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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如何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專家:建立差異化的利率結構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8月05日 03:00   北京新浪網

  8月5日消息。新金融聯盟日前在線召開了“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與支持實體經濟復甦”閉門研討會,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提供學術支持。監管部門領導、業界代表、資深法學專家以及全國90餘家銀行、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金融科技公司近150位嘉賓出席。與會代表就“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的背景、影響,以及民間資本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等方面進行了充分討論。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國家發改委聯合發佈《關於爲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司法服務和保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相較於此前確立的24%、36%“兩線三區間”,《意見》明確提出將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市場人士預計,調整後的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或將錨定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頒佈的《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中“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的規定,那麼此上限將降至15.4%左右。

  此舉旨在通過降低利率上限,促進民間資本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紓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題,防止“套路貸”“虛假貸”。但也因此引發爭議。與會專家建議,設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應充分借鑑國外經驗,考慮正負面影響,制定動態化、差異化、精細化的管理方案,從而真正達到促進民間資本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

  一、民間借貸利率上限調整的背景

  (一)《意見》出臺的目標

  資深法學專家指出,《意見》出臺的意義,不僅限於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再一次調整,而是爲了通過發揮司法審判職能而實現以下四個具體目標:

  第一,促進民間資本爲實體經濟服務,實現合法合規的交易模式。

  第二,對於借貸合同中一方主張的利息、複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總和超出司法保護上限的民間借貸行爲,不予支持。

  第三,規範、遏制國有企業貸款通道業務,引導其回歸實體經濟。

  第四,完善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司法解釋,堅決遏制高利轉貸行爲、違法放貸行爲。

  (二)法律規定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意義

  借貸方和放貸方之間市場地位不平等,處於市場地位較弱的借貸方,即金融消費者需要適度的法律保護。同時,對借貸協議進行法律保護,有利於降低市場交易成本,促進交易擴大,以及增強交易後果的可預期性。

  二、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兩方面影響

  (一)積極影響

  1.有效保護借貸雙方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根據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在高利貸引起的命案糾紛中,借貸利息越高,放貸方死亡的可能性越大。因爲在法律不給予保護的情況下,放貸方只能以私力救濟來解決糾紛。放貸方所索取的高利率可看做是其對未來生命風險以及財產風險的一種補償。

  2.對風險進行預先防範。目前國內金融市場運行並非足夠有效、司法體系尚不十分健全,因此現階段不宜過早過高估計市場的自發效果,出臺相關法律可對風險進行預先防範。

  (二)消極影響

  1.客羣層面

  較低的利率上限易引發嚴重的兩極分化,優質客羣服務過剩,而長尾人羣難以獲得有效服務,進而被擠壓到非法借貸領域。目前,小微企業等長尾客羣面臨更多的是信貸獲得性問題,即融資難問題。其資金需求不會憑空消失,得不到滿足的剛性需求很可能會被擠壓到地下錢莊、灰色信貸等非法借貸領域。

  2.金融機構層面

  (1)較低的利率上限會讓金融機構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利率定價需綜合考慮撥備、稅務成本、清結算成本、運營成本(主要是人力成本)等,若最高利率不超過市場預計的15.4%,將較難覆蓋所有成本。同時,經濟下行和疫情衝擊加劇了金融機構信貸資產質量下滑,不良率攀升。若一批消費金融公司、小貸公司等非銀金融機構的經營因此難以爲繼,將進一步縮減長尾客羣的資金獲得可能性。

  (2)加劇逃廢債,引發局部金融風險。金融機構在政策出臺之前發放的貸款將可能面臨集體訴訟的風險,原本能正常還款的客戶,可能以此爲法律依據而拒絕還款。此外,即使在法律層面上做到新老劃斷,但輿論的風向標難以控制。一方面,海量、碎片化的投訴會給監管部門、司法機關帶來壓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性。

  3.融資市場層面

  降低民間借貸利率司法保護上限的同時也降低了《刑法》第175條關於高利轉貸入罪的認定標準,這便意味着將有更多借貸行爲被納入高利轉貸的打擊範圍之中,將進一步惡化融資市場的經營環境。

  三、推動民間借貸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的建議

  (一)監管層面

  1.加強信用基礎設施建設與信息披露

  一方面,政府應加強信用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建立更加開放、完整的徵信體系;明確數據共享和使用規範,避免數據壟斷和信息孤島,進而降低信用成本,提升運行效率。

  另一方面,監管部門應進一步明確業務邊界,對貸後管理、隱私保護、信息披露等有更清晰的界定。比如可借鑑美國針對信用卡信息披露的做法。對於風險變高的客戶,銀行可對其提高利率,但需提前45天給其發送通知提醒;同時只能提高生效後的利率,之前產生的利率不變。

  2.探索“雙峯”監管

  當前,英美國家針對金融機構均採用行爲監管和審慎監管相分離的“雙峯”監管,由專職部門分別負責行爲監管和審慎監管。負責行爲監管的部門旨在保護消費者權益,而負責審慎監管的部門則主要監管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爲,防範金融機構風險。我國可借鑑英美國家的做法,探索分部門雙重監管機制。

  3.實施動態監管

  無論是LPR的4倍,還是24%、36%的“兩線三區間”,對於利率上限的設定都應實施動態管理。如“兩線三區間”的利率管制,雖簡單直觀、易於操作,但靈活性不足,需設置相應的調節機制。

  4.建立差異化的利率結構

  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可考慮整體適度下調,但前提是建立精細化、差異化的利率結構,要針對借貸資金的用途場景、主體、期限、擔保情況和地域習慣等進行分層設限。

  第一,資金的用途場景。對於生活消費類借貸,可採用較爲嚴格的管制;而對於生產經營類,應適度放寬限制。

  第二,借貸主體。對於個人借貸的利率可給予更多管制,而企業借貸應適度寬鬆。目前個人破產製度存在法律空白,若這方面的法律制度健全後,也可適度放寬對個人借貸利率的管制。但針對高利轉貸仍需重點打擊,因爲這並非一般的低買高賣行爲,而是制度套利。

  第三,借貸金額與期限。對於數額小、期限短的民間借貸,利息可定得高一些,寬容度更大一些。與傳統金融機構的利率不同,民間借貸利率的特點是隨着期限的增加而利率逐漸降低,因此可對數額小、期限短的借貸制定相對較高的利率上限。

  第四,借貸行爲的擔保情況。24%、36%的利率限制,一般針對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若是有抵押的借貸,利率水平會整體性壓縮。《民法典》的出臺,是爲了進一步豐富抵押品,從而降低利率水平。

  第五,借貸行爲的地域習慣。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頒佈的《關於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可見法律在較大程度上給予了各地法院審判調整的空間,各地法院可結合當地融資市場的實際情況,設定相應的利率上限。

  (二)金融機構層面

  1.金融機構除了商業責任外,還應體現社會責任。金融機構應充分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實現更精準的營銷獲客、風險識別、定價,進一步降低風險成本和運營成本,提升管理效率,進而降低借貸利率,讓更多客戶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

  2.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和金融知識教育。金融機構應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第一,對金融產品進行更透明的信息披露,充分保障客戶的知情權。第二,在金融產品充分信息披露的情況下,要相信客戶是理性人,讓客戶自己選擇產品而非強制干涉,充分保障客戶的自主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第三,應嚴格保護客戶隱私,充分保障客戶的信息安全權。

  金融機構可通過宣傳講座、設立諮詢熱線和線上互動平臺等方式進行金融消費者教育,引導客戶樹立正確的金融理念,增強客戶對產品的認識和理解,防止客戶產生非法借貸行爲等,進一步提升客戶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附:世界銀行關於利率上限的研究及日本的相關實踐

  一、世界銀行鍼對96國利率上限的研究

  2018年,世界銀行開展了《利率上限理論與實踐》研究。針對96個國家的利率上限調研發現,其中76個國家採用利率上限管制,而這76個國家佔全球GDP的80%。但這些國家並非簡單使用一個絕對上限,而是基於借貸金額、期限、類型、借款主體與行業類型等設定差異化上限。而設定利率上限的目的在於:一是保護金融消費者,大部分發達國家出於此種目的;二是降低市場實際利率。

  1.利率上限分類

  針對利率上限,各國採取多維度進行分類,包括:1.貸款類型(狹義的包括髮薪日貸款、信用卡、抵押貸款等;廣義的包括消費貸款、小額貸款等);2.利率上限數量(採取單一上限/多種上限);3.計費方式(基準利率的倍數/固定價位);4.基準利率(央行利率/市場平均利率);5.法律約束力(低於/高於市場貸款利率)以及是否包含費用等。

  2.利率上限的影響

  研究表明,利率上限的設定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一般而言,設定在遠高於市場水平的利率上限,不會對市場產生重大負面影響,且有助於限制正規金融機構對普惠人羣提供掠奪性利率的行爲;而設定在較低水平的利率上限,則會顯著減少市場信貸供給,並且這種信貸供給的減少是不均衡的。小微企業、高風險借貸人羣受到的影響明顯更大。信貸供給向大型企業、有政府背景的市場主體傾斜;而小微企業、高風險借貸人羣將被迫轉向非正規機構,面臨更高甚至非法的借貸利率,與制定利率上限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馳。

  二、日本關於利率上限管制的實踐

  2006年,日本政府修訂了《貸款商業法》,將年利率從29.2%降低至15%-20%,並限定個人信貸上限不得超過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其政策帶來的結果是:日本信貸公司數量由2007年的1.18萬家,下降至2016年的1926家,減少約80%;無擔保貸款業務總量由2007年的8.1萬億日元,下降至2013年的1.8萬億日元,減少約78%。從貸款人羣看,受到利率上限影響最大的是小微企業主、自由職業者及低信用人羣,而這些人恰是最需要信貸服務的人羣。對比有固定工作人羣的貸款申請拒絕率(35.3%),小微企業主的貸款申請被拒絕率高達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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