表文章。

  他認爲,當前的美國頻現多重社會矛盾與危機,看起來有一定偶然性,實際上是美國經濟社會矛盾長期積累且不斷深化的結果。其中,經濟增長的趨勢性放緩是一個關鍵因素,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是技術進步速度的放慢。

  01 美國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放慢

  有研究表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與之前的100年相比,重大科技創新明顯減少,技術進步的速度在放慢。

  比如說,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內涵都非常廣泛,能源、交通、通訊、冶金、化工、建築、材料、生物等領域都出現了重大創新,而且這些領域的技術進步在彼此之間產生了相互促進的作用,某一領域的技術變革會引發另一領域的技術變革,導致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持續時間長且層出不窮,對人類的生產和生活產生全面性的影響。

  圖片來自網絡

  相比之下,第三次工業革命主要發生在信息技術領域,由於摩爾定律的存在,該領域技術進步速度很快,但其他領域技術進步的速度相對較慢,如人類目前使用的能源、交通和建築技術基本上仍然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

  英國和美國一批學者仔細研究了過去200年美國專利與商標局的記錄,發現在19世紀的時候,近半發明專利來自於對單一新技術的利用,而現在這一比例只有12% 。也就是說,隨着新技術出現的越來越少,現在大部分的發明專利都源於對不同現有技術的組合利用。

  全要素生產率是度量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指標。信息技術作爲一種通用技術,幾乎所有行業的發展都因信息技術進步而受益,但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並不明顯。

  美國學者羅伯特·戈登研究指出 ,1970-2014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只有0.6%,僅相當於1920-1970年的三分之一,也低於1820-1870年。戈登認爲,過去50年美國確實有技術進步,但主要體現在信息技術、通訊和娛樂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不顯著。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統計顯示,1970年信息技術、通訊和娛樂業增加值佔美國GDP的比重爲5.8%,2019年該數字爲7.9%。相比之下,同期金融業增加值佔美國GDP的比重從14.3%上升到21%,遠遠大於信息技術產業。

  圖片來自新浪財經

  02 技術進步放慢的原因

  技術進步會放慢的原因可以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來分析。

  從需求側來看,人類爲了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不斷試圖改造世界,這是技術進步的根本推動力。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人的需求從低到高依次分爲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五種需求。

  圖片來自網絡

  有學者把各種技術創新按照滿足上述需求的發展歷程做了相應劃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人類歷史早期一直到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更多地是滿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而近期以信息技術爲主體的創新更多的是滿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乃至自我實現需求。

  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將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分爲6個階段,依次是傳統社會階段、準備起飛階段、起飛階段、走向成熟階段、大衆消費階段和超越大衆消費階段。

  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正是從大衆消費階段向超越大衆消費階段過渡的時期,該階段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生活質量,這和馬斯洛需求模型以及相對應的發展階段中主導技術創新的劃分是吻合的。

  問題在於,滿足精神層面的需求對物質資源的消耗要少於滿足生理和安全方面的需求,儘管人類可能因更高層次的需求被滿足而主觀上更加幸福,但客觀上在改造自然和在拉動經濟增長方面,以信息技術爲主導的科技創新確實不能和之前的時代相比。

  圖片來自網絡

  從供給側來看,技術進步放慢可能與政府和企業對科研投入減少有關。美國政府對研發投入的高峯期在20世紀60年代,接近聯邦預算的12%,該比例之後一路走低,目前只有4%左右。

  《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文章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企業和科學研究漸行漸遠,導致科研成果轉化爲實際應用的難度加大。美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面臨股東對短期盈利的需求,雖然對研發的投入仍然很大,但主要投入在“開發”上,對“研究”的投入則大大減少。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數據顯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佔美國企業研發支出的比例由1985年的30%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20%。1971年,美國財富500強企業獲得《研發》雜誌年度創新獎的比例是41%,200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6%。許多曾爲科技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企業研究機構如貝爾實驗室、杜邦中央研究院等都大幅縮減規模甚至被關閉。 

  杜邦在美國德拉華州的試驗園區

  相比之下,美國的高校對研發的投入增幅很大,在美國科研和創新體系中的地位愈發重要。但是,高校和企業的研究目的不完全一致,高校科研成果的轉化率要明顯低於企業。雖然美國發達的風險投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爲高校和企業的橋樑,促進科研成果的轉化,但是大部分風險資金都投在信息和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對於其他高風險、進度難以量化的科研領域投入很少,因爲風險投資在投資回報率和投資時間週期方面往往有明確的要求。

  03 技術進步放慢的後果

  在一定時期內,經濟增長可以通過不斷擴大要素投入來實現,但由於收入報酬遞減效應的存在,這種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速度只取決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因此,技術進步放慢的直接後果就是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

  20世紀50-60年代是美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期,20年間GDP年均增速接近4%,之後的增速開始出現趨勢性的放慢。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陷入滯漲,GDP年均增速爲3.2%,80年代依靠里根革命增速有所回升達到3.3%,90年代的互聯網新經濟使得經濟增速進一步提升到3.5%,但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因爲互聯網泡沫破滅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增速下降到1.7%,而第二個十年不考慮新冠疫情的話平均增速是2.2%,如果算上疫情可能只有1.5%。

  從下圖中可以看出,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走勢和GDP增長態勢幾乎同步,從20世紀60年代的高點下行,到20世紀90年代一度走高,但之後十幾年又不斷走低,整體上呈長期下滑趨勢。

  美國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呈長期放慢趨勢

  資料來源: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五年移動平均

  面對經濟增速的下滑,美國試圖通過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來維持經濟增長,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卻造成了經濟發展的脫實向虛以及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美國經濟史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梳理了過去五百年來的金融危機發展史,提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是人類歷史上金融危機最頻繁的時期。

  金融危機頻繁爆發本身就會對經濟的穩定和增長帶來損害,而美國政府屢屢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應對危機,爲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到來埋下了種子,並造成經濟的進一步脫實向虛以及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擴大。

  經濟增速放緩意味着更少的新增就業機會、更慢的收入增長、更低的儲蓄和更高的家庭債務。據美聯儲統計,美國有40%的人口拿不出400美元應急,很多人不出來工作就沒法生活,這是美國疫情難以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當將蛋糕做大越來越難時,處於統治地位的精英階層會試圖從蛋糕中切出更大的份額,如里根、小布什、川普執政期間三次大規模的減稅主要受益者就是富人,結果就是繼續擴大收入差距。美國的Gini係數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0.35一路上升到現在的0.45,遠遠高於其他發達國家的水平。

  WIND, the Chartbook of Economic Inequality, 海通證券研究所

  而經濟增長放緩的另一個後果就是政府財政困境,這會帶來兩個問題。

  一是政府的預算赤字和債務總量不斷上升,導致財政風險增加。公衆持有的美國國債佔GDP比重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27%一路上升到現在的接近100%。

  二是削弱政府對社會福利以及公共服務的投入能力。如美國州和地方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佔其總預算支出的比例從20世紀60年代末的超過40%下降到現在不足33%,這是美國基礎教育表現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政府對基礎領域科研的投入也力不從心,如美國曾在20世紀60年代實現人類登月的創舉,現在卻只能把宇航員送入近地軌道的空間站,航天飛機項目也因爲經費不足而被徹底取消。

  國際空間站

  圖片來自網絡

  美國20世紀60年代和蘇聯搞軍備競賽,深陷越戰泥潭,民權運動如火如荼,但美國政府通過實施“偉大社會”政策強化社會福利保障,有效緩解了社會矛盾。原因就在於當時美國經濟增長快,就業機會多,政府手裏有錢。而今天的美國政治家無力解決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反而爲了選舉大搞“身份政治”,造成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和民粹主義上升。美國還試圖向外轉嫁矛盾,造成國際秩序失序和中美關係緊張。

  04 對中國的啓示

  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發揮後發優勢,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帶來的技術擴散效應推動了自身的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如果美國的技術進步速度在放慢,且對方正在大力實施中美科技脫鉤,我們繼續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然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難度將明顯增加。

  除了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改革科技體制激發創新活力之外,我們還需要採取一些開創性的舉措,以積極應對顯著變化的外部環境,力爭取得科技創新領域的突破和發展。

  一是鼓勵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基礎研究週期長、難度大,有很強的社會效益,政府應該成爲投入的主體,過去在這方面我們投入不夠,現在已經在加大力度。但國外經驗表明,企業同樣可以開展基礎研究,尤其是規模較大的企業。目前,我們對企業的研究與開發活動予以同等程度支持,未來可以考慮將兩者區分,對企業開展研究活動的給予更大的支持力度。這樣既可以成爲政府投入的有益補充,也有利於科研成果更加迅速的轉化。

  圖片來自網絡

  二是加大對信息技術領域之外的科技創新的支持。信息技術的發展依然有良好的前景,但是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對該領域已經給予了相當多的支持,如最新公佈的中國獨角獸企業100強中,大部分都屬於信息技術行業,其他行業的獨角獸企業的核心技術和商業模式也大多是靠信息技術驅動。而材料、能源、交通、航空航天等領域,市場和資本關注的較少,技術進步速度也相對較慢,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或引導企業加大投入。一旦這些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對國家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能不亞於信息技術產業。

  三是吸引國際企業和研究機構到中國來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目前,發達國家的創新軟環境相對來說確實更好,各種異想天開可能產生顛覆性影響的科技創新層出不窮。

  圖片來自網絡

  但中國有兩大優勢。一是市場規模優勢。科技創新尤其是顛覆式創新往往需要足夠大的市場規模才能盈利。例如,據說當年英法共同研發的超音速客機——協和式客機的產量必須達到100架才能實現盈虧平衡,但當時英航和法航即使在兩國政府強壓下也只訂購了十幾架,導致該飛機成本居高不下,最後不得不黯然下馬。而中國的市場規模極大,可以顯著提升科技創新的潛在回報率。

  二是制度優勢。顛覆式創新的另一個主要障礙是往往和現行的體制和制度不相容,而要修改這些制度可能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中國的體制優勢就在於,我們可以超越短期和局部利益,讓顛覆式創新更快落地。因此,我們應通過提供資金、設備、場地和寬鬆的人才培養和流動機制等各種鼓勵政策,發揮我們的市場規模優勢和制度優勢,讓中國成爲吸引世界各國來開展顛覆式創新活動的熱土,爲我們實現科技領域的彎道超車創造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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