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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迫启动内循环会带来什么?

http://finance.sina.com   2020年07月30日 16:00   北京新浪网

  中国被迫启动内循环会带来什么? 

  世界工厂能够内循环吗?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内循环”这个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提起。

  什么是内循环呢?它其实是相对于“外循环”而言的。

  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件最终的消费品,从原材料的挖掘、提炼到中间商品,然后到最终人们可以在衣食住行中消费,往往都需要经过一系列长长的产业链的打磨。而消费完之后,人们得到了新的补充,就可以进行下一轮的生产;如此周而复始,就可以称之为完成了一次循环。

  所谓内循环,就是整条产业链,包括消费端都在国境线之内。

  以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4亿国民,打造出从头到尾全部立足国内的全产业链也无不可。但是内、外循环的区别,不仅仅在于规模,对于一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产业结构调整,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14亿人口国家的内循环,和14个一亿人口国家的外循环有本质的不同。

  其区别就在于,国境线内外的人们,并不拥有同样的目标。科技无国界,但是产业结构、竞争环境和公共支出有国界。

  让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A和B。

  假定这两个国家什么都一样,是完全对等的。

  现在A国突然出现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天才,什么都会,什么都懂,一天可以解决几十个世界级的难题。显然,这个人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金贵,价值非常高。

  那么,围绕着这个人的科研和技术团队,因为有了主心骨的存在,也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毕竟给天才打下手,也是节省了天才的时间。久而久之,就会有更多的普通人因为加入这个团队,而获得了更高的报酬。

  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继续推而广之,既然同样是科研团队,A国的团队有了天才的存在,创造的价值增加了,那么为团队中的每个人服务的其他行业的人员,其实也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可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于是A国人就会更愿意去追逐这些高收入的工作,因为人的数量是有限的,必然就会造成愿意从事其他相对价值比较低的工作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有很多低价值的工作就是需要人来做的。怎么办呢?

  这些低附加值的工作,就会外包给B国。而有一部分无法外包的服务业,比如水管工、快递员等等,因为其服务的客户总体来说能够创造的收益比B国更高,于是也能够获得一部分来自于本国这位天才“溢出”的价值。

  最终,本来没有收入差距的A和B两个国家,就因为A国这个天才的出现,出现了即便同样是水管工,同样是快递员,A国的收入比B国的更高、更富有的局面。

  如果现在因为某些原因,A、B两国转入内循环,会有什么局面呢?

  损失是相互的。对于A国而言,原本可以转去B的产业无人接手,这意味着A国只能进行国内分工,必然会有相当一批A国居民不得不继续从事这些处于产业链下游和可替代性较强的工作,所以A国的平均收入降低了,这是A国的损失;同样的道理,B国居民也无法接到A国所“溢出”的工作,这也是B的损失。

  简而言之,之前是A和B共同做一块大饼,现在是A和B分别各做一块小饼,两块加起来还没有之前的那一块大。

  产业结构的启示

  上面这个故事可能不太现实,因为现代科学体系之庞大,已经很难出现如此惊世绝伦的天才了。但是如果把上面这个“惊世骇俗的天才”换成优势产业和优势科研领域,故事就没有那么神奇了,但是更贴近现实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人感慨发达国家体力劳动者的薪水高——都是做一样的体力活,连修水管的收入也能差五、六倍。这多出来的溢价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来自于两点:

  1. 国内高水平的产业升级所带来的丰厚利润的溢出效应;

  2. 国界限制了其他国家国民的进入,也成为了这种溢出效应的护城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工厂”是一个阶段而不是目的。英国、德国、美国和日本都曾经是世界工厂,但它们不断把自己低附加值的产业往外送。

  因为国界的存在,不同国家国民之间享受到的福利和待遇有了很大的区别,而每个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要优先提高的,也是本国国民的福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提高,就是来源于上面说的产业升级的溢出效应。

  而随着优势产业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的吸收,低附加值的产业会越来越多地被挤到外国,从而地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外”循环。

  这本身是一个产业调整的过程,就像蓝鲸吸水一样,通过不断地吞吐,把精华——也就是附加值高的产业留在本国,而把其他的因为劳动力短缺、附加值低的产业推向离岸市场。

  那么中国到底是上面故事中的A国还是B国呢?其实兼而有之。

  如果把中国当作A国,也就是有低附加值的产业向外输送的国家,那么在输出受阻之后,就会朝着国内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域,比如说中西部区域转移。

  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如果中西部不是企业的第一选择,而是因为外部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应变策略,那么这意味着企业成本的提高,而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企业运营门槛和兼并可能性的增加,这从产业层面来说,就会带来行业局部垄断的可能性,而这可能会对竞争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外向而粗犷的。因为海外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中国本土的劳动力优势,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怎么挖掘潜力,就可以从海外大量获利。

  这当然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也导致了对内需,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忽视。通过将一部分原计划迁到东南亚的工厂和设备投入到中西部,可以增加中西部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而增加企业的动机去深耕当地的市场。

  所以从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来说,虽然损失了一部分企业效率,但是让区域的发展更加均衡,中长期来看,未必是一件坏事。

  在区域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资源的诅咒”。

  比如说当一个地方的食物随便就能从树上采集到的话,人们往往就懒得去精耕细作了。 这一点在贸易上也是一样的,因为之前外贸的利润太丰厚,所以很多提高效率,细分国内市场方面的工作就被忽视了。像有很多小城市的好产品,因此得不到机会走出去;而很多国外品牌却因为固有的印象,挤占了质量相当甚至更好的国内产品的市场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循环,会让一部分有潜力而没有机会的国内企业成长起来,也会倒逼很多企业开始深耕国内的市场,从而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

  而如果把中国当作B国,也就是承接其他国家高附加值业务的制造端——这也是“世界工厂”称号的最初来源。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外包,往往也伴随着技术的交流和扩散。很多沿海的小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也都是受益于这种扩散。如果这种交流和扩散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了,那么对于中国自己的产业升级速度,显然会产生影响。并且企业的研发成本将不得不应激性提升,来解决更多生产中的问题。

  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也可能会倒逼中国自主产权的研发,企业将不得不增加研发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以尽快补齐产业链中的缺口环节,提高产业链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所以,在中国既是A国又是B国的情况下,需要权衡内循环引发的经济冲击:一方面是更有利于市场的精耕细作和刺激研发;另一方面则是企业成本的增加和进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因此带来的市场集中和对小微企业的压力。

  而小微企业的活跃度往往决定着民间经济的活力和就业市场,所以,普遍提高国民收入,不拉大贫富差距,是内循环直接面临的问题。

  结语

  从长期来看,全球化依然是趋势。70亿人口世界级市场互通有无所产生的巨大收益,超过所有国家内循环的总和,这也是商业本身的意义所在。

  所以,内循环诚然是应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应变之举,但也不妨看作是一个契机,来整顿过去外向型经济所带来的粗犷之风,更好地打造企业的“内功”。

  等到一切再次好转之后,中国就可以带着更规范化的市场和企业,继续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布局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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