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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吳敬璉拿了一把解剖刀來解剖中國社會的經濟關係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6月25日 17:00   北京新浪網

  吳曉波:他拿了一把解剖刀來解剖中國社會的經濟關係

  社會存在的種種矛盾,尤其是與經濟問題相關的不公事實,根源在於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

  ——吳敬璉

  來源:吳曉波頻道  文 / 吳曉波

  1974年10月,當時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顧準得悉自己得了癌症。

  那時“文革浩劫”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對吳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爲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

  在這次臨終長談中,顧準認爲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但是,一定會到來。所以,他用最後的一點氣力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

  兩個月後,顧準去世,吳敬璉和一位護士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很多年後,吳敬璉回憶說:

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雖然他走了,但是,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這是一個極富隱喻性的場景,充滿了絕望、無助以及對未來微弱的嚮往。

  但它又是歷史隧道即將迎來光亮的前夕。就在顧準去世的4年後,中國啓動了激盪壯闊的改革開放運動。這個時候,“待機守時”的吳敬璉已經48歲了。

  吳敬璉的人生,與中國現代化的跌宕起伏有極大的同頻性。

  他出生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家庭,母親鄧季惺是民國時期最大民營報業集團《新民報》的發行人。1950年1月,他入讀南京金陵大學經濟系(後併入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所是中國經濟決策的最高智庫之一,年輕的吳敬璉在這裏追隨孫冶方、顧準和于光遠等前輩,參與了《社會主義經濟論》《政治經濟學》等重大學術課題的創作。

  文革爆發後,他被下放河北省息縣的“五七幹校”,經歷了一段苦悶的勞動改造,在那裏,他目睹了“人相食”的人間慘劇:

一個人餓死之後,雖然他的親人都沒有力氣,但還是想辦法把他埋得很深,你埋淺了,就給人刨出來吃了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吳敬璉隨於光遠等人策劃召開按勞分配學術討論會,展開了經濟改革的第一次學術大討論,他發表的多篇論文嶄露頭角。1979年1月,他髮長文批評“大寨經驗”,表現出了極大的學術勇氣。

  幾年後,吳敬璉赴耶魯大學深造,在那裏,完整地接受了現代經濟學的訓練。歸國之後,他活躍於學界,成爲中生代經濟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當代中國,吳敬璉以“吳市場”著稱,而事實上,這在一開始是對他的一個嘲諷。1989年底,中國經濟改革受挫,在11月的一次中南海經濟會議上,堅持市場化取向的吳敬璉與那些主張回歸計劃取向的學者進行了面紅耳赤的辯論,他因此被嘲笑爲“吳市場”。沒有想到,三年後,中國確立了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當日的一句嘲諷成全了吳敬璉。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史上,吳敬璉之重要性在於,他幾乎參與了建國之後所有的經濟理論爭議,是僅有的、始終對中國經濟進行整體性思考的經濟學家之一。

  1985年,他主持完成《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其核心思路被國務院的“七五規劃”所汲取;1993年,他完成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設計》,在相當長時間裏影響了中央的經濟決策;2003年,他又掀起了經濟增長模式的大辯論,堅持認爲產業結構調整應該發揮市場的力量,現在政府在那裏紛紛投資、紛紛參與是不對的,而且,現階段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不應選擇重型化,而要依靠第三產業和小企業的發展。

  1998年,吳敬璉領銜發起,與劉鶴、周小川和樊綱等人創立“中國經濟50人論壇”,逐漸成爲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羣體,其中很多參與者在日後相繼進入最高決策層。

  我粗略做了一個統計,從1964年到2009年,他至少參與了12場重要的論戰。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他是多場論戰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發動和主導的。這些論戰主題涵蓋了衆多的改革困局,展現出幾代政治家和經濟學者爲國家進步所做的思考與努力,也呈現出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詭變。他的一些理論思考和政策建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改革的路徑,其得失利弊留待後來者細研。

  吳敬璉是那種很入世的經濟學家,有時候他甚至甘於幕僚和“奏摺派”的角色。“在經濟學家裏面我犯的錯誤最少。但是做決定的主要是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在跟女兒的對話中,他坦誠道,“要是說到經濟學理論,我沒有辦法跟那些經過嚴格理論訓練的人比。”

  這是一個深深知道自己的角色和使命是什麼的人,他也許得不到諾貝爾經濟學獎了,可是,在過去幾十年裏,沒有一位經濟學者比他對中國做出的貢獻更大。

  除了改革思路上的創新外,吳敬璉對這個轉型國家的貢獻,還在於那份獨立思考、直言不諱的知識分子風骨。在他的身上,體現出了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2000年底,吳敬璉用如此激烈的言論批評中國的資本市場: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裏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裏,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做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峯造極。

  *2001年年初,吳敬璉在接受央視《經濟半小時》訪問時對當時A股市場的各種不規範行爲如是批判。

  他因此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圍攻,在參加一次電視節目時,他淡淡地說:“我的老師朋友顧準說的,要像一把冰冷冷的解剖刀那樣去解剖這個社會的經濟關係。

  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於顛覆、樂於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爲“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覆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

  在公衆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

  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在民間,他受到民粹主義者的圍攻,被看成是政商權貴和海外政治勢力的同路人,2008年,他還一度陷入過一個莫名的“間諜門”事件。

  而這些觀點顯然都有偏頗。

  吳敬璉的經濟思想要複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於他所情有獨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複一句仿丘吉爾論民主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

  在晚年,他把市場經濟分爲“好的”和“壞的”兩種,其評判的唯一準繩,就是法治化。

  吳敬璉著述繁多,最能體現他的經濟思想全貌的,便是《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從1995年起,他在社科院講授“中國經濟”課程,後來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開設同門課程。吳敬璉在講義的基礎上,不斷補充修訂,出版成書。

  到2020年,吳敬璉90歲,步入耄耋之年。與他同齡,並仍活躍於知識界的還有厲以寧、茅於軾和資中筠等先生,他們的一生與中國現代化同行,飽受磨難而始終不屈,他們對民主、憲政的信仰和改良主義立場,是一代人共同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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