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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中國需要“蘋果型”收入分配結構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10月29日 22:51   21世紀經濟報道

  原標題:展望“十四五”|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擴內需成爲國家戰略基點,中國需要“蘋果型”收入分配結構

  10月29日公佈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十四五”時期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公報指出,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同時,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堅持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託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全會提出的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要求,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羣體顯著擴大。

  “十四五”期間,將如何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內外環境?中國將擴內需定位爲“戰略基點”釋放了怎樣的信號?需要一個怎樣的收入分配結構?如何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帶着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

  從“世界工廠”到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21世紀》:全會認爲,中國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如何看全會對於“十四五”時期外部環境的判斷?

  魏建國:這一判斷是非常客觀和清醒的。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當其衝的是,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回頭浪,此前各國在全球化上的共識正在弱化,不少國家將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國內撕裂的結構性問題歸咎於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義、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大幅擡頭,以規則爲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全球治理體系正在遭受單邊主義的衝擊。此次疫情也加劇了上述潮流的擡頭。

  其次,近年來尤其是疫情以來,部分國家在多個領域持續甩鍋中國、抹黑中國,中國在地緣環境上正面臨着更嚴峻的挑戰。

  再次,作爲外部環境的一個關鍵變量,中美關係日趨緊張,無論近期哪個黨派上臺,對華強硬的基調不會改變,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做好充足的準備。

  《21世紀》:全會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認爲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在您看來,機遇與挑戰出現了哪些變化?

  魏建國:在過去,中國的定位主要是“世界工廠”,中國需要國際市場,在技術上屬於“跟跑”階段。

  而現在,中國不但是“世界工廠”,更將成爲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中國已形成一個以四億中產階層爲支撐的超大規模市場,目前美國市場總量爲6.9萬億美元,中國去年消費市場已破40萬億元人民幣,達到6.4萬億美元,今年有望破4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美國成爲全球最大消費市場。未來全球對中國的依賴會越來越大,中國對全球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此外,疫情之後,中國的影響力、創造力、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令世人印象深刻,並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在技術上,中國正從“跟跑”進入“並跑”、甚至“領跑”階段,新一輪科技革命也將加快這一進程。未來中國有望在雲計算、大數據、智慧城市、5G、新材料、醫藥衛生等領域發揮引領作用,帶領世界走出衰退。

  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打造“蘋果型”分配結構

  《21世紀》: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應當遵循的一個原則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國將“雙循環”確定爲“十四五”時期的一項原則,對此你怎麼看?

  魏建國:首先,“雙循環”不僅是“十四五”時期,更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認爲最起碼是20年到30年中國經濟總體佈局的路線圖,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一個方向性綱領。

  其次,針對當前的國內外環境,中國需要一個更爲穩定、安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而外部的不確定性帶來了很大的挑戰,我們不能被別人卡着脖子,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因而中國注重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但這絕對不是一味只強調自力更生、排斥開放、閉門造車。

  再次,國內大循環與外循環不是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補充、疊加、促進的關係。中國是在對外開放基礎上推動的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循環的增強也將支撐中國推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廣範圍的“外循環”。

  此外,在雙循環格局下,“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可能會加速東移,當前,製造業、科技創新、資本、人才等產業或要素都在東移,有些人說未來將迎來一個“東亞時代”,在我看來,未來可能會迎來一個“中國時代”。

  《21世紀》:中國將擴大內需定位爲“戰略基點”,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魏建國:傳統意義上,我們將內需視爲平行的“三駕馬車”之一,而此次公報明確將內需上升爲“戰略基點”,這顯然將內需放到了更爲重要的地位,意味着內需被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事實上,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消費受到極大抑制,但近期中國消費市場正在快速回暖,這成爲中國經濟明顯改善的一個重要動力。

  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這正在成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這更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潛力。中國有4億中產階級的消費,更有正在不斷釋放潛力的體量更爲龐大的下沉市場消費;中國不但有生產消費,更有正在不斷釋放潛力的生活消費。

  《21世紀》:中國在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上還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擴大內需爲何要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

  魏建國:應當說,中國的市場還有很大潛力沒有挖掘出來。首先是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供給稀缺,比如醫藥、教育、養老、旅遊、金融等很多行業高端供給嚴重不足,服務水平較差;同時,低端、無效供給擠佔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因而中國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供給結構,通過創新與高質量供給來創造內需。

  其次,一些國內大循環還存在着體制機制上的堵點,比如各地對於汽車消費設置了很多限購、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車消費,而這又抑制了出行、旅遊、餐飲等一系列其他消費,消費是相互觸發的。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這些體制性束縛。

  此外,中國還需要打通國內大循環的地區分割,降低內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佔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顯高於一般西方國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國統一大市場仍面臨着一些地方的保護主義壁壘。

  再次,中國需要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體系,讓民衆能夠消費、敢於消費。因此全會在2035遠景目標中要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羣體顯著擴大。

  很多人建議中國打造一個“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而我建議應該形成一個“蘋果型”的收入結構,即“兩頭凹進去”,這一方面需要控制貧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減少低收入人羣,讓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羣體,中國正在開展的扶貧攻堅戰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劍指更高水平,開放進入攻堅期

  《21世紀》:在你看來,“十四五”時期要如何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魏建國:“十四五”時期,中國將掀起一輪以三“更”爲特徵的新一輪開放,中國將進一步提升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在範圍上,中國將進一步推動國際市場的多元化、擴大自貿試驗區範圍,加快與更多地區與國家商談自貿區,形成東中西協調、陸海統籌的開放新格局,持續推進“一帶一路”。

  近期中國與柬埔寨等簽訂了自貿協定,多個自貿協定仍在緊鑼密鼓地談判之中,上個月中國又新增了北京、湖南、安徽等新一批自貿區,中國自貿試驗區正式擴圍爲21個,形成“1+3+7+1+6+3”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在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存在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的區域特徵,而近年來,中國更加註重內陸和中西部開放,逐步形成沿海內陸分工協作、互動發展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在領域上,開放將從製造業擴大到服務業、農業,形成一二三產業全面開放格局,中國不斷縮短負面清單,降低外資准入門檻,推動在文化、教育、旅遊、科技等多個領域的開放。中國的開放也逐步從要素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國際規則對接拓展。

  在層次上,一方面,中國將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打造自貿港等開放新高地。近年來中國開始建設海南自貿港、北京數字自貿區等都是向更高水平開放進軍的重要信號;另一方面,中國的開放也更加註重打通最後一公里,落實到基層,增加民衆獲得感,近年來持續降低關稅、擴大免稅購物就是基於這一考慮。

  《21世紀》:全會要求,“十四五”時期要基本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如何理解“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魏建國:應當說,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步伐是在不斷加速的:此前,外部壓力是打破國內一些改革壁壘與阻力的重要力量,而如今開放不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國自身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求。

  我預計,“十四五”時期,中國開放的力度將大幅超出預期,未來的開放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開放的速度也將明顯加速,這幾個“度”將是中國這個巨人滾滾向前的開放步伐的重要標誌。

  在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上,中國有望進一步縮短負面清單,制定更爲細緻的外商投資法實施細則,加大外商投資保護,同時破除一系列制約開放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我有一種預感:“十四五”時期的中國開放一定會遇到更多新的問題,正如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很多是我們從前沒遇到過的問題,但不必爲此擔心,因爲這說明中國的開放已經觸及攻堅的關鍵時刻,而此刻的每一次突破都將拓展着這個國家擁抱世界的新的可能性邊界。

  (作者:夏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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