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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義已死,未來之路在於“進步資本主義”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7月29日 16:27   北京新浪網

  中國慈善家

  “人們寄希望於全球化將導致所有社會走向自由和開放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的融合,這似乎是一個幻想。”

  2020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大流行病席捲全球,表面上考驗的是各國的衛生體系和應急能力,但實際比拼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家治理能力。截止目前,美國依然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感染病例超434萬,死亡病例近15萬,二者全球佔比超過四分之一。

  百萬級確診、十多萬人喪命,美國悲劇何以至此?

  什麼是美國真相?回望美國在過去四十年經濟的發展脈絡,在波瀾壯闊的海面之下,早已礁石密佈,暗流涌動。新冠失控不過是危機的冰山一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的《美國真相》一書,透過經濟學視角的洞察,深刻揭示了美國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爲解碼美國當前面臨的經濟、政治危機提供了一把鑰匙。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2000年以來,美國社會不平等問題日益加劇,美國似乎正逐步演變爲一個1%的國家—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只爲那1%的人而存在,也被那1%的人操縱着。自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來,美國富人階級所擁有的財富從未在國民總收入中佔據如此高的比例。不平等問題愈演愈烈,其嚴峻形勢更是到了間不容髮的地步。

  在進入克林頓政府的25年,斯蒂格利茨擔憂也與日俱增,他開始反思:美國究竟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美國的未來又將何去何從?美國人到底能做些什麼來扭轉乾坤?

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的《美國真相》。圖/機械工業出版社丨華章經管斯蒂格利茨最近出版的《美國真相》。圖/機械工業出版社丨華章經管

  美國社會亂象的根源

  我們的個人財富究竟源於何處?很多人對此還有困惑。這本書的首要目標是加深人們一些問題的理解,即國家財富真正由來,以及在加強經濟的同時,國家要如何確保經濟增長的成果能得到公平分配。

  斯蒂格利茨認爲,從亞當·斯密以來250年資本主義經濟史證明,經濟發展源於持續的財富創造。“創造財富”不等於“榨取財富”——後者指通過某種剝削形式從他人手中奪取財富的過程,而前者才是一國致富的真正動力,即人民的創造力和生產力,以及兩者之間高效的相互促進作用。過去的經驗和研究都清楚地表明,經濟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美國這種“金錢至上”的政治體制。

  不幸的是,很多位於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其大部分財富都來自於不合理的財富分配,或者乾脆稱之爲剝削。其方式包括:市場的壟斷、對人性弱點的利用。以經濟學家的眼光來看,美國會有今天的處境並不太讓人意外,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歸咎於美國經濟體制的失敗。簡言之,建立在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之上的 “新自由主義”,正是今日美國悲劇的始作俑者。

  在這種價值觀主導下,資本的利益高於一切,中產階級正在走向消亡,社會不平等加劇,“美國夢”變得越來越遙遠。由於新自由主義根深蒂固,美國沒能處理好從製造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的轉型,沒能馴化和統籌金融領域,也沒能妥善應對經濟全球化及其造成的影響。基礎設施投入被大幅削減,國家動員力被大幅削弱。只要一場大規模的災難,就能讓一切浮出水面。

  在斯蒂格利茨看來,美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目前面臨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就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不平等問題的影響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凸顯出來,疫情並非對每個人平等,弱勢羣體受到的不利影響最大。那些收入最低的羣體不僅是收入方面遭受不平等,在健康方面亦如此。

  未來之路是“進步資本主義”

  雖然美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很嚴峻,未來的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比如人工智能、全球化和技術變革都有可能加劇社會的不平等,但斯蒂格利茨不想把絕望的情緒留給讀者,所以在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他提出了一套解決問題的政策和措施。

  對於美國未來的道路,斯蒂格利茨提出並論證的是進步資本主義(progressive capitalism),也就是一些歐洲國家所稱的社會民主制,在面對過去四十年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種種問題時,進步資本主義可以做得更好。

  美國過去一直沿着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前行,還有所謂的涓滴經濟學等一系列理念都認爲市場自身就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美國一直在做這項實驗,現在我們應該承認:實驗失敗了。“我們要始終記得多讓市場去發揮作用,以市場爲主,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市場有侷限性。當市場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時,政府就有義務干預。”

  斯蒂格利茨在書中寫道,美國未來除了繼續這個失敗的實驗,其實還有另外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更符合經濟學在過去40年中的積累。他相信這條道路可以讓人民共享繁榮,因爲它不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剝削,而是基於市場、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良性合作與協同。

  這些“處方”,作者主要是開給美國的,但有些是通用性的,尤其是市場經濟國家。在書中,斯蒂格利茨明言:“我主要思考的是美國,希望對別的國家也能有所借鑑。”顯然,但對於《美國真相》中暴露出的美國經濟和政治危機,中國有必要引以爲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以下是《中國慈善家》雜誌獨家專訪斯蒂格利茨教授全文:

  中國慈善家:在新書發佈會上,您和林毅夫教授都談到新自由主義,是造成今天很多國家社會經濟危機的根源。請問新自由主義和新冠疫情災難之間是否也存在關係?

  斯蒂格利茨:新自由主義導致許多國家無法對新冠疫情做出充分反應,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四十年來一直貶低政府的作用,意味着政府缺乏迅速有效的反應能力。在此類緊急情況下,我們總是求助於政府。奧巴馬總統認識到大流行病帶來的威脅的嚴重性,已經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內設立了白宮流行病預防辦公室。川普解散了該辦公室,撤回撥給負責應對傳染病的政府機構(CDC)的資金,並耗盡了爲應對此類緊急情況而建立的醫療用品庫存。

  其次,私營部門也無力應對當前的緊急情況,無法及時生產供應充足的簡單產品(例如口罩和防護裝備),更不用說檢測設備和呼吸機等更復雜的產品了。

  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短期主義,即降低今天的成本,而不考慮未來的成本和風險。汽車製造不帶備用輪胎,這隱喻了缺乏彈性的經濟體系。全球供應鏈構建不夠多樣化,同樣導致缺乏彈性。四十年來,取消監管體系也意味着,私營部門充斥着不誠實和剝削:沒有人能相信私人實驗室的測試,私營部門中的公司對生產缺陷的測試沒有悔意,政府沒有能力及時地做這些測試。

  中國慈善家:您在書中論述了美國驚人的貧富差距,但是超級富豪常常也是慈善排行榜上的明星。您怎麼看待這個現象?慈善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

  斯蒂格利茨:慈善事業不能代替運作良好的經濟體系——在這種經濟體系中,工人獲得滿意的工資,並且不受公司權力的剝削。這是阿南德·格里哈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在2018年出版的《贏家通吃:改變世界的精英遊戲》(Winners Take All: The Elite Charade of Changing the World)中強調的觀點,我在2018年8月20日的《紐約時報》上對此發表過評論。

  最終,慈善機構可能擺脫了剝削性資本主義最艱難的一面,但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依然存在。 即使這些精英階層可能將部分金錢用於慈善事業,他們仍會利用其金錢、權力和影響力來創造“遊戲規則”,從而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增強公司的權力以及公司剝削工人和消費者的能力,剝奪了普通公民獲得足夠醫療保健或教育的機會,並且污染了環境。

  中國慈善家:2016年川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人的民生、福利狀況是否有所改善?您如何評價川普政府的社會政策?

  斯蒂格利茨:即使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在絕大多數方面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平都停滯了。2017年的稅收法案減少了對億萬富翁和公司的稅收,但(在稅法全面實施之後)提高了對中產階級大部分公民的稅收。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了健康保險。根據新冠大流行前可獲得的最新數據,美國人平均預期壽命低於川普上任時的預期壽命。中產階級的工資和收入基本停滯不前。失業率繼續呈下降趨勢,但實際上創造的就業機會比奧巴馬政府時期要弱(最初的下跌是奧巴馬從其前任繼承而來的2008年經濟衰退的結果)。雖然頂端的那些人過得不錯,但底部的人卻沒有。

  中國慈善家:您在書中寫到,令人擔憂的是,美國現在過分強調個人主義價值,而忽視了政府的角色。但事實上,聯邦政府的龐大開支是造成美國財政赤字的源頭。如果再強調政府的作用,是否會導致政府規模擴張、官僚主義和人民負擔加重?

  斯蒂格利茨:現在正是社會支出導致了美國的債務水平。撇開經濟不景氣(2008年,2020年)時不可避免的增長,主要的赤字可以歸因於共和黨的減稅,並且一再被駁斥的信念是,這些減稅通過增長“付出代價”。

  減稅意識形態始於里根,延續至布什政府(2001年,2003年,即使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捲入了一場非常昂貴的戰爭(見我的書《三萬億美元之戰》),在2017年川普執政期間最昂貴而乏善可陳的減稅達到高潮,它沒有帶來更多的投資,但增加了股票回購和股息。

  最重要的是,人們應該回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況,當時美國債務約佔GDP的135%。應對措施雖然不是緊縮政策,而是在政府對教育、基礎設施和研究的投資的帶動下“增長經濟”。它奏效了,不久之後債務佔GDP的比率就到了45%左右。

  中國慈善家:第二次科技革命帶來經濟崛起,社會走向自由和開放。您認爲以AI爲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能帶來同樣的社會發展嗎?爲什麼?

  斯蒂格利茨:人工智能是一把雙刃劍,比如,它使我們能夠解決我們原本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可能導致不平等現象加劇,技能水平較低的人失業率可能更高。但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建立監控狀態的能力,增強了在世界許多地區日益增長的威權主義傾向。

  中國慈善家:去年您的《全球化及其不滿》修訂版在中國出版,論述了過去全球化的失敗,使其不能造福全球。請問您對全球化的前景怎麼看,它對未來世界秩序會造成什麼影響?

  斯蒂格利茨:新冠大流行已經說明我們必須合作:我們共享一個星球,我們必須共同努力保護我們的星球免受大流行和氣候變化的影響。我們還需要全球化的規則。法治對於長期的、可持續的繁榮是必要的,在國際上和一國之內都是如此。問題在於,許多全球性規則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制定,並使其受益,而犧牲了各國的工人和普通公民的利益。

  三十年前,人們寄希望於全球化將導致所有社會走向自由和開放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的融合。這似乎是一個幻想。未來世界面臨的挑戰是,爲經濟和政治制度乃至基本價值觀明顯不同的國家之間的合作設計一個框架。如果我們要解決共同面臨的問題,這種合作將至關重要。

  圖片編輯:張旭

  圖片來源:中國新聞圖片網

  值班編輯:肖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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