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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淡寧、汪沛:疫情之後 多極世界的全球化將興起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6月21日 10:09   新京報

  貝淡寧、汪沛:疫情之後,多極世界的全球化將興起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國都積極應對,但具體措施卻各有不同。如果我們將這次疫情看作一場對國家的考驗,東亞國家的答卷似乎比不少西方國家更勝一籌。不少學者認爲,這與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傳統相關。哲學家、政治學家貝淡寧也持此觀點。貝淡寧出生於加拿大,受到儒家思想影響開始學習中文,目前他已在中國生活了17年。他認爲,這次疫情反映出了中國的儒法思想、尊師重教、珍重老年人生命的傳統。

  今年2月份以來,貝淡寧與太太汪沛在居家隔離期間,寫了不少鼓舞士氣的時評,分析艱難抗疫帶給中國新的可能性。汪沛是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她與貝淡寧合著的新書《正義等級論:爲什麼社會等級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如此重要》,也於今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因爲疫情,他們不得不取消了去很多國家推廣新書的計劃,但也因此有了更多思考和寫作的時間。

  東亞儒家文化圈在這次防疫中有哪些共性?海外世界對中國有哪些誤解?新冠肺炎疫情會引發新一輪冷戰嗎?全球化會走向長期衰退嗎?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貝淡寧和汪沛表達了他們的看法。二人對疫後世界的趨勢表示樂觀,在他們看來,所謂全球化衰退,只是單極世界領導的全球化衰退了,而多極世界中更爲均衡和公平的全球化正在興起。

  文化與經歷,讓東亞更善於防疫

  新京報:如果我們將新冠肺炎疫情看作一場對國家的考驗,東亞國家似乎普遍比西方國家做得更好。不少學者認爲這與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傳統相關。貝淡寧教授之前在採訪中談到過這一點,尊重君子、盡責公民的儒家價值觀是中國抗疫的文化密碼。不過,針對同一種現象,另有一些海外學者持相對負面的觀點,比如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爲東亞“儒家思想”的“服從”傳統,讓人們更容易接受戴口罩,並信賴政府、“數字監控”系統等。你們怎麼看待這種態度的分歧?

  貝淡寧:我認爲二者之間沒有什麼不一致的。中國有兩種政治傳統,儒家和法家。儒家認爲,政府官員應該爲人民謀幸福,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爲人民服務”;法家則認爲,一個強大的國家應採取嚴厲的處罰手段處理緊急情況。每當遭遇危機時,這兩種傳統總會在中國發揮作用。人們普遍接受這些措施背後存在的道德基礎:強硬措施是爲了維護人民福祉。這些文化傳統對中國人有着深遠影響,也在韓國、越南等東亞國家根深蒂固。

  不過,文化因素不是唯一的原因,東亞國家在應對疫情方面更有經驗。中國人在2003年經歷過非典,韓國人在2015年經歷過中東呼吸綜合徵,日本人有戴口罩的習慣——不只是爲了自己,也是保護他人免於病毒感染。

  當然,也有一些西方國家在應對疫情方面做得很好,比如丹麥、挪威等北歐國家,還有新西蘭這樣的小島國,這些國家有很深的社會信任和社會責任傳統。這些國家人口較少,壓力也相對更小一些。不過美國,以及我的家鄉加拿大就做得不怎麼樣了。

  汪沛:之所以出現這種誤解,也因爲一些海外學者對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缺乏瞭解。中國最初遭受疫情衝擊時,年輕人非常謹慎,父母輩則不把疫情當回事,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情形:年輕人苦口婆心勸父母不要出門、一定要戴口罩。西方人習慣性地將其歸結於對政府強制的服從,實際上,人們對於家人生命的關懷與珍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中國老百姓十分在意專家的意見,尊師重教、尊重君子也是儒家傳統的體現。比如,鍾南山院士的話在老年人之中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貝淡寧:實際上,很多國家缺乏尊重專家的傳統。比如,美國有很強的反精英主義傳統。在這次疫情中,美國人往往譴責政府做得不好,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事實,但同樣也出於他們對於精英文化的一貫反叛。他們沒有類似儒家社會的“君子”概念,這給他們應對新冠危機造成了一定的困擾。

  新京報:在你們看來,中國的社會秩序似乎也有助於應對疫情?你們曾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可取的等級制度是爲公民服務的。

  貝淡寧:中國有三種與之相關的社會等級制度,第一種是爲人民謀幸福的強大政府,我們可以稱之爲儒法傳統,這種傳統在中國已有2000年;第二種是對於專家和君子的尊重;此外還有第三種,即家庭秩序,人們出於孝道尊重老人。新冠疫情期間,一些國家提出了羣體免疫的方案,這本質上是爲整個社會而犧牲老人羣體。然而,沒有一個講究孝道的國家會採納這種瘋狂的提議。

  新京報:西方社會有尊重個體的文化傳統,爲什麼疫情期間對待老人的態度卻不同?

  貝淡寧:西方社會理解的人人平等,意味着我們需要尊重每個個體。但中國人所謂的“孝心”,其實是一種等級秩序,這意味着老人是特殊的——中國人認爲,只要活到老學到老,人越老就越有理性和智慧,老人更具經驗和權威。如果老人心智不明,不講道理,甚至要用暴力解決問題,自然也暫時失去了讓成年子女孝順他們的資格。哪怕我們給孝順這一品德加上很多限制條件,很多西方國家也未必認同這種孝順,在這次疫情中也表現出對於老年人的缺乏同情。

  多極世界力量更均衡,合作也更公平

  新京報:疫情期間,國際社會上出現了一些針對中國的污名化現象,中國應該如何扭轉這種污名化?

  貝淡寧:作爲疫情最早暴發的地方,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總是被責備的對象。中國一直以來對其他國家進行醫療援助,這是一種很好的做法,唯有以謙恭、善意的方式進行,才能收穫更好的效果。

  汪沛:這種污名化本身就是種族歧視和不合理等級的體現,都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因爲它只會促進分裂和對立,而不是人類共同面對危難的團結。中國在疫情中一直對他國有較多支援。3月份,商務部外貿司司長李興幹表示,儘管目前中國的口罩、藥品供應仍然短缺,但中國政府對醫療物資的出口高度重視、積極支持,樂見出口企業組織口罩等醫療物資對外供應,以實際行動爲全球防疫作出應有的貢獻。這不是完全從自己國家利益出發的做法,但從全球疫情防控來看,無疑是正義的舉動。

  我們認爲對於國際關係有兩種看法,第一種是“弱互惠”,各國從自己利益出發做決策;第二種是“強互惠”,各國考量雙方共同的價值觀做出決策。正所謂“君子喻於義”,這種強互惠會加深與他國友誼的紐帶。比如意大利受到疫情衝擊後,並未得到歐洲其他國家的救援回應,中國則迅速派出醫生前去支援。此外,有關病毒的起源,也需要全世界的科學家共同探索、研究。

  新京報:當下中美關係依然緊張,這次疫情是否可能引發新一輪冷戰?

  汪沛:我們不認爲這是美國和中國爆發冷戰的時刻。相反,多極的世界和多元的文化,更適合描述現在的狀況。美蘇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從“雙極”變成了“單極”,如今則正在從“單極”向“多極”進行轉變,這個過程已經開始。然而,轉變究竟以何種方式呈現、在不同區域所體現的差異有多大、多久才能成爲定局、又有多久才能讓人們接受、對世界各國人民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其實很難預測。就像疫情的流行一樣,危機的到來總是令人猝不及防。

  區域性力量的極點涌現出來,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也不是中美兩極對立。我們看到北美、歐洲、俄羅斯、東亞、印度的圖景,以及伊斯蘭世界的吶喊、非洲的崛起。如果區域性力量自發、主動地促進友好合作關係,在多極世界中合作會更爲公平,力量之間也更爲均衡,我們對這種多極的未來是比較樂觀的。

  新京報:疫情加劇了地緣政治的改變。英國學者約翰·格雷認爲,全球化的鼎盛時代已經結束,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將成爲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徵,依賴全球生產和供應鏈的經濟體系,也正在演變爲一個相互聯繫更少的經濟體系。你們怎麼看?

  汪沛:我們不認爲是全球化衰退了,更準確地說,單極世界領導的全球化正在衰退,而多極世界的全球化正在興起。全球依然需要更多的經濟合作,而在疫情觸發下,國家內部需要完備的工業體系以維持國家安全也沒錯,二者不是矛盾的,何況在當下,沒有任何國家能真正做到自給自足。多極世界中的合作對小國來說更加公平,在強互惠的紐帶下,一種公正的等級制度讓那些小國也能得利。

  新京報:全球化帶來的多元文化主義思潮也受到一些質疑,比如左派理論家特里·伊戈爾頓批評多樣性本身未必是一種價值,不考慮實際情況就推崇多樣性是虛僞且不負責任的。你們如何看待多元文化的衝突與矛盾?

  汪沛:多元文化衝突的確存在,它在理念上沒有錯,但需要具體的倫理與政治實踐。以前我們對於多元文化更多是空談,大家往往只關心中國和美國,卻不瞭解印度、中東、非洲、拉美等區域,要麼就是帶着已經極爲陳舊的偏見談論它們。新冠肺炎疫情是一面無情的鏡子,多極世界中的多個力量點已經凸顯了出來,“他者”已經來到我們的面前,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再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真實的關係。當不同文化之間(無論是主動,還是不得已)“去自戀化”地相互對待,多元文化就有了更多的現實基礎。

  □新京報記者 董牧孜

  羣體免疫方案,本質上是爲整個社會而犧牲老人羣體。然而,沒有一個講究孝道的國家會採納這種瘋狂的提議。

  我們不認爲是全球化衰退了,更準確地說,單極世界領導的全球化正在衰退,而多極世界的全球化正在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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